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件事情，让不同的人去做，有的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完成；有的人则借助各种工具，用了很长的时间还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呢？关键就是两者的思维方式不同，前者遇事喜欢简单化，后者则拘泥于形式。
有个大家熟悉的故事：有一次，爱迪生让助手测量一个梨形灯泡的容积。助手接过后，立即开始工作，他一会儿拿标尺测量，一会儿计算，又运用一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计算出来。就在助手又搬出大学里学过的几何知识，准备再一次计算灯泡的容积时，爱迪生进来了。他拿起灯泡，朝里面倒满水，递给助手说：“你去把灯泡里的水倒入量杯，就会得出我们所需要的答案。”
助手这才恍然大悟：简单就是高效！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却能给职场人士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凡事应该探究“有没有更简单的解决之道”。
在着手从事一件工作时，要先动脑，想想这件事情能不能用更简单的方法去做，而不是急急忙忙去动手，以致白白忙碌了半天，却解决不了问题。
一些人的思维方法，凡事总往复杂的地方想，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越复杂就越好，以致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事实上，学会把问题简单化，才是一种大智慧。
某大学的一个研究室里，研究人员需要弄清一台机器的内部结构。这台机器里有一个由１００根弯管组成的密封部分。要弄清内部结构，就必须弄清每一根弯管的入口与出口。大家想尽了办法，甚至动用某些仪器探测机器的结构，但效果都不理想。后来，一位在学校工作的老花匠，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法，很快就将问题解决了。
老花匠所用的工具，只是两支粉笔和几支香烟。他的具体做法是：点燃香烟，吸上一口，然后对着一根管子往里喷。喷的时候，在这根管子的入口处写上“１”。这时，让另一个人站在管子的另一头，见烟从哪一根管子冒出来，便立即也写上“１”。照此方法，不到两个小时便把１００根弯管的入口和出口全都弄清了。
第二，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想得越多就越深刻，写得越多就越能显出才华，做得越多就越有收获，而全然不顾现实，一味盲目地追求多，却不知道，只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美国独立前，人们推举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由杰弗逊执笔。当杰弗逊把文件交给委员会审查时，在会议室中等了很久都没回音，便非常急躁。这时富兰克林给他讲了个故事：一个决定开帽子店的青年设计了一块招牌，写着“约翰帽店，制作和现金出售各种礼帽”，然后请朋友提意见。
第一个朋友说，“帽店”与“出售各种礼帽”意思重复，可以删去；第二位和第三位说，“制作”和“现金”可以省去；第四位则建议将约翰之外的字都划掉。青年听取了第四位朋友的建议，只留下“约翰”两个字，并在字下画了顶新颖的礼帽。帽店开张后，大家都夸招牌新颖。
听了这个故事，杰弗逊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后来公布的独立宣言，果然字字珠玑，成为震动世界的传世之作。
可见，“多”不一定就是好。很多时候，“多”是累赘，“多”是画蛇添足，“多”只会使你更忙，更没章法。在工作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样在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何乐而不为呢？
（摘自《好员工不是天生的》）
党内潜规则暴露体制缺陷
所谓的“潜规则”，或叫行规、游戏规则，如今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生活各领域的潜规则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诸如：在少数地方和单位，有关土地批租、金融信贷、建筑承包招标、证照审批、人事安排等，有的人为达到目的，拉拢关系、打招呼，个别的甚 至要行贿受贿、搞权钱交易。
在市场运行中，商业贿赂也已成为一些商人的潜规则，销药得“回扣”、审批得“红包”、贷款得“分成”，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遇事不是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办，总是在这些显规则之外寻求潜规则。
在某些基层党组织内部，也有潜规则存在。在有些人看来，党章规定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而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是彼此心照不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这些“规矩”，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成为实际左右某些基层党组织内部状况的潜规则。按潜规则办事，被称作“政治上成熟老练”；相反被称作“政治不成熟”。党内潜规则使公权变成了私权，变成了权为私所用，或为小集团所用。
