先驱风范驻心间——回忆在任仲夷同志
身边的日子（中）
李次岩
1982年，任仲夷陪同邓小平同志在广州视察
上世纪80年代初，当中央希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 “排头兵”时，经过反复斟酌和慎重考虑，选中了任仲夷担任领军。1980年11月，任仲夷受命调往广东工作。在他主政广东期间，我有幸在他身边担任秘书工作，亲身感受到他在带领广东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坚持改革开放的胆识与风范。
解放思想 勇立改革潮头
仲夷同志到广东后，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当时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8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他要求广东的社科界对这个问题认真研究。
1982年5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郑炎潮，大胆地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论文寄给仲夷同志。他看后很感兴趣，亲自打电话给学校研究生院办公室，说要找小郑。办公室人员根本没想到打电话的是省委第一书记，说小郑不在，有什么事我们转告吧。仲夷同志说这个事可没法转告，必须和小郑本人面谈。
第二天，仲夷同志在办公室亲自约见了郑炎潮。郑炎潮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仲夷同志认真倾听后说：“现在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还怎么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体经济有一个‘8人规定'，但是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应该叫什么？我们也没有想好，你的论文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我们还要围绕你的这些观点，给它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就叫作‘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此后，广东省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并组建广东省和广州市个体私营协会，同时划分皮具、服装、美容、饮食、眼镜等行业分会。西湖路灯光夜市、一德路咸杂干果市场、文园电器城等专业市场纷纷成立。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也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1982年，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试营业。这是中国内地出现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由香港霍英东先生投资，设计楼高四十多层，是当时广州的最高建筑。
宾馆试营业时宾客盈门，备受瞩目。可好景不长，尴尬事接踵而至。当时，不少广州人还没有见过牙签、餐巾等一次性用具，顺手就拿走了；酒店卫生间的手纸也成了“抢手货”，一天要补上几百卷；一些时髦青年穿着带有铁掌钉的皮鞋在宾馆大理石地面上随意踢踏，留下了难以修补的斑点……宾馆不得不有所规定：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皮鞋掌钉者禁止入内。一时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对白天鹅宾馆口诛笔伐：根本不合中国国情，倡导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歧视国人，是旧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
苦恼中的霍英东决定在白天鹅宾馆请任仲夷吃一顿饭。当时，有人劝仲夷同志说，这种场合还是不要去了吧，你吃一顿饭，人家就会说你与资本家穿连裆裤，是把兄弟。仲夷同志不为所动，坚持应邀到场。席间，霍英东请任仲夷题词。仲夷同志稍稍构思，提笔写下了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白天鹅”起飞之后，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利铭泽、李兆基等港商投资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也先后落户羊城。1985年，中国公布了内地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共5家，其中有4家在广州。
仲夷同志主政广东期间，注重解放思想，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结合广东实际进行了大胆改革。外贸改革，突破独家经营，打破大锅饭；物价改革，按价值规律办事，放开猪、蛋、鱼、菜的统一购销；投资体制改革，改变单靠财政拨款搞建设，用“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等办法集资搞建设，使广东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极大促进了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
称职的人大代表和党代表
仲夷同志是第一届、二届、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对于全国人大代表这个身份看得很重，特别珍惜。
1985年3月下旬，我随仲夷同志参加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提交给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稿提出，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和经济发展总的形势是很好的。但在1984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对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信贷增长过猛，一些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乱提工资、乱发奖金、津贴和实物，再加上乱涨价等不正之风的影响，致使部分商品价格上涨。会前有关文件把这几个问题列为“几股不正之风”。
