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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1867年)春天,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写信给哥哥曾国藩,倾吐对捻作战失利的苦闷。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回信,勉励他一定要“力守悔字硬字两诀,以求挽回”。为现身说法,曾国藩还在信中回顾了自己遇到的四次重大挫折: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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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劝导曾国荃“反求诸己,切实做去”,“安知大堑之后无大伸之日耶?”
“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说的就是在公文写作上遇到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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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理解曾国藩为何把这次公文写作列入平生四大挫折,我想多费些笔墨,将这四次挫折一并作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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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国藩参加秀才资格考试(童试),却仅考取了“佾生”(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可以充任孔庙中祭祀乐舞的人员)。秀才是“功名”的起点,只考取“佾生”,意味着已经二十二岁的曾国藩尚未跨过正式科举考试的门槛。这还罢了,更让他受不了的是,本省学政(主管教育的官员)在发榜时,还附带发布公告,批评曾国藩的考卷“文理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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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这一当头棒喝让曾国藩醍醐灌顶,第二年曾国藩顺利考取秀才,第六年考取进士,并以庶吉士名义入选翰林院,实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中进士、点翰林”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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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病逝,清王朝已显露出内忧外患的颓势。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帝即位,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连烧了两把火:一是断然罢黜重臣穆彰阿,二是频频下诏“求言”。这两项工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咸丰的这些举措,引人注目、振奋人心,人们仿佛看到了国家振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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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当即响应皇帝号召,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奏陈“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要达到这个目标,曾国藩认为皇帝应该重视和加强“日讲”,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仕途的疲沓之风。同时,必须改革官员选拔任用制度,让有理想、有抱负、能干事并干得成事的人才脱颖而出。
咸丰对曾国藩奏陈的用人三策大加赞赏:“分析透彻,切中情事,措施可行,完全可以采用。”对加强“日讲”建议,咸丰也十分感兴趣,希望他尽快拿出具体实施办法和意见。曾国藩很快写出了疏稿,并且特意绘制了图表,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日讲”内容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作了阐述和说明。但遗憾的是,或许因为他的美术功底不够好,抑或时间紧迫来不及精心绘制,总之疏稿中的图表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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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文写作经验的人知道,在公文起草和审核阶段,对于文件中的附图,虽然必须做到意思清楚明白和数字具体准确,但图表本身画得马虎一些是无伤大雅的。然而,曾国藩的日讲疏稿传开后,朝廷大臣几乎都在嘲笑他那“幼稚”的图画。此事当时就令曾国藩郁闷万分、无地自容。甚至过了十七年后,曾国藩仍对此事记忆犹新,并视为平生遇到的最大的四次挫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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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与曾国藩并无深仇大恨,为何要在这么一件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吹毛求疵,集体发难?其中原因至少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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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曾国藩的官运实在太好,碰到了一个在用人方面最重翰林的皇帝。道光帝对那些既有才学又很会写文章的翰林官员格外垂青,往往不数年,这些人便官至侍郎、巡抚、总督或尚书。曾国藩考取进士点为翰林之后,短短十年时间便由普通干部成长为副部级高干,将许多仕途同僚远远甩在后头,这一切固然是他本身素质高又勤努力的结果,但与道光的用人政策也是分不开的。现在咸丰皇帝又这样器重他,更好的前程似乎就摆在他面前,仕途同僚怎可能不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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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不仅痛斥了当时仕途的恶劣风气,而且对朝廷内外各级官员的办事通病给予了无情鞭挞和抨击,可谓曲尽了当时仕途的丑恶形态,其言辞之激烈,态度之愤激,让这些官员如坐针毡。如今他们好不容易抓到曾国藩一个短处,自然要大加反击,以证明曾国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其本身素质和工作表现,原来也不过如此。所以,曾国藩在这件“小”事情上出人意料地遭到同僚集体嘲讽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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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1854年)年初,曾国藩率湘军东征,惨败太平军,损失惨重。湘军主力被派往湘潭之后,曾国藩急功近利,不听劝阻,执意率领少量部队向靖港进发,结果遭到太平军痛击,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羞愧之下投水自杀,幸亏幕僚李元度早有防备,暗中派人在他身边保护,曾国藩才没有死成,否则就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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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港之败使曾国藩收到沉痛打击,昔日一些好友和幕僚,也纷纷借口离去。众叛亲离的曾国藩心绪坏到了极点,密令其弟曾国荃买好棺材,准备再次自杀。好在李元度不离不弃,一有机会就反复开导,曾国藩终于重新打起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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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月休整和兵员补充之后,曾国藩开始了第二次东征。到咸丰四年底,湘军先后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岳州、武昌、黄梅等要地。但不久曾国藩又头脑发热,冒险进攻太平军着力经营的九江,结果湘军水师在行进途中被太平军拦腰截断为外江(长江)与内湖(鄱阳湖)两个部分。太平军焚其战船百余只,曾国藩的旗舰及文书档案也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这就是乙卯年即咸丰五年(1855年)的九江之败。曾国藩再次投水,李元度拼死力才将其捞上来,然后护送他退守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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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曾国藩一生所遭遇的四大挫折,我们似乎可以说:“画图甚陋”遭人嘲笑的尴尬,也就是由公文写作直接引发的这次挫折,与其他三次挫折比起来,倒真不在同一档次上。但曾国藩宁愿不计1853年遭遇兵变的挫折,也要将它列为自己一生遭遇的四大挫折之一,肯定有他的考虑和用意。我以为曾国藩意在予人教益,比如在做人、做事和做官方面,就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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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刚柔相济才是至高境界。如果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鹤立鸡群,人浊我清,由此顾盼自雄、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容易招人反感和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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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细节决定成败。小事不可小看,细节彰显魅力。细节既来自于态度,也来自于用心和习惯。做事不能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要从眼前做起,从点滴做起,从每一个细节做起。每个细节,每个流程,每个标点符号,都要手到眼到心到,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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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求别人做什么,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达到什么境界,自己首先要达到。不能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说官话、打官腔,要指望别人买你的账,绝对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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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遭遇这一挫折,固然是他触犯了仕途规则并且说话太冲所致,也与他当时眼高手低、办事草率有很大关系。正因如此,经过多年历练和沉淀之后,“大彻大悟”的曾国藩才会越来越觉得,把它列为自己所遭遇的四大挫折之一,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
挫折既是一次教训,也是一笔财富。只要善于从挫折中吸取经验,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坚强。“大堑之后有大伸”,此言不虚。 (作者:眭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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