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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日子 [打印本页]

作者: 福建老秘 时间: 2009-3-17 19:34
标题: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日子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日子

吕聪敏

最近，有一些年轻的秘书工作者给本刊来电来信，希望能多宣传、介绍一些老秘书工作者的经验、体会和心得，以便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我们认为，广大老秘书工作者的奋斗历程、丰富经验和人生感悟，的确是做好秘书工作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借鉴和传承。为此，从本期起我们开辟新专栏《老秘书谈心录》，开篇连载曾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后又为李鹏总理担任过10年秘书的吕聪敏同志的系列谈心文章。这些文章内容生动、说理透彻、情感真挚，读来令人掩卷遐思，受益良多。我们希望更多的读者从文章中得到启发和教益。——编　者　

1963年夏末秋初，我结束了南开大学为期5年的学习生活，分配到外交部工作。

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往往是因某种机遇，不一定都是必然的。在校时，我的就业预期是留校当老师。我当时很羡慕同班同学高秋福考上了社科院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洋诗歌，但我自知缺乏这方面的文学才华；我也曾羡慕张宝生同学提前调出来到澳门学葡文，可我也清楚这种幸运的机会实在太少，很难落到自己头上。然而在大学四年级开始不久，外交部为物色出国干部人选到一些重点高校提前招人，一校一人，拟用一至二年时间在原校定向培养。我却有幸被选中，喜出望外。这完全得益于当时南开大学校、系领导对我的信任，是南开把我送上外交之路。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去外交部报到的情景。干部司的老曾负责接待，他亲切地对我说：“欢迎你。你们这批同志是为驻外使领馆准备的干部，编成了一个出国人员培训班。其他人都已报到，就等你了。你就当班长吧。”就这样，我等一班人被安排在位于北京化工路附近的外交部东郊农场集中学习，等待分配。使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进部不久就参加了一次全部人员大会，听陈毅外长讲话。讲话的详细内容记不清了，但主要精神是忘不掉的。他给大家简要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外交干部加强学习，树立外交工作的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要有一辈子干外交的思想准备和奉献精神。陈外长在廖承志、章汉夫等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大家面前的情景，部里的老同志当然非常熟悉，可对我们这些刚入部的小青年来说，着实感到新奇、兴奋和幸福。陈外长的讲话使我受到震撼，使我第一次把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当学生时不可能完全认识到的社会责任，开始在自己头脑中思考着。

为期不长的集训，主要是听取关于外交部各司工作基本情况的介绍、学习外交人员守则等。参与集训的17名同志，涉及各主要语种，有两位英语本科毕业生因工作需要改学非洲小语种，如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等。培训班里的同志学习时都处于待命状态，出国时间先后不一，谁的手续办好谁就先走，几乎隔几天就举行一次欢送会。我这个班长与北大的陈宝树同志是最后离开的，目的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

刚出校门就出国门，环境差异之大可想而知。经过6个昼夜的国际列车旅行，我们抵达莫斯科，休息一天后转乘飞机到了伦敦。到馆最初的日子很不适应。馆内人手紧缺，我准备接替的戚名琮同志是位英语一流、经验丰富的“老北外”，已在馆工作8年，即将回国前夕却不巧患病住院，我这个“接班人”就懵然提前上阵。我的分工是在办公室搞礼宾，对外称馆长“私人秘书”，负责联络和处理一般性的对外事务。第一天上班连续接听了七八个电话，有求见馆领导的，有谈房屋维修的，有发牢骚说我们的车辆停的不是地方、影响人家出行的，有说我们的人员看病欠账的，等等。我听得头脑发胀，竟然没有一件事能完完整整、准确无误地搞明白。一个英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落得如此狼狈，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

事实上，困难还不止这些，压力还在后头。领导让我外出联系事务，多半是送请柬、送信件、发资料，或持鲜花到医院探望患病的友人等。大凡复杂、敏感的事项多由领导亲自前往或派高级外交官办理。要我办的事固然简单，但现场可能碰到的情况是无法预料的，怎么应对就是个问题。在我所接触的人士中，不少是名声显赫的人物，有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逊、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著名哲学家罗素、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等。人家并不因为我是普通外交人员而冷落我、敷衍我，而是把我看作是中国使馆的代表，乐意同我交谈，问长问短，如问中国领导人最近有什么重要活动啊、中国有什么新变化啊，等等。他们也谈及自己的一些往事和与中国的交往，海阔天空，无所不及。记得有次去罗素办公室办事，他拉我坐下聊天，问我是否读过他写的《心的分析》、《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等著作。他还谈到1920年到北京等地讲学的情景以及因反战两次入狱的遭遇等。我还奉派到医院看望病后休养的蒙哥马利元帅，我把鲜花放下，转述领导的慰问后即想告辞，但他老人家执意要留我多呆几分钟。他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被封为‘阿拉曼子爵'吗？”他看我回答有点迟疑，即说：“二战开始时，我率第三师到法国作战，1942年指挥北非第八军，在阿拉曼击败隆美尔的德、意军队，因有战功，就在1946年给我封了这个爵位。”他说完就哈哈笑起来。接着他同我谈起1958年离职后对中国的两次访问，特别是他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李约瑟博士是《中国科技史》的作者，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竟有如此精深的研究，实属难能可贵。我与博士见过两次面，在场的还有他的学术合作伙伴鲁桂珍博士。由于我对李博士的著作了解甚少，无法进行深入交流。约翰逊教长是西方宗教界为数不多的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和他的夫人访华回国后写的书，以其生动、通俗的语言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变化，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难得的读物。两位老人渴望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而我给他们通报的信息，既说不上详，也谈不上新。

我的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在自己内心留下深深的遗憾。这使我感到，从大学生到从业人员的角色转换必有一番艰难的过程。转换顺利与否，关键看头脑是否清醒，对自己是否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大学的教育给我们打下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还不可能厚实，但它的价值在于给我们提供了进入人类智慧殿堂的契机和条件。志向加勤奋才是成就事业的根本。有志向但没有勤奋的支撑，志向是空的，就不可能掌握开启智慧殿堂大门的钥匙。我参加工作初期经历的这些尴尬、窘迫和压力，主要源于阅历的局限、知识面的狭窄、文化底蕴的浅薄和经验的不足。硬着头皮仓促上阵，自感与这些名人对话状态的不对称、不协调。

但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没有选择气馁和退却，而是从头做起、迎难而上，把困难当作社会给我开出的学习题目，下决心花比别人多出数倍的时间去学习，去弥补。缺什么，学什么、补什么。但怎么样学和补呢？我的办法是从实际出发确定重点，首先选读包括上述各位人士在内的英国政要和名人的传记，从中了解英国的历史、政治和人文状态。尽可能地多读英文原文，如有中文译文，也找出来对照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居然渐显其效，日进有功，脑子里的知识积累多了，思路开阔了，谈话的资源丰富了，自信心也随之增强了。在我面前慢慢展现出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境界。

（作者系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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