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王一鸣
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十年。今后十年，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随着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明显增多。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后，原有的增长动力开始减弱，支撑高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逐步消失，潜在增长水平趋于下降，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中国能否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既定发展目标，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实现经济转型。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
进入本世纪以来，在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开放效应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上升周期。随着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凸显，以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经历几次调整，2012年和2013年经济增速均稳定在7.7%。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速，很可能是在7%至8%的潜在增长水平区间内上下波动，中国经济正在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今后十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储蓄率、劳动力供需等宏观经济变量逆向调整，将导致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供给条件继续发生变化，加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短期内难有明显上升，土地和能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加剧，原有的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条件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对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产生影响。
（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将发生向下调整
决定储蓄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0.8个百分点。过去30多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改变，而且随着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支出将持续增长。这些变化将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依靠投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随着“80后”“90后”等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劳动年龄和他们的父母进入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拐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统计公报》，2012年和2013年我国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和244万人，这意味着劳动力供需形势开始发生逆向变化，“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劳动力供给增速将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将不可逆上升，经济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
（三）劳动力再配置和技术引进的效应减弱使全要素生产率趋于下降
随着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长的放缓，要维系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体制变革，但我国过去这些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通常情况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五至七倍，只要这种转移过程持续进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不断提高。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近尾声，今后一个时期转移规模和速度将继续下降。与此同时，我国技术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难度明显增大。
（四）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持续强化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明显加剧。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必然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外部约束。
二、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挑战和应对
今后十年，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明显增多，必须根据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在继续稳健审慎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供给管理，不断创造新的供给，从而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
（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增大。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市场国家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更重要的是，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凭借更为低廉的要素成本，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挤占我国传统市场，我国将面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双重挤压”，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
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在满足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有一部分通过扩大出口实现平衡。随着国际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不仅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领域也面临较大的过剩压力，继续依靠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缩小。
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随着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近年来，企业用工成本呈现加快上升态势，土地供给日趋紧张，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幅下降，依靠大规模增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困难。
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我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明显暴露出来。目前，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如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进步，部分已有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在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下，经济减速后，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增幅也会随之放缓。与此同时，过去一个时期扩大债务和信用规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大了潜在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债务风险增大，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逐步聚积，在经济增速下降后，各种潜在风险也会暴露出来。
（二）需更加注重加强供给管理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原有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以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为核心的供给管理的重要性则日益凸显。因此，在继续稳健审慎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必须根据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更加注重加强供给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投入驱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轨道上来。
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减税。激活市场需要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推进，在扩围的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税率。继续实施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向民生和薄弱环节倾斜，加强对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支持。在保证教育和民生领域政府开支前提下，减少财政一般性支出，并加强对财政风险的防控。
保持货币政策审慎稳健。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供给水平趋于下降，但投资需求增长仍具有较大的惯性，往往会加剧通胀压力。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投放合理增长，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规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大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推进产业兼并重组。这一轮经济放缓，供给面下降幅度要比需求面大，反映了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然而，产能过剩也是倒逼结构调整和产业兼并重组的有利时机。应坚持市场化导向，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推进产业重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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