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已经过去一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一定会深刻地铭记在共和国的历史中。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2020年刚刚过去的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并造成世界性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全力以赴，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有力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2020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新篇章。
无论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还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中，中国作家从未缺席，中国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是满怀激情的书写者。这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一直立于时代潮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人民一道前进。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和民族的危急时刻，中国作家以笔为旗，书写了众多反映人民心声、凝聚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为人民的奋斗、民族的奋进留下炽热而凝重的记录。
今年2月下旬，疫情还异常严峻，对未知病毒的恐惧情绪还在蔓延，一支作家小分队就接受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布置的任务，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我们的五位作家：李春雷、李朝全、纪红建、曾散、普玄，他们深知，历史发生的地方就是作家的战场。他们要到最前线去，到人民中间去，把与病毒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记下来，传出去。那段时间里，好几次，我给他们打电话，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每次通话，我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平日看来是书生的朋友们，此时有着战士的慨然之气。他们早出晚归，奔走于战斗中的武汉，倾听战斗者们的心声，然后，就在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的旅舍房间里，他们写下了大量的武汉故事，鼓舞人们士气，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不仅仅是这支作家小分队，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作家们都在行动，礼赞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英雄，讴歌一个时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样的时刻，文学记录着历史，我们的广大作家也在参与创造着历史。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还有许许多多作家奋战在决战脱贫攻坚的前沿。前不久，我们痛失了李迪同志。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就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去年11月，他去湖南十八洞村采访，今年，他忍受着巨大的病痛，写完了《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写完十三个故事，他已经坐不起来了，他躺在病榻上，对着手机那一边的速记，讲完了另外五个故事。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撑着他，发生在十八洞村、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伟大变革激励着他，在离开人世前向人民奉献了一个作家最后的能量，光荣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一个作家的使命。十八洞村的乡亲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我们会记住他笔下的故事，历史会铭记一个作家的倾力奉献。
到人民群众中去，到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去，在人民的创造中实现艺术的创造，这是中国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共同追求。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专门设立“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实施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在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中大力支持脱贫攻坚题材、乡村题材创作。各地作协也采取各种方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河北张北、贵州遵义、内蒙古赤峰、山东章丘、山西岢岚、陕西梁家河、江西赣州、河南兰考到雪域西藏、南疆大漠，中国作家奔赴全国各地，和人民一起，感受着决胜的豪情，记录着决战的历程。近年来，反映脱贫攻坚伟大斗争、反映新时代乡村面貌的文学作品正在形成创作潮流，一大批优秀报告文学领风气之先，《经山海》《战国红》《海边春秋》等一批小说获得广泛关注。此时此刻，就有许多作家正在奋笔疾书，用从心灵中流淌出来的滚烫文字描绘时代的宏伟气象，到今年年底前，一批反映全面小康、脱贫攻坚的作品将集中面世，这是中国作家向这个奔涌着力与美的时代所交出的答卷。但这并不意味着告一段落了，恰恰相反，对于脱贫攻坚的书写，对于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书写，对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的书写，还仅仅是开始，更高的山峰等着我们去攀登。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召开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静下心来，深入思考，由乡村思考中国，以乡村为例认识新时代，探索乡村题材创作和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的广阔空间。
