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
周有光
" x+ B* h$ Z' h7 I2 L6 Q# @! E编者按:今年2月是我国《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50年来,汉语拼音在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促进汉语拼音的学习和使用,对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特刊发《汉语拼音方案》主创人之一、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的文章,以资纪念。
- s5 |& u8 s# @( l4 ^* K为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秘书工作》杂志的编辑同志约请我写一篇文章,回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我欣然同意。
建国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群众迅速提高文化水平,把研究制订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胡乔木同志具体负责和指导。
六种备选方案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大约在1952年初,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早几年在苏联访问时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具有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台。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月刊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1952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成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固定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不难,但被广泛认可为民族形式极难。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现在已难以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料,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种民族形式草稿的设计者是:吴老(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稿没有进行讨论。
确定拉丁字母方案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取得令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的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实现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于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非常热烈。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以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外群众来信共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形成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 (g、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j、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
“拼音方案”诞生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的情况下进行的。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国务院组织高级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
方案的名称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认为,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日本虽然让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没有在日本成为通用的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周总理在
可是,“拼音”是不是“文字”的问题,有的群众却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群众,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会。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到
中国制订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上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前来我国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婉拒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1924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例如:北拉区分“尖闭音”,“基欺希”写“gi、ki、xi”,“济妻西”写“zi、ci、si”。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19世纪后半叶我国就有人主张使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方案。劳乃宣提出了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实践已经证明,它为推进全国各民族人民实现“语同音”的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些建议的处理
时至今日,还有人提出改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建议。我十分注意这些建议。但是新的建议中很少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略举数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u加两点)破坏了除调号以外不用符号的规则。“两点”上面再加调号,重床叠屋。拼音方案委员会当时的考虑是:“迂”是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单独字母代表它。现在看来,这仍旧是一个问题。有人建议用“v”代表“迂”,经过研究,弊多而利少。近来有人建议,用“yu”代表在音节“吕”、“女”中的“迂”,作为“技术处理”,只在必要时候使用,并不改变方案,其他音节照旧不改,但是都省略两点。这或许是比较可行的建议。
舌尖元音要不要写,如何写,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台湾地区注音符号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这两个辅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员会曾经做过试验,觉得不好,特别是上面还要加上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省略不写,写无点“i”;写“ih”;写“y”,等等。只有现在的办法(写“-i”),比较符合原理,也方便实用。这种写法有语音历史变化和现代“十三辙”作为依据。
调号问题是一个难题。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有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而且跟欧洲文字的“分音符号”也相似,声调有原调,有变调,如何标呢?决定标原调,不标变调(变调可以在语音学书籍中用科学方法标记)。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七八不”的标调方法是实用规范。
调号标在哪里,也是有争论的。标在音节末尾可以区别音节,但是过于松散。标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声调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变化。但是,“iu”、“ui”这样的音节标在哪一个字母上面好呢?这个问题当时方案委员会并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标在后一字母上面,已经约定俗成。
问题很多,不能细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改掉一个缺点往往又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汉语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历程是:从国外方案(威妥玛式)到本国方案(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字母,国外用威妥玛式)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到国际标准(汉语拼音:ISO7098)。这是一个日趋成熟的过程。
50年来的经验表明,《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学习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4 G; _( [' [3 Z$ [ \ K;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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