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中启动
——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亲历记（上）
孙中范
四届人大是十年动乱中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从筹备到召开历时五年，其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充满着令人应接不暇的悬念和变数。本文作者作为亲历者，为我们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章展示了周总理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同时反映了秘书工作者在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编 者
从1973年9月至1975年年初，我作为中央组织工作小组值班室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组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四届人大后两次的部分筹备工作，亲历了四届人大两次筹备工作和一次会议的全过程，这在我一生中是非同寻常的经历。
根据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为四年（1975年宪法将任期改为五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
重新启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1970年年初，中央开始着手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但由于不久发生了庐山会议风波和林彪事件，这项工作被迫停顿，一直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闭幕之后，才重新启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组织工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是代中央起草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1970年第一次筹备时，中央政治局曾经讨论通过了周总理亲自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纪登奎传达周总理指示：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可以1970年的《决定》为基础，作适当调整，既要考虑各地人口分布，又要照顾经济发达的省、市，增加一些代表名额。同时，周总理还提出要多留一点机动名额，以解决代表选举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后来增加的一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都是用机动名额解决的。
值班室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各地的代表名额重新作了测算和调整，代中央草拟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稿）》。
一、代表名额要增加一些，要到2650名或多一些。
总理说：可能达到2700名左右。
主席说：可以。
二、知识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
在保证工农兵代表占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人，有利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分子代表。
三、特邀代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入正式代表，很少一部分放特邀代表，资本家可以做特邀。
主席说：胡厥文也可以做正式代表。增加知识分子代表，要照顾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上海也有。周谷城、谭其骧、苏步青、刘大杰、陈望道都可以做代表。
总理说：除北京、上海外，还有广州、武汉、天津等地也要增加知识分子代表。
根据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值班室对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稿）再次作了重要修改。经过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后报给周总理审批。周总理对这个代表名额分配方案逐字逐句地作了修改，并批准以中央名义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总政治部、中央国家机关发了电报通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当时不仅不可能按照法律进行普选，也没有条件召开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确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协商会议选举四届人大代表。这种选举代表的方法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代表选举的文件下发后，组织工作小组立即召开会议，布置推荐四届人大常委人选的工作。根据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的精神，值班室草拟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草稿）》，将人大常委委员名额按地方、军队、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四大块分配。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对这个方案草稿进行了讨论。会后，他将修改后的方案草稿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方案。根据方案，各有关单位抓紧工作，很快就提出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人选的推荐名单。只是民主党派的人选迟迟定不下来，中央政治局曾委托王洪文、张春桥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但由于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情况知之甚少，认识很不一致，讨论多次，名单还是定不下来。张春桥只得说：“我们都不了解情况，还是请总理来搞吧！”
纪登奎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带病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统战部及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从早开到晚，周总理一边吃饭，一边讨论，一个一个把名单定下来的，连名单的说明都是周总理逐字逐句推敲审定的。
在周总理直接领导讨论确定的这个名单中，包括后来当选为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还有荣毅仁、史良、王淦昌、贝时璋、白寿彝、华罗庚、严济慈、沙千里、陈望道、罗叔章、胡子昂等一批知名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代表。
筹备工作因故再次推迟
10月中旬，根据周总理指示，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的组成原则和拟定建议名单的办法。会后，中央各有关单位开始提名，由值班室汇总各单位提出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
可是由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再一次被推延。
值班室成立时，国务院值班室为我们办了出入中南海的证件。由于紫光阁在中南海北区，中央警卫局批准我们进出中南海北门或西北门。中南海警卫制度非常严格，刚开始进门时警卫要检验证件核对姓名后方可进入，后来警卫对我们都熟悉了，每次进出都放行。
这天上午我们仍按纪登奎的布置，仔细校核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并讨论修改了说明。按惯例，当天下午，纪登奎、郭玉峰、吴庆彤、周启才等一定会来紫光阁办公，审定印好的文件。可是他们没有来，而且一连几天都没有来。
后来，从国务院值班室听说，
1974年9月下旬，纪登奎派国务院值班室王书明和我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到内蒙古检查落实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情况。
我到紫光阁后看到值班室的同志们早已报到，正在按分工紧张地工作着。这时纪登奎也在紫光阁办公，他见我回来了，就在会议室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他严肃地对我说：主席已经决定在今年内召开四届人大，现在筹备工作到了关键时刻，你们值班室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精心细致，想问题办事情要周到，绝不能出纰漏。当晚，我们开了值班室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传达了纪登奎谈话的精神。
此时毛主席正在武汉。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周总理纠正了我们的差错
没想到，我回京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发生了失误，教训十分深刻。事情的经过是，1973年协商推举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经过一年多时间有些变化，中央决定在这个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按比例减少一些名额。我回京前，值班室对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名额按比例减少做出了调整方案，并经中央批准给各省、市、自治区发出了电报通知。不料，中央电报通知刚发出，就接到湖北省给中央发来的请示电报，说他们协商调整代表有困难，要求增加一个代表名额。值班室接到湖北省电报后经过商量认为，中央总的精神是减少代表名额，他们刚接到电报还没有酝酿具体代表人选就要求增加代表名额，理由不充分。根据值班室讨论的意见，我草拟了中央给湖北省的复电草稿，强调中央总的精神是减少代表名额，不再给湖北增加代表名额。复电草稿经纪登奎审阅后送周总理审批。
两天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调整四届人大常委人选方案。会议开始前，周总理一进福建厅就问起湖北省要求增加代表名额的电报和复电稿的事。他说：张体学同志（时任湖北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原湖北省省长）向来是顾全大局的，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他们绝不会无故向中央要求增加代表名额。我算了一下，按减少名额的比例计算，给湖北省的代表名额可能少算了一个。因为中央电报通知是在我回京前发出的，我没有直接算过比例，听了周总理的话心情十分紧张。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提醒，不知其他省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于是，周启才和我一起对各省的代表名额重新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有六个省少算了名额。我把复核的结果报告周总理和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立即指示，在中央处理问题一定要认真细致，实事求是，要给少算的六个省发个电报，并且说明因中央计算名额有误，分别给他们增加一个代表名额。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立即起草了给湖北等6个省增加代表名额的电报稿，周总理当场签发。
这件事的发生对我的触动很大，散会后我从人民大会堂回到紫光阁，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因为值班室对代表名额计算上的失误，牵扯了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精力，心里十分内疚；另一方面，对周总理那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十分感动。他不仅带重病坚持领导繁重而复杂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就是对一个省的一个代表名额这么具体的事情都那么认真细致。这使我从周总理身上学到了很多平时学不到的东西，实在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于是我连夜写了一份给纪登奎并周总理的检讨报告。
第二天一上班，值班室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会，我传达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及周总理处理这件事的全过程，并宣读了我的检讨报告。大家对周总理处理事情的态度十分感动，并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认真负责，绝不能再出纰漏。为此值班室作出决定，今后所有上报的材料都要经过三个人仔细核对后才能发出。从此以后，经过大家的努力，值班室的工作再也没有发生失误，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经过中央和各地的努力，到1974年12月上旬，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军队都顺利地召开了协商选举会议，选出了出席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后来，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又相应增加了一些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代表名额。原先确定的代表名额为2700名，最后实际选出的代表是2885名。（未完待续）
(作者系原中国工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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