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为此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就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打电话说，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
任仲夷到北京后，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个自我检查。“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惟一一次向中央做检讨。”多年后，任仲夷回忆称。
老一辈革命家在做思想检讨之外，也有不少工作检讨的时候。从这些工作检讨中能看出他们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敢于担当的精神。
战争中没有常胜将军，重要的是失败后通过检讨收获教训。
1937年10月，刘伯承带领386旅奔赴抗日前线，在山西娘子关西南边的平定、阳泉等地遭到日军偷袭，牺牲了近百人。刘伯承说：“我们的力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战士们都是爬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才过来的革命种子……处分、处理是不起作用的！”“部队遭敌袭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责任应由我们负责承担……我要给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他认真地写好检讨，报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
11月，刘伯承指挥386旅在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此后，日军将黄崖底称为“皇军的死亡谷，征服中国的不祥地”，以后再也不敢从这里侵犯西进了。
有时候，也会向下级作这种检讨。1946年8月初，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奉命行军到达泗县以北地区，与第九纵队共同担任攻占泗县城的任务。但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一仗虽然歼敌3000余人，但我方也伤亡2400余人，没有打下泗县城，部队元气受到很大挫伤，失望和埋怨的情绪相当普遍。
陈毅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他给第八师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日常工作中，老一辈革命家也严格要求自己，即便是看来很小的事情，也会认真检讨。
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亲自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老一辈革命家的检讨多是主动认识到失误，主动向上级或者民众检讨。
1952年，南充正在建设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对部分民房进行了购买和拆迁。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一次在检查此项工作时，许多拆迁户围了上来诉说拆迁中的问题。
胡耀邦听取意见后，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因而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
不久后，他又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他写给大会的一封公开信。
他在信中写道，“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他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
老一辈革命家的工作检讨多是公开检讨。建国初期，像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国务院各部部长等高级干部，因为工作失误在报纸上公开检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检讨是当时的平原省委和省政府——就1950年的濮阳聊城运粮事件公开检讨错误，请求中共中央华北局处分。
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在《人民日报》上作了检讨。
也有在地方党报上道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广州卫生状况差，街上多见死猪、死鸡和粪便垃圾。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决定兴建有机肥料厂，处理垃圾和制造肥料。但由于设备不过关，导致损失约100万元（旧币）。1953年，南方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此事，其中就包括了朱光就此事专门做的检讨，对此解剖反思，并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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