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治学的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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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钱学森秘书的故事（下）
涂元季
f r% I. E+ v0 k/ N, h 7 r+ t5 D5 O6 Q! ?钱学森是一位孜孜探索的科学家，他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不断攀登、刻苦攻关的品质给每一位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关于给钱老当秘书的感想和回忆，过去我曾给《秘书工作》杂志写过几篇文章。这里，我再讲一讲钱老严谨治学的故事。
一生都注意资料积累
当秘书要注意积累资料，这是钱老经常教导我的。作为一名严谨细致的科学家，钱老一生都注意收集和积累资料，给我们这些秘书人员作出了楷模。
他早年在美国做了20年学问，据我们统计，前后写了51篇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钱老随他的老师冯·卡门到德国考察喷气和火箭技术，回美国后他们为国防部撰写了九卷本《迈向新高度》的考察报告，其中有五卷是钱老执笔的。1954年，钱老在美国出版了专著《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物理力学》的讲义稿，回国后才出版成书。所有这些文稿的手稿，他一片纸也没随手扔掉，而是完整有序地保存下来。按他的好友，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F·马勃（F·Marlber）教授的话说：“一位科学家长达20年的学术论文手稿保存得如此完好，这在世界上也是极少见的。”这些手稿经过挑选，在2000年12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凡见过《钱学森手稿》的人，无不为钱老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而惊叹。可以说，它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范本。
钱老注意积累资料，对他的学术研究大有帮助，使他获得了许多在实验室里无法得到的东西。钱老在美国虽然从事航空和火箭技术研究，但也非常注意学习和收集美国核技术方面的资料。核技术在美国是一个极为保密的领域，只偶尔在一些杂志或报纸上透露点滴消息。钱老是个有心人，凡是他能看到的信息都剪下来，分类粘贴在他的资料簿上。几年下来，他居然收集了厚厚10大本，内容涉及美国核技术的方方面面。除了原子弹所涉及的核裂变反应，甚至还有更为机密的涉及氢弹技术的核聚变反应。虽然这些资料都是点滴的、孤立的，但长期积累下来就全面而系统了。经过消化吸收，他在回国前夕还写了一篇“热核电站”的论文。回国后所著《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中，也有“原子能火箭发动机”一章。我想，钱老所掌握的美国核技术资料，也是美国情报部门在他回国前检查他行李时十分严格的重要原因。美情报人员曾污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准离境”。
正因为钱老在美国注意收集整理和学习研究核技术资料，使他具备了丰富的核技术知识。1956年，在制订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中国科学院请他作报告，大家都以为他会讲导弹问题，但他一张口却说：“我今天不讲导弹问题，专门讲讲核技术和核武器。”一句话说得听众目瞪口呆。几十年后，很多人对他当时的报告还记忆犹新，说他作了一个精彩的核技术报告。在我国“两弹结合”实验中，作为导弹技术负责人的他，由于又懂得原子弹技术，能够充分理解核武器专家们的意见，对协调“两弹结合”中的技术问题，发挥了无人替代的作用。
我国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胜利完成后，钱老陪同聂荣臻元帅从导弹发射基地来到导弹落区的核试验基地，核武器专家们看到钱老来了，便要求他给大家作一次核技术报告。钱老开始表示：“你们都是核专家，我是外行，不能班门弄斧。”聂荣臻元帅劝他说：“大家要求你讲，你就讲讲吧！”在这种情况下，他稍作准备，在核试验基地礼堂讲了两个小时，并回答了大家的各个提问。对于这次报告，专家们的评价是：“钱老站在核领域之上来看核技术，有些问题比身处核领域的人看得还清楚。”
钱老这种注意收集和积累资料的做法始终坚持着，对我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我从开始给他当秘书起就注意积累资料。钱老的各种批示、就工作和生活问题给我写的便笺、给来信人写的回信等，我都统统保留下来。批示和回信往往要发出去，我则留下复印件。当然，钱老成篇的讲话和论文我更是精心收藏。
关于资料收集工作，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不要轻视任何一个点滴信息。因为资料的用处往往不在眼前，而在往后。眼前认为没用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如果随手丢弃，等到需要用时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整理出版《钱学森书信》
资料积累下来要经常整理，不然堆积多了，就会成为一团乱麻。整理资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这对许多秘书来说往往做不到，因为秘书工作总是很忙，有许多事情需要急办，很难静下心来整理资料。我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但钱老给我做了很好的示范，尽管他的工作比我忙得多，但他总是亲自整理自己的资料。他作报告或写论文，从来不临时问我要这要那。
