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写领导讲话稿这个行当，是在二十来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二十六七岁，在区政府办公室工作，由接电话值班、登记传递文件的文书，转做区长的秘书。
那时市县党政办公室系统的工作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做秘书除了要搞好领导日常服务外，写稿子是极重要的内容，主要是领导的各种讲话、报告。你跟着哪个领导做秘书，相应的这些材料就由你承担。我给区长做秘书之前，并没有写材料的经历，虽然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也写过一些东西，但那不是一码事，因此要揽写讲话稿这个“瓷器活儿”时，确实还没有“金刚钻”。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每有写讲话稿任务，我的状态大致可用“懵懂、没底，但无退路”来表述。说懵懂、没底，是下笔之前似乎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架构，更不可能列出详细的写作提纲、大小观点，加上那时的材料依托、资讯占有等，远没有现在互联网条件下这么便利，一个主题之下写些什么，又能写出些什么，真是一点底都没有。说没有退路，是因为到时到点你得把稿子直接交给领导，有时甚至是头天交代的，第二天就要去讲，中间既无人替你分担，自己也没什么回旋余地。怎么办呢？只能“硬上”，能写出来写出来，写不出来也要写出来！
于是，有一个场景便在那段时日里常常出现：晚饭后，洗漱毕，孤灯下，便开工，一夜无眠到天亮。那时候是手写，圆珠笔，方格稿纸，一页三百个字，一般要写十几页纸。十几页纸也就三五千字，花上一个通宵的时间，显然不是正常书写的速度，中间无疑遭遇许多磕磕绊绊的坎儿，或像挤牙膏似的一句一句整，或像跋涉在泥泞之地，半天走不出几里路。时间总是悄无声息地溜走，如果午夜时分进度已经过半，心中便有一丝慰藉。那时住的是简易平房，窗子临着街巷，桌子搁在窗下，当我隔着窗帘听到早起忙碌的人匆匆而过的脚步声时，便知道天已亮了，而此时我的“讲话”一般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痛苦的“分娩”过程中，支撑我的最强烈的信念就是，天亮时“孩子”一定会生出来。第一次是这样，后来一次又一次也都是这样。直到现在，那一幕幕场景仍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认为也是对干写稿子这活儿的一个写照。
二
秀才写文章“比生孩子还难”的笑话，大家都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也曾真实地发生在我的身边。一则是我们办公室的一位老秘书，中学语文老师出身，写得一手好字，每每写材料时，就猫在家里不动了。他要的是清静，却扰得别人不得安生，一会要墨水，一会要头痛药。无奈写稿子是大事啊，当时还在“打杂”的我便骑着自行车一遍一遍地往他家跑。他家的门楣上钉了块“×宅”的牌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则是邻县的一位秘书，熬夜写领导的讲话稿，到了早上才开了个头，急得号啕大哭。所幸的是，这样的情况终究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亦似有神助，天亮能完工，每每能交差。
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时常会有一些羞愧之感：三五千字的稿子，用整整一夜的时间，功夫是下了，苦是吃了，但不都是因为本领不够吗？这样的一种自省，源于我与我的一位堂伯父的对话。堂伯父是乡镇医院的医生，也是村子里不多的文化人之一。有次我回老家时与他聊天，他问我的工作都做些什么，我就着重把写稿子的事如此这般地介绍了一番，可能是渲染了如何难、如何苦的缘故，堂伯父便以很不屑的语气说道：“没得水平啵！要是有水平的话，喝喝茶、抽抽烟，三下两下就写出来了。”这番话虽然让我很尴尬，但又确实是大实话，后来我也一直以此警示自己。
本事不够就只能多下功夫、多吃苦，以勤补拙。但话又说回来，谁的本事也不是天生的，只要不是天资太差，吃苦受累总是与长本事成正比的。当初也正是在一次次“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我获得了许多有益的体验，这就是，自主思考、自由发挥、自觉把握。无论是思想观点上，还是语言文字上，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秘书秘书、秘密抄书”的窠臼。
三
做了三年左右区长秘书，我被调到市委办公室，做了为市委书记写稿子的文字秘书。如果说做区长秘书的三年是我初入文字工作这个行当的前半段，那么进入市委办的头两年可以算作初入行的后半段。与区里相比，市里的“庙”变大了，层级也多了，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初稿起草者，初稿写出来后，自然要经过主任、秘书长修改把关后才能到书记手上。但我在区里时形成的意识和习惯却改不过来：总是感到稿子是要直接给领导用的，总是认为自己手上出去的是“终端产品”，因此也总是把初稿当作定稿来写。
到市委办的最初年把时间里，有两篇讲话稿的起草现在还有些印象，那也可算是进入“新山门”的亮相之作。
一篇是市委书记在一个经济协作洽谈会上的致辞。当时各地之间的经济协作活动比较活跃，记得市里还有“经济协作委员会”这个机构。那次是与上海的某个区搞活动，按常规市委书记的致辞无非是介绍介绍情况、说说客套话、讲讲加强两地合作的愿望和提议。这些内容，我在起草致辞时自然不会丢掉，有所不同的是，我设身处地引入了两个元素，竭力增强语言活力和情感色彩：一个是季节的元素，以时值初夏之际的描述，烘托场面的热烈；一个是市委书记也是上海人的元素，以一段家乡情结的抒发，表达内心的真诚。这样一来，致辞就不完全是“大路货”，而有些个性化了。记得这个稿子交给分管领导后，他看了有点兴奋，拿着稿子转了几个房间，边给几个资历比我老些的笔杆子看，边说：“这小子可以呢！”
还有一篇是市委书记在市团代会上的讲话。共青团开代表大会是五年一次，很隆重，市委书记必到会讲话。这类稿子的核心在于要有鼓动性和感召力，但我起草那篇讲话时，似乎进入不了状态，说老话不甘心，语惊人又很难为。大概在家里熬了两三天，自己跟自己较劲，非得让这稿子出彩。过程尤为痛苦，焦躁难耐时使劲用笔头戳稿纸，弄折了一支圆珠笔。但交稿后的事实证明，那苦没有白吃，市委副秘书长将稿子交给书记时在上面写了一大段话。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篇稿子里写了些什么我一句都记不得了，那位副秘书长的签批我却可以一字不落地复述。他是这么写的：“×书记：此稿系×××一人撰写，我一字未改，因觉得很好，特呈您阅示。”这位赏识部下、不为己揽功的上司，让我一直心存感念。我也知道，他这么做，除了有胸襟外，更重要的是有底气，他原本是市委书记的秘书，才华、文笔也是市委书记最赏识的，他已不需要再证明自己。
这些陈年旧事，本已像风一样在岁月里消逝。这么多年后再把它们钩出来叨叨，不是为了体验艰辛，不是为了享受回忆，不是为了证明现在，而是想和现在初入这个行当的同志们分享：文字工作尤其是起草领导讲话这个行当，一茬一茬的笔耕者生生不息相接续，从“新手”成为“硬手”，都是一点一点积累、一步一步过来的，如果没有写过百把篇稿子、熬过几十个不眠之夜，笔杆子是硬不起来的，“金刚钻”也是炼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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