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俗话说，“为人不当官，当官不一般”，什么不一般，首先是说话不一般，喜欢说官话、打官腔。我们不妨留心一下报纸、电台、电视，或者会议、文件、材料，听听或看看领导干部作报告写文章，究竟还有多少群众语言。有些报告洋洋洒洒上万言，找来找去却找不出一句群众语言，甚至没有一句让老百姓感到熟悉而亲切的话，老百姓嘲讽为“清一色的官腔官调”。
与此相连的另一种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和文章，习惯“引经据典”。喜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么说，再不就是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怎么说，这当然需要，尤其需要前者，因为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在于只有这种“一边倒”的引用，却没有另外一种引用，也就是从来不去引用山区农民怎么说、下岗工人怎么说、困难职工怎么说。好像觉得只有引经据典才显得学识渊博，才见得功夫水平；觉得农民和工人的话没有份量，甚至认为不合领导身份，不入文章风格。这有点像我们有的人总喜欢炫耀有几个富亲戚而从来怕提自己还有几个穷亲戚一样。很多机关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经历，参加报告和文章的讨论修改，总会有人特别地把报告或文章中的十分难得的几句口语“揪出来”，“更正”成书面语言，甚至调查报告中都不容许出现这样的口语，好像群众语言成了“眼中钉”和“肉中刺”似的。
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群众说得好，你打你的官腔，咱老百姓不跟你搭腔还不成吗？有的同志会说，我的讲话和材料本来就不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于是，仕途讲话和文章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把群众语言拒之门外，民话和官话中间砌起了一堵墙。久而久之，这些领导干部就由不愿说群众语言到不会说群众语言了。就有了这样的现象：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农民说话说不亲切，与工人说话说不拢来，与市民说话说不随和。对这种“话不投机”的现象，群众用一句歇后语讽刺叫做“戴斗篷接吻——亲不到一块” 。
即使是干部对着干部讲，干部写给干部看，又有多少干部是被吸引着去听去看的呢？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写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前，用2个月时间听30多个部门汇报，毛泽东习惯对汇报进行评点，他把听那种枯燥的汇报比作坐牢，甚至“比坐牢还厉害”。我想我们那些经常开会听报告的官员肯定有类似的“痛苦感受”。经常有报载某地“严肃会议纪律，对听会打瞌睡的就地免职”，光治台下有什么用，为什么不检讨台上呢？听的打瞌睡固然不对，但讲的就没有责任吗？你的讲话不中听，人家当然要打瞌睡哟。我这不是鼓励开会打瞌睡，而是说作报告写文章还是要讲究一下语言艺术，百姓语言会平添讲话和作文的魅力，甚至平添你的人格魅力，这更是工作需要，党的事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