认识新乡村、书写新时代，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它为我们提供的，是认识世界、理解生活、分析时代问题的根本的立场和方法，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今天的中国作家，要做到对现实有总体的、历史的、全面的把握和思考，就必须从党的最新理论入手、出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面对新时代新乡村，只有深刻领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深刻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刻领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我们的整体视野才能够提升，写作的根基才能牢固，下笔的方向才能明确；才有能力由树木看到森林，穿过生活世界纷繁交错的表象，牢牢把握主流，在巨大的历史运动中认清时代的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让我们的前辈作家们获得了认识时代的思想武器一样，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理解我们的生活的思想武器。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在历史洪流中大浪淘沙、披沙拣金存留下来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建立在对时代的更深洞察、对生活的更深领悟之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捷径，必须要让自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学习领会，不断往更实里走、往更深里去，真正入脑入心、指导创作。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一个作家，要对这个时代的乡村有更深刻、更准确的认知把握，就必须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这个过程中锤炼“四力”。这既是一个态度问题、责任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方法问题。在去年中国作协召开的博鳌论坛上，一位青年批评家谈到了农民的“账单”。她举了柳青《创业史》中的例子，说梁生宝的账单帮助我们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肌体。我在想，今天我们的作家还有没有能力替农民这样算出一笔一笔的细账呢？写一个在乡的农民，写一个外出务工的农民，我们是否能够对他们的收入支出了如指掌？事实上，我们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可能恰恰建立在这些看上去枯燥乏味的细节上。长期以来，深厚的乡村题材书写传统在我们头脑中形成预设的、定型的认知模式，使得我们在面对乡村时，往往轻率地、想当然地展开想象和抒情。精神和心灵无疑是文学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领域，但是，只有当我们对精神和心灵所据以出发和形成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具有深刻而准确的认识，我们的想象才是有力的而不是粗暴的，我们的情感才是真切的而不是虚浮的。
新时代的新乡村，召唤着我们迈开双脚走进去，但走进去不是单向的观看，作家也不是游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我们的知觉结构，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我们大家都是以文学为志业，我们热爱文学，但是，我们决不能画地为牢，把自己限定在象牙塔中，对文学以外的理论、知识，概无兴趣。殊不知，即使书写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你所面对的也是整个世界，这意味着，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科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各种各样的知识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都要成为我们的有机养分，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牧歌或挽歌的方式，猎奇化、景观化的方式，都不足以真实全面地表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用不断更新的眼力、脑力重新认识乡村，写出巨变。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除了身入，更要心入、情入。真正伟大的作家，他的力量正在于其个性的宽阔，他有能力爱自己，更有能力、有热情去爱他人，能够在情感上深刻地贴近人民。在这方面，前辈作家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生活了十四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谈到，“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段话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柳青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从北京到了长安县，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位置，使得他在巨大的历史运动中获得了独特的力量，他是胸怀全局的，他又是接地气的、具体而微的，他知道党中央在想什么，也知道一个农民在想什么，正是在这个作家身上，党和人民“心心相印”。今天，时代变化了，深入生活的方式也与柳青那时有所不同，但是，柳青的根本经验没有过时，一方面胸怀全局、胸怀大势，另一方面身入、心入、情入地深入人民生活，新时代的乡村召唤着新的柳青。
丁玲曾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谈到过深入生活的体会，她说，“在那里要有一种安身立命的想法，不是五日京兆，而是要长期打算，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天地，要在那里找到堂兄、堂弟、表姐、姨妹、亲戚朋友、知心知己的人，同甘苦，共患难。”不是几日游，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是找到亲戚朋友，找到知心人。丁玲是这么做的，柳青是这么做的，在新时代，一个有担当、有作为的作家，也应该这么做。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付出全部的感情，我们才能和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建立密不可分的联系，乡村里的人们才会真正走入我们的笔下，才是活生生的，才能神采焕发。
乡村，究竟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文明的高度认识乡村，强调“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我理解，乡村以及乡村社会，之于中华文明的存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文学界的朋友们大概是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即使是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都在心灵深处珍藏着田野和村庄。我们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作品里与许多村庄相遇,这些地理位置不同，自然条件、风俗文化各异的村庄，成为我们心中乡村的典范，丰富了我们关于乡村的想象和认识，以至于有评论家断言，乡村题材是中国作家表现最为优异的场域。何以如此？为什么众多优秀作家要为乡村画像？为什么广大读者如此珍爱乡村题材的小说？一言以蔽之，中国的根在乡村。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乡土中国”，也就是说，在我们心目中，文学作品里的一个个乡村，其实就是中国的缩影，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的一个根本道理，就是不懂得中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一代一代中国作家，包括我自己，都是通过乡村，通过农民，开始对中国、对时代有了深入的体会，都从或长或短、或直接或间接、或来自亲身或来自书本的乡村经验中获得了丰厚的滋养。
