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文化明显转型的时期。其间，中国文化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传统知识体系瓦解，新文化、新教育逐步壮大。随之而来，大众的学习热情也明显增长。而学习，首要途径就是读书。在民国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如何更好地读书？如何使人们在汲取前人阅读经验的同时，适应新时代的学习需要？都吸引着民国学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总结。而这些思考、总结，很多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
精读与博览并举
读书究竟应“少而精”还是“多而博”？这是“阅读史”上的一个老话题了。民国学人同样也在就此进行思考。特别是王朝崩溃、科举废除，僵硬的儒典诵习已丧失市场的情况下，人们是否还需要精读？而西学东渐、新知传播，出版业迅速发展的时代，泛读又有没有规范？这些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对此，学者看法不一：有人强调“精”，提倡“读破一卷书”；有人强调“博”，主张读书“不必专一”。其实，当时更多的学者还是主张应“精”“博”兼具。梁启超就说：读书“最好分为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这是从“技术”的角度说的。胡适则强调精读与泛读的知识指向不同。他说：理想的读书人要“既能博大，又能精深”，“一个学者不可无普通知识，同时也不可无专门学问，……就专门学问说：应先注重‘质’的方面的‘精深’；就普通知识说：应努力‘量’的方面的广博”。其实精与博，归纳而言，无非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功用知识的不同学习方法。对于基础知识、专业技术、思想道德经典，当反复研读，熟记精通，以树立原则；对背景知识、社会经验、生活常识则应快览博闻，以夯实基础。二者不可偏废。读书不博，则眼界易局促狭隘，读书不精，则学问易散漫浮躁。所以，理想的读书人，还要像胡适所比喻的，像金字塔，基础博大坚实，同时又有个高耸精密的尖端。如此博而能精，静而复博，方可学问通达。
读书必须思考
书中文字的知识，并非仅仅读过记住，就算学到了，还必须经过读者个人的思考理解。读书若不思考，不但走马观花，难留印象，而且更严重的，不思考则难辨是非真伪，易为书本所左右，生出迷信和盲从。所以读书时一定要思考，要带着问题意识，甚至带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梁启超就说：“用怀疑的精神去发生问题。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当然，提倡思考绝非叫你怀疑一切。“尽信书”不对，“尽不信书”同样偏颇。史学家陈柱就主张，读书应“疑所当疑，信所当信”。他认为“怀疑者有时自信太过，反未及思辨，而自陷于武断”，使读者失去对书籍的信任和兴趣，陷入“读书无用”的谬见。当然，不论采用什么程度的表达，他们主动思考、大胆思考的思想主旨则是贯通的。
那么如何去思考？学者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学者朱介民强调知识背景：“首先对于学说之派别粗知其大概，而且能辨别其长短；又对社会之事情能分析其性质和内容。”胡绳则主张重点思考书籍的逻辑结构：“一、不要只记得原书中的结论，而要了解这结论是怎样得到的；二、不要只知道那里面是怎样怎样说的，而要知道那里面为什么这样说；三、不要为书中所讲的许许多多东西所困惑住了，而要想明白这许许多多东西是如何贯穿在一起的。”还有人的建议更直白：“读完一节，便要思量着一节里的内容怎样？形式怎样？读完一册，再要思量着全书的结构怎样？精义何在？再当思量到我读此书得着些什么？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另外，很多学者还强调，读书需要思考，但不能止步于此，而是要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拘泥学理，不顾事实，不能用书，反被书用，……对于事业、对于社会，试问有什么益处呢？”而且读书思考还要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应该知，并且应该做”。用读书的所得，来指导实践，同时也在现实中验证其真伪，如此才不失读书的真意。
兴趣与读书的关系
想让人定下心来读书，并主动思考，兴趣是个关键。封建时代，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乏味无趣，自然引起民国学人的反感。所以很多人都提出读书、选书应注重个人的兴趣或个性，以其为阅读的出发点。学者徐应昶就说：读书要“适合自己兴趣，因着个人天性，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要对自己素质、兴趣点有所认识、有所衡量，再选择读书方向”。作家林语堂的表达更极端：“什么才叫做真正读书呢？……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还说：“个人如能就兴味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者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
不过，这种说法未免太乐观。读书纯粹由着兴趣并不可靠。现实中人们往往发现，自己爱读、想读的书和有益、应读的书并不一致。这时孰轻孰重，如何取舍？艾思奇就指出：“趣味是要紧的”，但“书的选择和计划是根本，而兴趣只是一种帮助”。他说读书人不能做“趣味崇拜主义者”，“如果让兴趣支配一切，有兴趣的就读，结果乱读一大堆，读破万卷，得不到一点头绪……为要保持读书本来的意义和目的，不能不对我们的兴趣加以节制”。除了“节制”兴趣外，学者们也提出读书兴趣可以后天培养。学者，杨衡玉就说：“兴趣固然由于天赋，而环境和教育的力量也非常之大，可以转移（兴趣）。”那如何养成兴趣？梁启超认为：“第一要不息，第二要深入，第三要找（学）友。”而经济学家张素民认为培养读书兴趣，一要了解书籍内容，二要养成读书习惯，三要“择你性之所喜的一类书读”。艾思奇则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认为：“读书的时候，如果书的内容能被自己很清楚地了解了，或是那书的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系时，就会引起兴趣”，“因为自己的生活最容易理解的缘故，所以……书籍的选择，也最好尽量选择能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作品”。综合各家之言，其实还是要做到科学理性地选书，持之以恒地阅读，待到读者的能力素质真正得到提升，读好书的助益充分显现，良好的阅读兴趣也就能养成了。
上述几点，仅是举其大端。其实民国学人对读书法的论述还有很多，如读书要有信心、有恒心、有规律，要从个人实际程度出发，循序渐进，要注意阅读卫生，等等，都很有教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学者们的读书法，主要还是理论阐述，有时不免空论之嫌，还有些说法、观点相互差异甚至冲突。这些仍需读者思考鉴别，并通过实践运用找到适合自身的方法。最后，本文引用民国时一本《书报阅读法》所列的几条实用选书指标作为结尾，供读者参考：选书不要为宣传所迷惑；不要为广告所引诱；不要选与自己程度不相等的；注意出版日期、版数；注意出版处、发行者；先阅序言或后记；最好有相当的人介绍，或有名人评论或推荐；是否必需。作者：王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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