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在社会生活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情况下，国际国内面临的问题也相互影响和交织在一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流动加快，管理好巨大流动人口任务繁重。多数城市的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体系，在户籍、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面临很多困难。进城流动人口多数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和地下建筑，多数城市还是按照过去城市人口配备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也没有根据新的人口布局进行调整，往往造成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力量非常薄弱。管理好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涉及社会治理体制的方方面面，任务十分繁重。
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持续增多。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又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土地增值成为地方经济重要推动力和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刺激下，新一轮“土地置换”形成热潮，大规模圈占农地和强行拆迁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增多，由此引发的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据统计，2006—2008年，在国家要求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全国耕地实际净减少12480万亩，年均减少近4200万亩，远高于“十五”期间年均减少2260万亩的水平。如何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非农化的过程中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防止和杜绝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发生，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突出。我国初级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下降，预计到“十三五”期间将会转变为负增长。与此同时，虽然理论上农村还有两亿多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但由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严重，农村老年劳动力与初级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青年劳动力需求难以匹配，致使2004年以来间断出现的“招工难”问题常态化和加剧。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进入快速上升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也明显增强，不愿再返回农村生活和难以在城市留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原材料价格的提升和人民币的升值，都在压缩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影响企业主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当前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非常突出，劳动关系冲突显化。因此，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协调好劳动关系，把劳动关系冲突纳入法制轨道加以规范、调解和处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基层财政力量薄弱，一些地方的基层干群关系需要理顺。在一些地方，基层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情况比较突出，各种需要地方财政配套拨款的社会事务较多，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严禁“乱收费”，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财源的情况下变换名目向群众收费的问题仍屡禁不止。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历届政府积累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基层往往容易注重当前政绩并遵行“今朝不理前朝政”规则，致使当前涉及基层干群关系的问题较多，甚至形成民怨。近年来，关于群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出现从中央到基层逐级下降的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乡村空心化和凋敝现象，乡村产业空了，青年人走了，富人到城市买房居住了，干部也不在乡镇居住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处理好基层干群关系，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的大问题。
基层治理体制发生变化，需要重建把问题化解在基层的机制。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础，过去比较依赖于工作“单位”，“单位组织”也是过去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现在，绝大多数城镇从业人员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治理的摩擦成本大量增加，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贯彻和落实，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调解和解决，都受到阻碍。基层发生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现在无法“解决在基层”。对老百姓来说，“打官司”成本太高，而且相当一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而找基层政府反映诉求，现在又强调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所以越级信访、到北京信访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群众信访和地方政府拦截信访形成尖锐冲突。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普遍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情造成群体性事件。所以，如何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形成有效的把问题化解在基层的社会机制，是社会治理体制需要探索的新问题。
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问题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格局，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国家的特点：我国是在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基础上演变成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在这过程当中，分配状况和政策取向变化很大，民众对收入分配的看法分歧也很大；除了市场分配的差距，在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方面也有很大差距，如不同地区之间同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不仅民众对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有意见，干部群体对目前的分配体制也有诸多怨言，而且根据调查，我国同一些收入差距客观程度相当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民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观不满程度要高得多；一些权钱交易和贪污不廉洁现象将贫富差距问题在人们心理上进一步扩大，造成一些“仇富”现象。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妥善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顺收入分配的秩序，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必然要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这既需要勇气和远见，也需要智慧和社会治理的技术。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那么最大的尚未解决好的问题恐怕就是收入分配问题。
群体性事件问题突出，各种新型社会风险需要高度重视。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问题在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尽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大多数信访和群体性事件，反映的是民生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如提升劳动福利和待遇、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抗议企业环境污染、追究医疗事故责任，等等。这些事件，有的属于侵害职工和群众利益造成的“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也有的属于社会普遍不满情绪的宣泄造成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难以预测、扩散迅速、容易引起大规模混乱的现代风险的特点，值得特别的关注。另外，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一些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也多具有难以预测和容易引起民众恐慌的现代风险特点，需要高度重视。
摘自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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