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een.width-333)this.width=screen.width-333' height=375 src="net0810/081018a.jpg" width=500 align=right border=0>关仁山，男，1963年2月出生，河北唐山人，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与著名作家何申、谈歌被文坛并称河北“三驾马车”。
别人说我是个孝子，我的父母从没这样夸奖过我。是父母对我的要求太严格吗？不是。原因是我的家庭，从不把表扬放在桌面，孝心与关爱，都要默默装在心底。
我的母亲是农民，我的爸爸是干部，我的出身怎么会不好呢？“成分”怎么会高呢？这源于我的爷爷，我爷爷在天津的一家织袜厂当过老板，家里的一点土地雇佣了几次民工，这就被划定了富农的成分。我出生的那些天，母亲抱着我，伤感地泪流：“这个孩子，怎么降生在这个家庭？长大了还有什么出息？”我朝着母亲哭闹着。我上学后，这个噩梦就一直困扰着我。别的小朋友都戴上红领巾了，唯独我没有，看着别的小朋友戴上红领巾，欢快地奔跑着，我心里埋藏着委屈，又生出对别人的羡慕。“我生下来就比别人低一等啊！我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出身让我丢掉了欢乐，丢掉了前途！”我心里诉说着，祈祷着，躲进冰冷的小屋祈盼春天的温情。
母亲看出我想戴红领巾，就偷偷用红布给我缝制了一个，到家时，看着没有串门的村人，母亲就偷偷给我戴上。我戴上红领巾，对着镜子照着瞧着，那份高兴啊！母亲却偷偷抹眼泪，我看见母亲哭了，也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母亲鼓励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学习。往后在家里种田，也用知识啊！”无论母亲怎么劝说，我幼小的心灵，还是被这个看不见的噩梦纠缠着，直到初中毕业那年，上级给我家落实了政策，我家被定为“下中农”，我可以和其他小伙伴一样面对生活了。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成份”这个栏目彻底消失了，见鬼去了。
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很少见面，直到搬到唐坊小镇，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才渐渐多起来。在我小时候，影响我最大的还是母亲。母亲在镇上当着妇女干部，耕种着母亲和我的口粮田，还要干一种副业，用浆糊粘合一种水泥袋，然后卖到工厂里去。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是非常勤劳的女人，人缘很好。母亲当过劳动模范。我时常听见邻居或镇上人夸奖母亲，这是我心里值得安慰的。每年过生日，母亲都要煮几个鸡蛋，让我在桌子上滚那么几下，然后才剥开吃。母亲说，这样就去祸免灾。母亲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欣慰的笑。
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看见母亲把饭做好了，碗扣着饭菜，可她的人却不在，我满院子找一遍，也没有找到。我自己慢慢地吃完了，听见院子里有响动，出去一看，母亲正背着高高的一垛柴草，吃力地走进院子，头发都被柴草缠住了。我跑过去，帮母亲卸下柴草，还帮母亲分开一丝丝头发。母亲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拼命干活。我很感动，劝说母亲不要太劳累了。母亲好像没听见我的话。
在上初中之前，我没穿过一件商店买来的衣裳，我穿的所有衣裳都是母亲亲手做的。有一次，我们学校要我上台演出，要穿一件绿色的上衣，母亲就连夜把父亲的旧衣裳改造过来。天亮的时候，我一睁眼，看见母亲刚刚缝制完衣裳。母亲让我快点起来，试穿一下她新缝的衣裳，看合不合身。我穿上母亲为我做了一夜的新衣裳，感觉非常合身，美观舒适。
母亲对我很严格。她不允许我犯错误，特别是人格上的错误。母亲总是叮嘱我说，你先要做一个好人，然后才能干好事业。我问母亲什么是好人？母亲说，起码的善良、诚实和勤劳。
母亲上工之前常叮嘱我，让我放学回家把鸡蛋收起来，鸡蛋换的钱可供我上学买笔和本子。这天，我发现里面有三个鸡蛋。我就偷偷留了一个，跑到街上，跟卖糖果的人换糖吃。母亲回来问我：“今天下了几个鸡蛋？”我迟疑了一下，不敢看母亲的眼睛，回答说：“两个。”母亲没有怀疑我。午休的时候，母亲发现了我书包里的糖，审问我是哪来的？我心里一紧，赶紧撒谎说：“是我给学校割草，学校发了五毛钱，买的。”母亲没有再审问下去，后来是学校老师家访，把话给说漏了。我知道露馅了，低头不说话。母亲用笤帚疙瘩狠狠打我的屁股，我哭闹着，最后还是奶奶进来帮我解围。吃晚饭的时候，母亲慢慢地说：“明山，你要诚实。”当时我的小名叫明山。母亲还说，一个鸡蛋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你犯了不诚实的错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还怎么堂堂正正地做人呢？
一年冬天，我和伙伴偷偷去溜冰。又到对岸去砍一棵槐树做冰排。回来时，我们掉进冰窟窿里，险些丧命。我自己爬上来，不敢回家，冻得打哆嗦。母亲到冰上找我，把我带回家，让我脱掉衣裳，在炉火中烘烤着。我钻进被窝，感觉身上暖和起来了。母亲审问我，我胆怯地交待出砍树的“罪行”，母亲当即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用笤帚狠狠打我的屁股，边打边骂着，砍公家的树是犯法的！第二天，母亲带着我找到镇委会，把我砍树的钱交给了镇上。
1976年唐山大地震，隆隆的声响，把我和母亲惊醒。母亲拽着我就要往外逃，这时母亲拽住我的胳膊，护着我的头，房顶的檩木和砖块就砸了下来。母亲被砸坏了眼窝。我们都被震倒了，多亏有一只箱子放在炕上的东头，房顶直接砸在箱子上，我们被埋住了，但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母亲颤抖着抚摸着我的头。我能活吗？母亲在里面鼓励我，坚持，然后自己喊着：“救人啊！”我也想喊，母亲不让我喊，怕我消耗精力。我喘息着，想哭了，母亲不让我哭，哭也会伤神的。母亲大声喊着，呼救着。邻居纷纷赶来了，很快就扒出了我们。我没有受伤，可母亲的腿和眼窝在流血。后来母亲一直闹眼病，2002年的时候母亲的一只眼睛被摘除了。
我父亲去世后，74岁的母亲很孤独，我让母亲搬到唐山的新房子里住。看着她鬓间的白发，脸上的皱纹，才感觉到我的母亲已经老了。
责任编辑：胡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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