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显绩”是能用数量和实体佐证的干部的工作实绩，“隐绩”是不易被人知晓或暂时效果还不明显，但经时间检验能对将来起到一定作用，具有长远价值的成绩。当前干部政绩考核最难把握的是“隐绩”，普遍存在对显性政绩考核多，对隐性政绩考核少的问题，基本上是以“有据可查、有物可考”的“显绩” 考核为主。由于干部提拔、调动的周期较短，因此干部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干出看得见的政绩，一些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往往成了干部从政的首选。由此产生了许多泡沫政绩、形象工程，甚至出现急功近利、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现象，许多看似耀眼的“政绩”，其实是损害百姓长远利益的“败笔”，是阻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藩篱。如何科学制定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准确考察干部的政绩，我认为必须坚持“显绩”与“隐绩”并重，注意把握好六个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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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与长远。认识干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古语说得好“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确定干部政绩考核标准，既要重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的“显绩”，又要重视暂时效益不明显，具有战略意义和长远价值的“隐绩”；要坚持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检验和衡量，既要看任期内做了些什么，更要看他走后留下了什么；要善于从干部显性政绩后面看“败绩”，从成功之中看隐患。例如，一个大型企业上马后效益可观，但对周围环境造成了极大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违背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对这种显性政绩我们应持否定态度。当年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的干部因为“显绩”突出而得以升迁，但今天的水患，又使得我们不得不退田还湖、退耕还林，这提醒我们，制定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必须充分预见“显绩”后面的隐患，提前看到“显绩”中所包含的隐性“败绩”。又如，一个落后的、长年封闭的山乡，乡干部开拓思路，积极引导部分剩余劳力外出沿海发达地区打工，这无疑对当地生产力发展有良好的推动作用，其“显绩”是有目共睹的，几年之后这部分劳力将带回资金和致富技术，该乡的明天将更美好，其“隐绩”也是必然可见的。但是如果因农民外出而引发计生失管、青少年辍学、良田抛荒，从长远看，其生产力的发展终将受到制约，其隐性政绩也就不复存在了。
——领导与群众。为什么有的地方干部 “政绩”越多，群众的怨言反而越多？干部创出“政绩”之日，反而是群众上访最频繁之时？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政绩以谁为本的问题。目前许多干部做工作大多是围绕着领导人的注意力，往往是上级重视什么就在什么下功夫，而对群众的注意力却无动于衷。“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知道”，在他们眼中，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上级对他的看法。例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就是靠讲假话、造“政绩”而升迁的典型，当地早已盛传“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的民谣，他却仍一路绿灯、一年上一个台阶地爬上封疆大吏的高位。因此，干部政绩考核标准的制定，一定要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应注重看干部取得的政绩是否代表群众的意愿，满足群众的需要，广泛听取群众的呼声，工作的成效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评价干部政绩的大小，群众心中自然有杆秤，因此在考察时，不仅要“官考官”还要 “民考官”，要把群众意见作为考评的重要尺度。不能仅局限于本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意见，而要扩大考核范围，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端正态度，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听听群众怎么说。例如，某乡镇不顾财政窘迫，举全乡之力，东挪西借，建造了气势不凡的办公大楼，虽然“显绩”赫赫，但却使该乡财政雪上加霜，留下了千万元的财政赤字，增加了农民负担，引起一系列不良连锁反应。这类“显绩”也许能得到了个别领导的好评，但只是为达到加官晋爵之目的，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不管是“显性”或是“隐性”的，都必须否定。
——主观与客观。干部政绩，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主观努力作用于客观条件所取得的效果。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环境与条件都十分优越的地方，或许并不需要费太大的精力就可以挥洒自如、心想事成地干一番事业，创一番业绩，其“显性”政绩会比较突出，但却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同一个人，如果是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可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依然是步履维艰，需要付出较之于条件优越地方成倍的时间、精力和智慧，才能初见起色，小有建树，其显性政绩就不足挂齿了，然而其隐性政绩却是巨大的。比如在一个基础薄弱的乡镇，虽然看似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政绩，没有建桥、扩街、建市等“可观”的显绩，但这里的领导班子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号召力，民心所向，这里的群众休生养息，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隐绩”。这不是没有政绩，恰恰是创造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政绩。只看主观因素，不承认客观差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因此，确定干部政绩考察标准，必须从“显性”与“隐性”两个角度，测定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工作基础等等客观环境、条件的类别与等级，包括要测定当时、当地的财政投入、税收增减、前任积累与债务及宗族势力等相关因素，同时也必须测定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经济条件、发展环境等对当地干部创绩的影响，从而使考察和评定出的干部政绩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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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与“软件”。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带动精神文明的发展，精神生活的充实，反过来会推动物质文明的建设，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然而，思想政治道德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潜在性的“隐性”特征，其成效往往不能一下子显现出来，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像抓硬件建设的效果来得那样快。有的干部抓工作就注重抓一些让上级看得见、群众摸得着的东西，而放松甚至忽视了抓“软”环境建设，出现了经济数字往上涨，思想道德往下滑的现象。有的干部上任后急于烧“三把火”，虽然一时效果比较明显，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单位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忽视了抓单位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因而在认识和评价干部政绩时，既要防止做表面文章，搞“眼见为实”，又要防止“瞎子摸象”，埋没干部的成绩。在制定政绩考核标准时，要尽量把一些隐性内容转化为显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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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与局部。任何一个单位都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本单位的发展建设都要考虑到全局的需要、全局的发展。因此确定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干部是否围绕全局谋局部，干在局部为全局，是否存在局部利益至上、本地区本部门利益至上的错误倾向。如有的干部采取地方保护主义，使本地区本部门获得了局部利益，甚至推动了经济的暂时繁荣，但却是损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通过损害全局利益为代价、妨碍了全局的发展，而获得的局部利益，这种政绩就是“泡沫政绩”，必须坚决予以克服和防止；有的为了全局利益，不惜牺牲局部利益，换来了全局的发展，即使政绩不突出，但也应予以充分肯定。例如，某县遭特大洪灾，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一个乡镇果断决定同意炸开自己的一段堤坝，这虽然损害了当地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从整体来看，它却保护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从眼前来说这一举措可能部分群众不能理解，更谈不上什么“显绩”，但从长远来看，它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我们说这“隐性”政绩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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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与个人。干部考察中常常会遇到一套政绩数字大家用的现象。“一件衣服大家穿，一顶帽子大家戴”，甚至“贪天功为己有”，这是政绩考核中一直难以克服的弊端。我们认为，集体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个体的作用，如果离开了集体，个体的素质再全面、能力再强，他的作用也很难得到发挥。认识和评价干部的政绩，要正确分析集体成绩和个体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了解掌握集体成绩的取得，个人的作用占了多大的成份，既不能把集体的成绩全部归于个人作用的结果，也不能在政绩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既要防止个别干部贪功推过，也要防止个别干部无功受奖。在考核过程中还要正确地区分集体与个人、班子与“班长”、“班长”与班子成员在某一项或几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实事求是地为不同干部准确评定政绩等次。
总之，确定什么样的政绩考核标准，怎样评价政绩，将对干部有着重要的导向和示范作用。我们一定要按照“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坚持辩证思维，准确把握干部的显性政绩与隐性政绩，科学确定干部政绩评价标准，靠机制和体制发挥作用，引导干部积极向上，见贤思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创造业绩。
作者为中共沙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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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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