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他将出主意摆在了占领导责任“半壁江山”的地位，可见“出主意”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要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智囊，首先要善于“出主意”。“良士一计，胜过三军。”会出主意、常出主意、出好主意是“良士”合格与否、成熟与否、胜任与否最关键的标志。
出主意，不但内在质量要高，还要重视抓住最好时机，使用最佳方法，使领导能够听得进去、产生共鸣、足够重视，使点子的准确性、时效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善战者胜于未战。”超前预测是立足于过去和当前，通过对已知情况的定性定量分析，判断未来状态的一种思维过程。要求在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想到问题的出现，没有危险的时候就想到危险的降临，矛盾未显现的时候就想到矛盾的激化，也就是《周易》中所说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超前预测要遵循军事谋略学中的“最大预期原则”和“最小阻力原则”。前者即战略目标的科学定位，后者即选择一条最容易走向目标的路线。
作为领导身边工作人员，要通过把握趋势，深刻剖析，预测当前展开的重大工作的多种结果，及时提出有前瞻性、创造性的建议，协助领导驾驭全局。特别是在执行重大任务前夕以及阶段性总结部署工作时，更要把握时机、超前预测，与领导的思考同频共振，争取工作步步主动。
要紧贴领导需求，及时准备、快速反应，随时随地向党委和领导提出意见建议。尤其要注意以下时机：
(1)上级党委、领导和机关新决策、新任务、新指示刚下达时；
(2)本级党委和机关研究制定重大决策部署时；
(3)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或任务突发变化时；
(4)领导之间在问题处理上有不同看法需要统一认识时；
(5)领导在个别具体决策或工作中出现意外疏漏时；
(6)本单位或兄弟单位发生重大事故、案件或其他严重问题时。
此时，要根据工作的阶段特点和事物的发展变化，善于发现并迅速抓住出主意的切入点、着力点和关键点，想领导所想、急领导所急、补领导所需，这样才能成为领导强有力的左膀右臂。
对专业性较强、领导正在考虑的问题，要善于借助“外脑”，通过咨询该领域的专家、到相关成功单位调研请教等方式，及时向领导提供专业性、背景性、参考性建议，帮助领导进一步坚定决心或再次论证决策。还可以通过适当宣传在领导心目中具有权威力量的上级重要指示、有关规定或理论思想，协助领导纠正在某一点上不够准确的意见。
在提出咨询建议时，要注意站在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著名的《谏逐客疏》中，李斯作为一个被放逐的对象，并没有强调逐客令对异国人才的打击，也没有强调异国人才对秦国的奉献，而从秦国利益出发，注重强调如果驱逐了异国人才，秦国将蒙受什么损失，同时秦国的敌国将得到什么好处。秦王志在统一天下，或许并不关注国内得失，但很在意敌国力量的消长。李斯的谏书正说到了秦王的痛处，秦王即使再讨厌国外人士，也不再反驳了。
在酝酿、论证重大决策，布置实施重大任务之前，应将领导关心或应了解的相关资料与信息，尽可能地收集完整，加以分类，必要时做摘记、标记，适时提供给领导阅看，使领导能以较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重要信息和启示，及时作出正确决断。对领导不够准确的意见可不直接或正面提出不同看法，而是提供翔实的相关真实情况，让领导自行纠正不够准确的意见。还可以通过介绍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或发生问题的教训，进一步协助领导打开思路。
需要注意的是，向领导反映情况、提供数据、提出建议，都直接关系到领导的决策，责任重大，必须做到认真、严密、慎重，尤其要认真核实清楚，不能听风就是雨，将未经核实的资料、信息向领导报告。涉及对单位和个人的评价时，一定要出于公心，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决不能以个人好恶妄加评论，更不能抱着个人恩怨信口谗言。
比较优选法是确定事物之间共同点和差异点的方法，是一种通过把性质特点相同相近的事物或性质特点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从而证明论点并择优选择的方法。
陈云同志是比较优选法的大师。他认为，“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进行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决策时“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1953年统购统销的决策，就是先提出可供选择的8种方案，然后经过反复比较后得出的。
在比较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通盘谋划、优长对比，明确所出主意的上策、中策、下策排列，供领导权衡决策。对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应分析判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运用谋略，结合实际，分析各种对策利弊长短。不但自身得到锻炼提高，也使领导得到多种方案以便优选，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
出主意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在领导空闲、环境氛围适宜时，以漫谈聊天的形式，有意识地和领导交流某种思想认识，介绍相关情况，辅助领导了解民意、掌握实情、把握舆论、正确决策。
需要注意：聊天说地有准头，事事有根有据；介绍情况有分寸，防止以偏概全；漫谈人事有原则，不说他人闲话；谏言献策有韬略，随意笑侃皆有理。
三要注意必要的迂回进言。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到苏州狮子林游玩，玩得很开心。游罢假山，当地官员请他题字，他一时得意忘形，写了“真有趣”三个字。恰好旁边站着接驾的新科状元黄熙，他觉得这三个字太俗，婉转地奏道：“望乞圣上将这个‘有’字赐予小臣。”此言一出，乾隆皇帝复阅此三字，方知话中有话，恍悟个中之理，于是顺水推舟，改为“真趣”。“真趣”与“真有趣”，一雅一俗可谓天差地别。“进谏”的方式方法要讲究，最佳的办法是使忠言不逆耳，真话不难听，以尽快达成共识，利于事业、利于工作。（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14年第3期，原题目为《谈谈“出主意”》）
注：本文作者：刘邦基，来源为《秘书工作》杂志及微信号“秘书工作”（mishugongzuo）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要做到：安排工作计划时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
毛泽东是公认的出主意的高手，早在江西苏区时期，红军里就广为流传：“毛委员有主意。”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善于出主意，能出好主意，才使他在众多的革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党的领袖。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
怎样才能有主意
