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当秘书时，对那些秘书出身而且见多识广、才华横溢的领导总是充满了敬佩和好奇。我曾不止一次地求教于某领导：书记，看您修改文稿和在各种场合即兴讲话，无论讲什么工作都显得很熟悉、很在行、很到位，好像信手拈来，从来不讲外行话，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位领导告诉我：这并不神秘也不复杂，关键在于三点：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
的确，古今秘书界涌现过多少令人仰视和钦佩的知识富翁。他们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政经财文无所不通，诗词歌赋无所不能，这固然与天赋有关，但更多是勤于和善于学习的结果。朱镕基同志在评价胡乔木的学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你跟他说话，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可见胡乔木学识何其了得，“看不到边”，那就是海啊！难怪他能写出那么多令人叹服的锦绣文章，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党内第一支笔”。
可见，知识是笔杆子的“源头活水”。知识丰富必然左右逢源，下笔有神；知识贫乏必然文思枯竭，笔杆失灵。我们在起草文稿时也常常碰上这样的情况：明明理清了思路，搭好了架子，但就是写不下去或写不顺畅，总觉得没多少东西可写，想讲清某个道理但讲不透彻，想阐明某个观点但依据不足，想就某项业务工作提出要求但无从下笔，想引用某段格言警句或某个人物掌故但不知出处，只好干巴巴地东拼西凑，一字一句像挤牙膏似的挤出来，写出来的稿子浅薄枯燥、苍白无力，连自己看了都生气。这都是知识面太窄、信息量太小和词汇量太少的缘故。所以，要成为优秀的笔杆子，首要的任务在于学习，而且你不学还不行，书不能不读，文件不能不看，情况不能不了解，知识面不能不宽。要时刻怀着一种强烈的知识恐慌感，在“恐慌”中勤学、善学，学深、学好，最终战胜“恐慌”。
◎“恐慌”之一：不仅要多学多知，还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
这个结构应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基本层次，即公文写作的基本知识，包括公文的种类、写作要求和规范，还有如何确立主题、谋篇布局、提炼观点、说理论事等；二是核心层次，即公文写作必然涉及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情况和相关知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党建、群团等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基本业务常识，还包括领导科学、管理科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三是辅助层次，即公文写作中有助于提高文稿厚度、深度和可读性、启迪性的知识，如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宗教、美学等。这三个层次的知识，前两者必须掌握，后者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这就像建造一幢高楼，第一层次的知识是它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的知识是它的主体框架和粗装修部分，而第三层次的知识则是它的精装修部分。你可以不搞精装修，文稿质量一般也过得去，但层次不可能太高；要是能搞精装修，效果自然大不一样了。
尤其是领导讲话和个人署名文章，适当运用不同领域的知识是大有好处的。历史知识能使之厚重，哲学知识能使之深邃，文学知识能使之生动，音乐知识能使之飘逸。当然，这要依据实际需要而用，不可多用滥用，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毛泽东本身就是文思锦绣的大诗人，他的著作中经常用到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等手法，所以他的文章生动、新颖、有文采、有气势，大家都喜欢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善于运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来说理论事。比如他用著名学者王国维关于治学的三种境界，来论述理论学习也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有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也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人憔悴”的心甘情愿；更要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韧劲和耐心，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用这种语言提学习要求就比一般性的官样语言显得妙趣横生、意味深长，让人们在文学知识的熏陶中领悟学习的乐趣和重要性。