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交往的形式和手段，每一次具体写作都是要把写作者的思想情感、观点态度、理解感受等告诉他人，也希望从读者的阅读反馈中获得认同。可以说，交往、交流、交际是写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写作的本质内涵。为了达到写作有效交往的目的，写作过程中必须要时时考虑到读者对象。所谓读者意识，就是指进入写作行为的人自觉确立阅读对象的意识。对于写作者而言，这种确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确立读者群体，即确立诸如读者的职业、文化程度、接受能力、年龄、性别等，解决“写给谁”的问题；其次，确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实际心理反应，解决“如何写”的问题。在整个写作活动中，读者不仅参与并推动着写作活动的进行，也是文章价值的实现者。从作家创作的角度而言，“读者意识”是作家创作时所预想的社会反映，它是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一个时期以来，在写作界，无论是理论研究亦或是写作实践，比较注重“写什么”和“怎么写”，却忽视了“为谁写”。这样的状况，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写作越来越演变成私人化的“独语”，写作的“小众化”倾向呈现强势的劲头，失去了与大众沟通的可能。
一、“读者意识”写作观溯源
“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中国古代诗论一向特别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并清醒地认识到作品能否引发美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美接受主体。其中“空纳万境，白多余韵”的空白意识，“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的知音意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自得意识，构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审美接受意蕴。刘勰说“书亦国华，玩绎方美。”作家创作出“国华”式的作品，其作品的美感由潜在的可能转化为现实，还必须经过读者的“玩绎”，才能真正升华为美感效应。中国古代诗论家常说的“尽而有余，久而更新” “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三分诗，七分读”等等，都是对接受主体审美感受和领悟的形象描述。
同样，我国古代文论家认为，为文要“尚简、尚雅、尚俗、尚质、尚文、尚谐、尚直、尚婉、尚淡、尚平、尚奇”。这实际上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读者意识理论的系统概括。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意思是说，文章本质相同而枝节有所差异，大概奏议应该文雅，书论应该说理，铭诔注重朴实，诗赋追求华丽。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实际上也是着眼于阅读群体而要求的。从春秋时代“赋诗言志”，到春秋末年的“教诗明志”，再到战国时代孟子的“以意逆志”，从无文本观念到有文本观念，以此形成了儒家的诗教传统。诗歌创作要“言志”，要担负教化的使命，则不能不考虑它的受众。论及语言的传播，孔子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要求：为文之道，首先是“辞达而已”。“辞达”即意显，意思是说：文辞要能够确切地表达意思，要考虑读者能否接受。其次是“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有文采”就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就能传播久远。最高层次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要避免粗野与浮华，只有把文采和质朴匀称均衡地结合起来，那才称得上大雅君子。三个层次的要求，无一不是站在受众的角度谈论的。
写作“尚实”，对于“辞达而已”，汉代人的解释是：“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宋代人的解释是：“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这就是说语句要尽可能去粉饰而尚本色。朴实之美历来倍受人们的推崇：庄子认为文章“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薛贾也强调，文章的语言“宁拙毋巧，宁精毋弱，宁僻毋俗”（《一瓢诗话》）。
写作“尚简”，中国传统写作理论历来重视语言的简洁、精美，主张“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文心雕龙·议对》），“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赵翼《瓯北诗话》），“意则期多，字唯求少。”（李渔《闲情偶寄》）强调“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甚至认为“简为文章尽境”（刘大櫆《论文偶记》），把文辞的简洁看作语言运用的最高境界。清代刘大櫆说：“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这充分说明了语言简练的根本途径。
写作“尚质”，东汉王充提出“口务在明言，笔务在露文。”要求写作“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提出了“形露易观”“显文露书”的观点，体现了很强的传达意识。他还提出要根据读者才智的高低写出不同的文章。为吸引读者的注意，他认为，为文要“新颖违诡于俗”，要以“独是之语” “感人之书”感染读者。
写作“尚雅”， 刘勰认为，要“为情造文”“情动于中而发之于文”，为情要“约而写真”“繁采寡情味之必厌”。这是从以情动人的角度来谈的。明代李贽则认为，为文要倡导“童心”。他说：“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以“纯”“真”感人，显然也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二、写作者要研究并把握读者的心理
不同的读者，年龄、性别、职业、文化、趣味、素养等等也不相同，这些因素必然使得他们的接受能力、欣赏水平、审美趣味也不尽相同。作为一个写作主体，要有读者意识，就要让文学贴近大众生活，从而走进大众的精神世界，最终的目的是引导并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在“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指导下，不同时期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文艺实践，他们深入生活，密切了解民众的生活状况，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在文艺大众化创作实践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前，我们讲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的利益代言，要贴近群众，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实际上也都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
