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到：“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
“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出自唐代文学家、诗人韩愈的诗《病中赠张十八》，本意是称赞张籍笔力雄健。斛是量具名，古以十斗为斛，百斛泛指多斛。“龙文百斛鼎”，是有着龙形花纹的多斛大鼎，被认为是最重之物；扛鼎是能用两手举起鼎来，形容作家笔力雄健。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张籍的作品既有如同百斛之鼎那样厚重的内容，又能够将这些内容充分表现出来，形成一种不凡的气势。韩愈对张籍的这种评价，既是对张籍的赞扬与期许，也是表达了自己所中意的文学风格。韩愈的这一评论与张籍的创作实际不是完全符合，倒更像是韩愈的“夫子自道”。这也是韩愈评价他人时常有的情况，如他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评价孟郊的作品，以“富若生蓄，万物毕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评价樊宗师的作品，这些评语都更像是韩愈自况。
韩愈的文学创作达到笔力扛鼎的境地是有多种原因的。这首先是韩愈具有深厚的儒家思想的学养。韩愈自幼即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自述“始则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儒家之“道”包含丰富的内容，如其民本主义思想、仁政的理想、选贤任能的主张等。韩愈对儒家这些思想精华的接受，使其有一种正义在胸的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儒家之“道”与“圣”密不可分。按朱熹的说法，“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因此，儒家之“道”的传承，不仅仅是思想原则的授受，同时也是圣人人格精神的感召。就此而言，韩愈受到了孟子很大的影响。他继承孟子的精神，以维护儒家之“道”为己任。“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表现出视死如归、勇不可当的道德勇气。
其次，韩愈一直关注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其散文创作多选重大题材。《张中丞传后序》《论佛骨表》固然是直写社会的重大事件。《马说》及《送董邵南序》等篇表现知识分子的怀才不遇，这也是社会重大问题。《送杨少尹序》写唐代士大夫离开朝廷即无所归依的状况，反映了唐代社会士族子弟人生的重大变化。《祭十二郎文》表达了唐代士人因求学求士而无法照顾亲人而生的歉疚之情，表达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情感体验。就连被看作是游戏之作《毛颖传》，也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文章把一支毛笔人格化，实际上写了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只具有工具的价值，若君王觉得他“不任吾用”，立刻就弃之不顾。
总之，韩愈的散文短小精致，综合起来看，反映了唐代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从表面看，文章所写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但其中往往蕴含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这让韩愈的散文具有了内涵丰富的特点。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或即指此。
另外，韩愈还多方面地学习继承前人的文学艺术创作经验，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掌握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上兵部李侍郎书》又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韩愈读书“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不仅接受了前人的思想，同时也学习了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从而获得自由驾驭语言的能力。韩愈一直以前辈文学大师为师。在散文写作方面，韩愈受孟子与庄子的影响最大。诗歌创作方面，韩愈对李、杜最为敬佩。这些文学巨匠都对韩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韩愈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中坚守一种政治理想，密切关注现实，反映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充分借鉴传统文学的经验，以非凡的笔力将自己的思想见解加以表达，创作出既有深刻思想内涵又有完美艺术形式的优秀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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