另外，讲到反腐倡廉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等，他都能画龙点睛地引用一些名言警句来阐释道理、申明主张，而且都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使每篇讲话都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还有音乐知识，看起来与公文写作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文稿起草大有裨益。当然，这不是要你成为作曲家、演奏家或指挥家，而是多少掌握一些，找到音乐与公文写作的某些共性并加以运用，能使文稿增色不少。以音乐创作和讲话稿起草为例，音乐创作首先要找到“动机”，即骨干音，整个旋律依据骨干音来展开，旋律才会紧凑、流畅、动听；这就等于文稿写作中提炼主题，首先要明确主题，整个文章围绕主题而铺排拓展，才显得重点突出，结构紧凑，不致松散杂乱。音乐注重节奏，快与慢，轻与重，激越与舒缓，休止与延续，以体现音乐语言的丰富性和旋律的内在张力；讲话稿语言也要讲究词句的节奏感、气势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以提高可听性和感染力。乐曲进行到三分之二处，一般会出现华彩或副歌乐段，也就是曲子中最优美、最打动人心的高潮部分；讲话即将结束时也需要高潮，用一些带有号召性、鼓动性的语言来鼓舞士气，渲染气氛，激励人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共同奋斗。这些共同点，即使你不懂音乐，其实在起草文稿中也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只不过没有意识到罢了；如果有了这种意识，就会运用得更好、更巧妙一些，使文章更添几分灵动、飘逸的色彩。最近看到一则新华社消息，南非某葡萄酒庄园日夜播放古典音乐，因为庄园主经过实践证明：悦耳的声音能产生正能量，有利于提高红酒品质。如果这一结论成立的话，那么，音乐对酿酒尚且有如此神奇的作用，何况对人脑思维和写作呢？
◎“恐慌”之二：不仅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业务需要而学，还要善于“投领导所好”而学
这并不是贬义，而是说，领导喜欢看哪类书也跟着看哪类书，领导侧重掌握哪些知识也跟着掌握哪些知识，这样就能使自己的服务工作与领导工作更合拍、更对路。这是因为，领导者由于文化层次不同、个人兴趣爱好不同以及关注点、兴奋点的不同，除了那些大家都必须掌握的知识外，看书学习的内容、类别和方式方法都是千差万别的。有人喜欢文史，有人喜欢经济，有人喜欢厚重深奥的东西，有人喜欢浅显易懂的东西，总之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兴趣爱好的差异所致。我开始给地委书记写稿那会儿，有一段时间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运用在文稿中的某些知识和见解总是被书记改掉。后来发现，书记每年订阅的报刊中都有《求是》杂志和《新华文摘》，我每次给他清理桌上的报刊，他唯独不让我把这两本杂志清掉。偷偷翻开一看，上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横线和着重号，一些地方还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再一细看，发现他改稿时引用的一些观点、言论多半出于此处。我赶紧订来这两本杂志，每一期、每一篇都认真细看，并把其中的重要片段摘录下来甚至背下来，这样才慢慢做到与书记“保持高度一致”，给他写的稿子也基本能一次性过关。几年后换了地委书记，那又完全不一样了。新书记此前任行署专员，对各种流派的经济理论特感兴趣，包括对激进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五花八门的理论也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或借鉴、或批判，经常在讲话中予以运用。这可苦了我这个小秘书，逼着我又得去把凯恩斯、李嘉图、萨缪尔森这班老夫子的比砖头还厚的著作搬过来啃，书中那些像朦胧诗一样晦涩难懂的概念、论述和绕来绕去的欧式长句，直把我“啃”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不过还好，这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写的稿子还多次得到书记表扬。这一对比就说明，秘书积累知识往往需要因领导而异，这样才能提供精准式、个性化的有效服务。
◎“恐慌”之三：不仅要向书本学，还要向干部群众学，向活生生的实践学
回首秘书生涯，其实就是日复一日的“恐慌”生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为秘书工作无小事而“恐慌”，为生怕服务工作不到位而“恐慌”，尤其为知识不够用而“恐慌”。但正是这种“恐慌”所带来的压力感、紧迫感，迫使一代又一代秘书人员发奋学习，刻苦磨炼，永不满足，永不懈怠，成长为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优秀人才。
“恐慌”就是自我加压，“恐慌”就是自我造就，“恐慌”就是永不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恐慌”其实是不可战胜的，一旦你认为战胜了它，就会让自己停滞不前。
你可以远离“恐慌”，那就只能亲近平庸。
永远的“恐慌”，永远的动力之源。
（作者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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