读者意识作为写作者的一种写作意识，是写作者在写作前或写作时主观设想读者阅读需求和感受的心理过程。写作要取得好的效果，每个写作者务必树立读者意识。既要顺应读者，又要征服读者、提升读者，这是需要认真面对和妥善处理的一对矛盾。学习和驾驭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也就是写作者真正走向成熟的过程。研究读者的阅读心理，力求对读者有透彻的了解，从而在写作中顺应之、引导之。如何认识和顺应读者的接受心理，是每一个追求成功的写作者始终应当关注的。归结起来，写作中的读者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了解读者，顺应读者，向读者传输有益的知识与信息
读者在接收信息之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理论、经验，同时拥有丰富的感情和活跃的情绪。写作者要使自己的写作真正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首先要了解读者已经知道什么、尚不知道什么。这种事先的了解除了能明确写作者所要传递的信息能否成为读者的需要，还可以成为增强传递效果的有效手段。写作中常说的留下想象的空间、思考的余地，实际上就是利用读者的知识、理论、经验，一方面诱使读者更主动、更积极地介入，另一方面又达到“以少胜多”的表达效果。鲁迅先生说：“文艺本来就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其次，要了解读者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接受能力以及随着时代变迁的阅读心理的变化。文艺理论家林非论及大众的阅读走势时有这样的观点：“随着现代化的观念在生活中逐渐扎下根来，读者在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方面，肯定不太会喜欢过于传奇性的虚构，而愿意阅读更契合于实际生活的作品；不太会喜欢雕琢浮华的技巧，而十分欣赏流畅、单纯和洁净的文字。”譬如，就接受心理而言，我国一般读者习惯阅读有头有尾、层次分明、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整体结构完整匀称的文章；对于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则习惯于通过作品对人物外在行为的描述去理解，而不习惯欣赏大段大段的独白和内在心理活动的描写。外国人难以理解《白洋淀》水生之妻的行为和语言，就是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至于接受能力，读者的文化程度不一，兴趣多样，“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掺杂，阅读目的也不尽相同，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树立读者意识，就要求写作者要主动满足读者这种获知求益心理。人们总是力图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发现历史规律，认识社会本质，了解各类知识。被誉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就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知识，诸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建筑、医药、占卜、仕途、商肆、茶馆、酒家等等，应有尽有。很多爱好读书的人把培根的《论求知》中的话当做座右铭：“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就是因为读者选择阅读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开卷有益，从中学习各种知识、文化、技能等。当代小说作家池莉认为：“一个作家写作的意义根本是由他的读者来体现和完成的。并且还可以这么说，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他的作品将是残缺不全的。”由此可见读者在池莉的写作心理中所占据地位的重要。无怪乎被评论界认为她是“有着强烈的读者意识的作家。”
（二）要征服读者，让读者主动关注并参与到写作者的活动中
真正优秀的作家，对于读者不仅仅满足于把握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心理需求，还需要以一种批判的精神，拷问一切现实和历史的存在，担负起对读者精神引领与提升的重任。在这方面，鲁迅是先行者。他一直致力于民众的启蒙和精神的引领。“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起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在文艺大众化的道路上，他谆谆告诫作家：“若文艺设法附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写作者要顺应读者，就会在题材选择、意旨传达、材料组织、语言技巧等多方面进行退让和妥协。写作中的“忍痛割爱”之所以那么普遍，也是这个原因。然而，顺应读者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征服读者。当读者接受某个信息，并把它储存在自己的信息库中时，就已经被作者征服、改造了。读者欣赏作品而在情感、情绪上受到影响，就表明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写作者“俘虏”，而写作者传递信息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被称为“人民作家”的赵树理，尤其深受农民读者的欢迎，他一生的创作保持着“那种永远不离开农民文化氛围，那种永远站在一个正直农民立场上的视角，那种永远为农民创作的热情，”使得他的小说在浓郁的乡土气息中更加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使他成为农民读者的知心人。
读者对写作活动的影响，首先表现为阅读之后将自己的阅读感受、阅读思考、阅读质疑等反馈给写作者。文坛上被网友戏谑称为口水诗的“梨花体”和“羊羔体”等，严重颠覆了诗歌的传统写法，尽管不失为大胆尝试，但实际效果不能不让人“拍砖”。 前一个时期，央视热播电视剧《红高粱》中有个片段：巡夜人敲着大锣咣咣咣打更，看后不禁叫人咂舌。别看小小的打更，那可是有许多讲究的：打更可用梆子或锣，敲法有固定要求，从一更到五更，总体来说是由慢到快，连打三趟便收更结束。所以，未待电视剧播完，就有观众很犀利地指出了剧中的“硬伤”。其次，这种阅读反馈通常直接表现为很直露的“喜欢”与“不喜欢”的态度，还常常表现为一厢情愿式的介入和关注。譬如很多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形象都超越了文学本身的意义，成为一种特殊意义的社会化的符号。如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俨然已成为国民性弱点的代名词。
总之，写作中不仅要注重“写什么”和“怎么写”，还要重视“为谁而写”，这正是写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一篇作品，要想拥有一定的读者市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必须做到信息载体佳，信息量大，新颖度高，传播快，且覆盖面广，所有这些均需要作者具有自觉的读者意识。那些打着所谓“探索”“创新”旗号，一味强调作者自我，无视读者，无视作品内容，把写作当成纯技巧的文字组合，钻进自我封闭的死胡同，把读者遗忘在一边的做法，其结果也必然会被读者遗忘。作者：张成恩 来源: 应用写作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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