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短缺”
3月7日刊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刘福垣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存在三大短缺。这三大短缺是：社会保障短缺、教育短缺、工薪住宅短缺。中国依然是“短缺经济”。
文章说，首先就是社会保障短缺。社会保障是个公共产品，是按要素分配的平衡器。由于现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使得老百姓有了钱也不敢花，有钱就去存银行。银行看似赚了钱，其实赚的是失业。
因为那么多钱转化不了投资，转化不了销售，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只能成为库存，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就会失业。
第二大短缺就是教育短缺。一些地方义务教育不义务，于是家长只得为孩子的教育存钱，于是大量教育进口（即送孩子出国念书）。现在最短缺的教育是实用教育，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说明我们的教育结构不合理。
还有一大短缺就是房地产短缺，缺的不是高档商品房，而是普通工薪住宅。创造中国60%GDP的中国产业工人，他们的工资里并没有包含购房资金，只有租金，但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想到要替他们盖他们租得起的房子。这缺口一年有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中国经济的短缺和矛盾，必须靠发展才能解决，所以中国经济必须加快发展，所以今年中国经济依然不会放慢脚步。（摘自《北京日报》）
中美经济相差一百年
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日前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中披露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在2050年前达到世界经济现代化的中等水平，进入世界前40名；在2050至本世纪末，中国将全面实现综合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10名。
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虽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很高，但因其起点低，年增长量很小，与世界经济先进水平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中。数据显示，从1960年到2000年的40年间，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绝对差距扩大了12倍。在1960年，人均GDP相差2787美元，2000年相差33905美元。
课题组认为，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那么，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国际差距十分显著。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100年左右，与德国等7个国家在80年左右，与日本等6个国家在50年左右，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在30年左右。（摘自《北京青年报》）
城乡差距最主要的是教育差距
近日，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近期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高学历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人口的比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主要、最显著的教育差距。
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51.5％和16.3％；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政府工作报告》要少点“进一步”
《瞭望东方周刊》第6-7期刊登郭之纯撰写的文章说，在广东省十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有代表建议：《政府工作报告》要少点“进一步”。该建议事出有因：本次广东省政府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共用了36个“进一步”。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加强”、“增强”、“调整”、“提高”等词语。代表坦言，有些“进一步”后面没有了下文，不知道事情将会“进到哪一步”。
广东省的人大代表提出的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此类虚文滥调的最大害处，是有可能导致行政的怠惰。由于此种模糊的目标描述是软性的，往往很有“余地”——只要不出“意外”，则无论“进”了多少，都可以算是“进了一步”。
社会团体应克服行政化倾向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宋惠昌在《理论动态》第1659期上撰文说，现在全国有各类民间组织26万多个，其中社会团体有14.2万多个。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社会团体越来越热衷于以行政机构的模式，来建设自己的组织，出现了明显的官僚化特点。这样，社会团体本来应该具有的非政府性质、民间组织的自治性质，就逐渐被淹没了。很显然，这样的所谓社会团体，就不能再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和表达他们的意志了。
文章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发展趋势表明，社会团体发展的这种弱化趋势，使社会的权力结构趋向单极化。这种状况，不但不利于社会团体发挥其遏制腐败的特殊作用，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建设和谐社会须支付成本
《领导决策信息》第1期刊文说，自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和谐社会纳入执政能力建设范畴之中后，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各地领导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但不知我们的地方领导是否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建设和谐社会也是有成本的，有时甚至是要付出高成本的。例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长期以来这一群体却被我们的社会所忽略甚至漠视。如果让他们分享一定比例的公共资源，就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和谐成本"。
“和谐成本”具体需要多少，有媒体通过社会调查得知，“和谐成本”在外来工子女入学、安居工程、社会保险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子女入学方面，从对广东东莞市和福建晋江市的情况进行测算，政府一学年对每名外来工子女教育大概需要补贴1000元，分摊在一名外来工(一般夫妇双方均打工)身上的财政投入只有500元。住房方面，政府对一名外来工一个月补贴50元，一年补助600元就可以较好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险方面，以沿海地区普通工人每月700元的工资为计算样本，企业一年需要为一个外来工支付社会保险费用1092元，外来工个人负担672元。
从测算来看，在公共财政投入上，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只要愿意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有能力来负担的。
如果某地有10万外来工，则其一年的“和谐成本”：政府负担1.1亿元，企业负担1.092亿元。与外来工对城镇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相比，现在已到了应该支付这种“和谐成本”的时候了，但我们的地市领导准备好了吗？
欧洲老工业基地如何转型
最近记者在欧洲采访中发现，德、法、英三国的老工业基地从各国实际出发，较好地解决了由大规模工业衰退带来的废弃场所和自然环境恶化的难题。
德国：整体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德国的鲁尔区曾是浓烟蔽日，煤渣满地，河水恶臭。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里有221个煤矿和炼钢炉，到2002年只剩14个；当年从事采煤、钢铁业的工人有77万人，如今只剩9万人。鲁尔区已由煤钢单一结构发展成陶瓷加工、机械制造、金属加工等多样化结构，形成了颇具特色和影响的信息和通讯、纳米材料、医学技术以及新能源、新材料和旅游等有开发潜力的产业。
法国：培育“新竞争力点”北加莱地区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法国传统的工业带，以前的主导产业是钢铁、煤炭和纺织等。法国根据这一区域的特点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以汽车等机械加工制造业和外资为主带动产业转型，引导法国标致、德国奔驰和瑞士斯沃奇、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等投资，使这里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之一。
英国：老城改造拉动产业转型伦敦过去制造业发达，一度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鼎盛时港口工人达14万人。经过几十年的改造，现在传统制造业和老港口运输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发达的金融保险业、繁荣的文化产业、雄厚的高等教育和科技研发力量，还有异常活跃的旅游业。
（摘自《中国税务报》）
（责任编辑：陆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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