“主意”是属于思想层面的东西，而思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认为，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读书治学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为中国革命出的许多好主意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读书有关系。据跟随他的人回忆，毛泽东上井冈山时，戎马倥偬，口袋里仍然装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水浒传》。正是因为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传统，他才产生了“工农武装割据”这个主意。他还曾忠告党校的学员：“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1939年与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
世事磨炼
主意还来自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毛泽东发展了古人的思想，强调人们经过世事磨炼才容易产生主意。青年时期他就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提升自己，1917年，他和一个同学身无分文，竟在湖南乡下游学一个多月。所谓游学，实际上近似沿村乞讨，此间主要靠帮人写点东西、出点主意之类解决生活问题。但是，这样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下层社会。要产生好主意，就必须到社会的熔炉里去陶冶。总结经验是出主意的重要基础。“解放军打仗，一个战役以后，总来一次总结，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继续乘胜前进。”这确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许多高明的决策，就是这样来的。
怎样出好主意
主意有好坏之分，什么样的主意是好主意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毛泽东的实践和论述来看，好主意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高瞻远瞩
抗战时期，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延安考察，多次向各方面的人询问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战胜他的许多对手，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结果，他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毛泽东“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毛泽东本人也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但必须看清前途和方向。正像海伦·斯诺讲的：“他顺应历史，又走在历史的前头。”比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向战士说：“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稍后，他又提出了那个激动人心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9年后，在具体工作中，毛泽东特别提醒领导干部，要善于识别风向。树叶一动，就知道风往哪里吹。特别是要善于识别社会的风向，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问题一有苗头，就能发现它，掌握它。
1946年在延安枣园
敢于出奇
毛泽东年轻时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毛奇”。俗话说，出奇制胜。毛泽东一生中出了很多“奇主意”，创造了很多奇迹，比如，四渡赤水。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红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毛泽东率领军队在赤水两岸间来回奔走了四次，可谓军事史上的奇迹。再如，1947年，面对国民党的强大攻势，命令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强令林彪占领锦州，在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势；1971年，利用乒乓外交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等等。出奇，就是想别人所未想，超越常规，于劣势中取胜，于困境中开出一片新天地。
留有余地
出主意，要留有余地，多想几种可能性。俗话说，要有后手。不管什么事，即使能做得到，也要谨慎些。这是毛泽东出主意作决策的一个原则。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希望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安排工作计划时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余地上下都有好处。过去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也得记住这一点。如果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意思是说，好的主意，都有可以变通的空间，从而能让领导者进退自如，可伸可缩。
油画《见到毛主席格外亲》
设想最坏
领导者出主意时，不能只考虑有利的、好的方面，还要考虑到不利的、坏的方面。诸葛亮说过：“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毛泽东出主意，就是一方面争取最优，一方面又总是想到最坏的可能性。党的七大以“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当时，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大讲“要准备困难”，什么困难呢？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诸如挨外国人骂、国内大骂、失去几大块根据地、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等。他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这十七条困难，后来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然而，因为早有估计，毛泽东和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1949年后，他仍然强调，“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有了这种设想，就可以从容应对一切，做到心中有底、遇变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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