钱老每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光是大小会议发言、简报等，就有几十份、上百份不等，但他每开完会将文件退给我时，总是按序号一份份排列整齐。他平时阅读大量期刊报纸，常年坚持把有用的文章剪下来，粘贴整齐，分类归档。几十年下来，仅简报就装满了600多个档案袋，塞满了好几个书柜。所以他讲起话来，引经据典，总是有理有据，反映出一位科学家的渊博学识。
为了适应钱老的这种作风，我平时就算再忙，也要加班加点，把手头资料整理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十年下来，我手头积累的有关钱老的资料虽然量大，但基本上是有序的。今天，尽管可以用计算机存档，做这类工作比我当年方便多了，但即便如此，也需要经常整理，这样用起来才方便。后来，我们三个秘书没有向总装备部要一分钱，也没有要求领导派人组织专门班子，就凭着我们对钱老的热爱和深厚的感情，凭着我们长年累月的资料积累，用5年时间将钱老的几千封信整理编辑好，印制成10卷本《钱学森书信》，并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对于资料的整理，我的体会是，整理就是研究，或者说整理就是研究的开始。钱老的书信我前前后后不知整理了多少遍。要整理就得仔细阅读，而每读一遍就有新的发现和体会，这些体会即便没有笔录，也深深印在脑海里。所以，在钱老书信集出版以后，我能在较短时间内写出多篇体会文章，向读者介绍《钱学森书信》，这都与平时的工作有密切关系。
“一生干成这一件事也值”
文章要写得好，令钱老满意，让读者感兴趣很不容易。钱老的文章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有精神境界的崇高性，但这种正面的东西弄不好会成为枯燥乏味的说教，年轻人尤其不会感兴趣。因此，要在深刻理解钱老思想的基础上，挖掘出他那富有哲理而又幽默风趣的语言，再加上一些生动感人的事例，一篇理论性文章就有血有肉了。我曾经写过一篇介绍钱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反应非常好，不仅像黄楠森这样的哲学家说好，连年轻人也在网上就此文发帖子，称赞钱老“是条好汉，帅老头”。
文章写得能打动人，作者当然要有点激情。即便是理论性文章，也需要激情和灵感。激情来自何处？来自我们对钱老的热爱！是钱老的思想、品德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所以，每到写文章时，我常常激动得几夜不得好睡，即使在半睡眠状态，也往往在思考文章的结构、切入点，甚至用词和造句等。当然，写文章不会都那么顺利，有时一个问题思考好几天也不得其果。这时我会停下笔，干点别的事情，或者干脆休息几天，而一旦灵感来了，就会兴奋得半夜一两点钟起床动笔。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一气呵成，然后再做推敲修改，翻来覆去，一篇文章往往要修改好几次。
在出版《钱学森书信》的过程中，最难写的是这部书的“前言”。一部浩如烟海的历史性文献，要用几千字概括提炼出来，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这个“前言”，我反反复复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改写了多少遍，甚至写得在办公室休克。此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令人欣慰的是，《钱学森书信》出版后，有读者曾打电话对我说：“读完钱老的书信，再回头看‘前言'，才发现你写得真好。”
写介绍《钱学森书信》的文章，还有一个难点在于，钱老的东西是以书信的形式，分散在3000多封信中。如果就某一问题写一篇文章，就得把他在这些信中分散的论述综合起来，找出这些观点的相互关系，理出个头绪，然后把那些精彩的论述串起来，这样才能写出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钱老在书信中把这种工作叫做对资料的“激活”。资料本身是“死的”，如果你不去整理，不去研究或挖掘，那它永远是“死的”。只有经过人们的研究和挖掘，“死的”资料才能被“激活”。我们将钱老的书信整理出版，并分门别类地写文章加以介绍，一个活生生的“钱学森”就站在你的面前了。总而言之，再好的资料也需要去整理和挖掘，要不然让它躺在那里，永远都是“死的”。
《钱学森书信》的出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总的来说是顺利的，但其中也有曲折，甚至有压力。遇到波折、压力或不顺心的事怎么办？我们的想法是干下去，决不动摇！因为我们深信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出版《钱学森书信》对党和人民是有用的。只要这个大方向没错，即便听到某些议论，遇到一些沟沟坎坎，也要坚定地迈过去。我们的毅力和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告诉我们，“你们这一生哪怕就干成这一件事，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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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总装备部科技委钱学森同志学术助手、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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