仲夷同志认为，改革前进中的问题，必须在继续改革前进中去解决。对于各种不正之风，应具体分析，划清政策界限，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不能把产生不正之风的原因归咎于改革。在纠正不正之风时要保护广大干部群众改革的积极性，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想改革的，真正搞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的是少数人，不能因为少数人挫伤大多数人改革的热情。他说，作为人大代表，他有责任在会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他交代我根据他这个意思起草一个发言稿，并在此基础上准备一份新闻稿。我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呈送给他，他阅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并认为太长，叫我重写。我花一天时间再写了一篇，他看后叫我再写短些，并对我说：写文章就像喝一杯糖水，水越多糖水越淡，水越少糖水越甜，文章的意思就这么多，越长越没味道。我很受启发，对稿子精雕细琢，压缩到不足1000字。这次他比较满意，但还不放心，叫我当天晚上到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俊生同志（后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家中再审一下稿。陈俊生同志认真地看了稿子，改动个别词句，当我拿着修改后的稿子返回住地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仲夷同志还是中共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正式代表。这期间，他除九大没参加外，其余各届都参加了，差点取得全国党代会的“大满贯”。没参加九大，是因为当时正在“文革”期间，他已被批斗（他笑称自己是“全国被批斗冠军”——共被批斗了2600多场），后下放农村劳动。我想，他没取得这个“大满贯”毫无遗憾可言，反而恰恰显示了他不向极“左”路线低头的铮铮风骨。
记得仲夷同志在出席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应王恩茂同志之邀到新疆考察，返回途中经嘉峪关乘飞机到兰州转机回广州。他在嘉峪关机场候机室候机时，当地负责同志闻讯赶来，知道他从未到过嘉峪关时，便极力挽留他在嘉峪关逗留一两天参观一下。我和裴广明同志（原警卫员后转任秘书）都觉得既然到了嘉峪关，不顺便看看很可惜。小裴劝他：“还是看完再走吧。”他问小裴：“是参加十三大重要，还是参观重要？”小裴马上知道自己说错了。当地负责同志劝说了一个多小时，仲夷同志还是执意要走，最后我们也没在嘉峪关停留，按照原计划登机返回了广州。
在十三大上，仲夷同志忠实履行了一个党代表的义务，十分认真地审议了十三大报告稿。他认为，报告征求意见稿完全没有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妥，建议加上这方面内容。后来报告稿加上了一句“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在讨论报告稿时发言：有这一句虽然还不够，但比完全没有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好多了。这次大会的报告是总结改革开放9年来的实践经验，重要的是使全党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更加注意自觉地掌握和运用价值规律。
他还在讨论发言时提出：报告稿中“也不要把思想解放过头一点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不确切。因为正确的东西是不能用“过头”来说的，“过头”了就不是正确的东西了。小平同志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说解放思想过了头，那就等于说实事求是过了头，这是讲不通的。如果随便指责“思想解放过头”，不利于人们在改革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还容易使人产生一个错觉，似乎强调思想解放，就有可能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他建议，把这一句改为“也不要把思想上一时对改革要求过急，或在改革实践中因急于求成或缺乏经验而出现的一些失误和偏差，就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后来，中央吸收了他的意见，在正式发表的十三大报告中，这一句修改为“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淡泊名利 一退到底
1985年，我随仲夷同志参加了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两个全会中间还有一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几个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关于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将要退出中央领导机构，很多人对仲夷同志的去留格外关注。
记得有一天晚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光英偕夫人匆匆赶来。王光英同志一进门就先献上一束鲜花，然后紧紧拥抱住他说：“仲夷同志，广东不能没有您啊！”仲夷同志笑着说：“广东没有我照样能干好，放心吧。”王光英同志又说：“您要是不当省委书记，至少也要当个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吧？”仲夷同志回答：“我要是当了省顾委会主任，如果不顾不问，新班子觉得不好；如果我又顾又问，新班子更不好办，还是不当为好。”
他退下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吩咐我从北京飞回广州，把他在省委大楼的办公室腾出来，让给接任的省委书记林若同志使用，他在省委机关不保留办公室（没有规定要求他不保留），把工作地点搬到自己家里。他还向省委新班子表示，不参加常委会，不干预新班子决策，希望新班子大胆工作。他的举动得到省委机关上下一致好评。
（未完待续）
（作者曾任任仲夷同志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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