然而，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是否够用呢？在不少作品里，我们也常常看到，作者严丝合缝地踩在前辈作家的脚印上，述说一个记忆中的、几近凝固的乡村。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而乡村似乎是不变的，似乎一直停留在、封闭在既有的文学经验里。这样的写作即使不能说完全失效，起码是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不小的距离。
历史的磅礴运动正在改变和塑造着社会与生活，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对每一位中国作家都是一个根本的考验。当下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就是一场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伟大社会实践，对中国、对全人类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消除极端贫困、让所有人的生活达到基本标准的减贫目标。2020年，这个年份将永载史册，《诗经》里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社会，被渴盼了几千年的梦想将在这一年实现。古今中外，没有哪一次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目的的国家行动，有如此之大的规模、涉及如此广泛的群体、取得如此之多的卓越成果，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人类消除贫困的艰巨斗争贡献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
这几年，我也去过一些乡村，去年去了内蒙古和新疆的农村，也去了湖南的十八洞村，我的感受固然是匆忙的，但也是深刻的、震撼性的。这些乡村召唤着我们的乡愁，从经验和情感上让我们意识到与祖先、与传统的深刻联系，但同时，在村子里，在正为脱贫攻坚而战斗的村民和干部中间，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辛劳和自豪、他们的心劲儿和向往，中国大地上无数个这样的村庄是面向未来的，正在向着新的历史前景展开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创造。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正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通过参与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践，获得对自我与世界的新的认识，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人民的事业，从而完成自我的锻造、主体的重塑。这样的作家，深刻地扎根于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之中，就能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从民族复兴的大局看待现实和未来，就会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而不会仅仅盯着某个局部、盯着暂时的困难，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就能敏感于时代的大潮，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满怀热情，而不会自我隔绝，满足于同行之间的互相唱和、满足于小圈子的内循环。这样的作家，就会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把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作为自己奋斗终生的目标。
只有当作家在历史的洪流中成长为强健的主体，他才能够真正地写好“新人”。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正在亿万民众中创造着无数新的英雄人物，书写、塑造这样的“新人”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光荣使命。
文学创作归根结底落实在人。这样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充分精神化、价值化的，能够成为时代和历史的人格化形象。习近平总书记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塑造典型，书写“新人”，就是要在人物身上挖掘出历史前进的总体脉络与内在必然，呈现出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精神高度。柳青曾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回答”，柳青不是凭空论述出来的，而是通过梁生宝这个活生生的新人形象，呈现给一代代读者。《创业史》问世二十多年后，同样是在陕西农村的土地上，我们又看到了路遥笔下的孙少安、孙少平。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城乡结构的深刻变革、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从孙少安、孙少平的形象中，得到了有力的浓缩与展现。这样的“新人”形象，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承载着作者对时代和历史的理解与洞察。这些“新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时代对话、彼此建构，他们在展开自己故事的同时，也传达着一代人的信念和梦想、呈现着时代的形象与意义、勾勒出历史的逻辑和前景。与此相应的，为了成功地书写、塑造出这样的新人形象，我们的艺术观念、艺术方法，也需要大胆创新。新的时代内容需要新的形式，如何为新时代的乡村现实、为无数“新人”的人生寻找“适配”的表达，这是每一位乡村题材作品的写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课题。
当我们谈论“乡村”的时候，其实远远不止是在谈论乡村本身。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意味着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意味着如潮不息的城乡互动，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指向历史与未来的生成和运动。书写乡村，归根到底，就是写我们命运与共的伟大祖国，就是写我们生逢其时的伟大时代，就是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梦想。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巨大变化，都能够强烈地体会到新时代磅礴澎湃的精神气象，恢弘壮阔的历史前景正在我们眼前展开，在祖国大地上，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我们已有的文学经验，为文学创作敞开着天高地阔的无限可能。我坚信，在这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中，广大中国作家一定能够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书写一部部新时代的“创业史”，登上风光无限的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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