党内潜规则的存在，表明我们已有的制度本身也有某些严重的缺陷，制度本身的漏洞和破绽给了潜规则生长的空间。如“选贤任能”、凭实绩用干部，是我们党干部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上，一些人往往需要通过行贿、走后门、拉关系才能谋得心仪的职位。正是制度上的不健全，才使某些潜规则得以盛行。
党内潜规则破坏了党内一些制度性的规则。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由于潜规则的潜入，就出现了暗箱操作、破坏规则，损害了公正性和严肃性，破坏了党纪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危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摘自《北京日报》）
我们总是用简单的办法搞建设
有识之士指出，没有继承的发展是走不远的
《人民日报》1月15日刊登冉永平的文章说，1月7日，24层的青岛铁道大厦被成功爆破。而此前一天，号称西湖边第一高楼的一栋22层大厦也成功爆破。让人遗憾的是我们高超的爆破技术摧毁的建筑太年轻，青岛铁道大厦15年，而杭州的22层大厦只有13年。
除了规划短视的原因之外，长期以来，我们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破旧立新，信奉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从小就熟悉用一张白纸来阐述后发优势。但是，一张白纸随心所欲涂抹惯了，不是白纸就不会作画。于是，每次建设都免不了要先把那些碍手碍脚的旧建筑抹去。
某市要扩建火车站，百年前德国人建设的老火车站就变得碍手碍脚。德国人听说要炸他们设计的建筑赶紧跑来干预，答应设计一个既保留老站又能满足现在使用的方案。但是德国人的好意我们并不领情，最终还是把“带有殖民色彩”的旧建筑摧毁。德国人怎么会对远在中国的建筑那么在意？多少让人生疑。但后来读到武汉的一条消息，我疑虑顿失。前些年，武汉一栋老建筑收到国外一建筑设计所的回访信，提醒人们对这栋老建筑某些关键部位进行维护。这封“售后服务”信让我读懂了为什么德国人会为中国的火车站着急，以及为什么罗马能保持古建筑两千年风采依旧。
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为什么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奋斗了几千年，到新中国建立时仍然一穷二白？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总是用简单的办法搞建设，总是推倒重来。其实，没有继承的发展是走不远的。
日本农民收入比工人高
中日农村与农民比较
把洗衣机、电冰箱、电视等家用电器称为“三大件”，之后把空调、汽车、彩电称为“新三大件”的时代，对于日本而言似乎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但是，在相邻的中国，特别是农村，情况又如何呢？如果除去上海和北京郊外富裕的农民，以及被称为“万元户”的农户，中国农村还很贫穷。
暂且不论贫富水平，仅观察农民家庭的形态，目前的中国大体相当于日本的哪个时期呢？其中一个指标，是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农业以外收入所占比例。日本的这一比例约为８０％，中国为５０％，中国大约相当于日本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情况。
再比较一下两国的“兼业率”情况。兼业率是指农村劳动力中用于农业以外劳动所占的比例。在中国，这一数字存在统计上的困难，因此我根据中国有关专家估算的数字进行比较。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兼业率约为４０％，而日本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这一数字约为５０％。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如果中国农民家庭农业以外的收入，已达到了日本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的水平，为什么兼业率不及日本５０年代的水平呢？换句话说，兼业的农家和农民不足全体的一半，但兼业所得的收入却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相当一部分农业生产还没有被商品化、市场化。
还有一种可能：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农业部门收入和非农业部门收入差异很大。在日本，农民家庭的收入是工人平均收入的１．３倍，这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但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工人收入据说是地方农民收入的３倍以上。
出现这种差距，是因为长期以来，农民务农变成一种“天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不考虑如何运用土地这一资产，也不考虑如何经营农业这一产业，更不会考虑园艺和兴趣。
在今后比较中日两国农村和农民时，必须超越经营形态和经济水平的层次，更多地关注对农业的职业意识、对乡村文化的归属意识等社会、文化侧面。
（责任编辑：陆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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