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思铁
问：1、我省《贯彻〈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合力实施“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和“五大扶贫工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我省扶贫的重点、难点在哪里？
答：首先，谈一下“四大片区”，也就是片区扶贫攻坚问题。贫困片区或扶贫片区与贫困县或重点县一样，它是伴随扶贫开发的产生而产生的。1986年，即扶贫开发的第一年，我国就把贫困地区分为14个片区；1988年，增划和调整后为18个片区，如东部的沂蒙山区、中部的太行山区、西部的乌蒙山区等。各省也划分了自己的集中连片地区。新世纪头10年，国家和省都取消了贫困片区的划分。国家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再次确定扶贫片区，全国划为14个片区，包括中央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省）藏区和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六盘山、秦巴山、武陵山、乌蒙山、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大兴安岭南麓、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大别山、罗宵山。进入片区内的国家扶贫攻坚县（市、区）680个，其中，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440个。我省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划定了“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四大连片特困地区”，全省进入“四大片区”内的国家和省定的扶贫片区县（市、区）88个，其中，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36个。为什么要实行片区扶贫？因为连片特困地区由于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性较长。开展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攻坚，既是新阶段中央扶贫工作思路的重大转变，也是贫困地区的客观需要。至于“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是2013年5月省委十届三次全会首次提出的。省委决定，从2013年起，启动实施“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在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88个县开展扶贫开发攻坚。省委同时要求：制定攻坚行动“6+2”年度实施方案，明确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生态环境等六个方面的年度任务，以及农民增收、减贫人口两个方面的年度目标，并分类分项落实扶贫项目和资金，每年扎扎实实办一批实事，确保攻坚行动年年都有实际进展，贫困地区年年都有新的变化。这次《实施方案》提出“合力实施‘四大片区扶贫攻坚行动’”是对省委上述既定决策的传承和进一步强调。这里的关键在于“合力”二字，因为“四大片区”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必须整合各方力量。现在，各个片区都已经制定了新10年《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规划中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去兑现自己的“承诺”，参与合力攻坚，方能奏效。
其次，谈一下“五大扶贫工程”问题。一方面，在省的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里，已经有了“五大扶贫工程”的雏形，只是它是分散的。比如在“专项扶贫”章节里提出了“新村建设”“产业扶贫”，在“行业扶贫”章节里提出了“完善基础设施”“重视能源和生态环境建设”。另一方面，根据党的十八大新精神、新要求，省委十届三次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五大扶贫工程”这一全新的概念，并强调推进基础扶贫，把交通、农田水利、电网、通信等作为基础和先导，加快改善贫困地区发展条件；推进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新村扶贫，积极开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扶贫新村建设，建设彝家新寨、藏区新居、巴山新居等新村聚居点；推进能力扶贫，加快提高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贫困群众就业和致富能力；推进生态扶贫，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经济，对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有序开展生态移民。这次《实施方案》提出合力实施“五大扶贫工程”，同样是对省委上述既定决策的传承和进一步强调，其关键点仍然在于“合力”二字。一方面，基础、产业、新村、能力、生态“五大扶贫工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基础扶贫是前提、产业扶贫是关键、新村扶贫是载体、能力扶贫是核心、生态扶贫是保障。就能力扶贫来说，它是多年来四川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根本有效途径，排列第一位的就是外出打工；实践证明，贫困者缺的不是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另一方面，“五大扶贫工程”，可以说是整个扶贫开发的“生命工程”，它也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扶贫等哪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需要各个方面的协同推进。也就是说，“五大扶贫工程”包含在了前面提到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里，它需要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协同推进。
再其次，谈一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扶贫攻坚的重点、难点在哪里的问题。当前，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找准当前和今年一个时期扶贫开发的重点、难点，意义重大。第一，从贫困区域方面来看，重点在“四大片区”、难点在民族地区。“四大片区”，基本上都是跨市州的，这些地区从政治角度看，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省界地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包括青藏高原、大小凉山、乌蒙山、横断山、秦岭大巴山区等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从发展阶段看，集中体现为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公共服务欠缺、产业发展不足，部分地方社会稳定问题也时而突出。总的来说，“四大片区”的共同特点是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形态特殊等问题。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四大片区”特别是甘孜、阿坝、凉山等民族地区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区域发展、常规扶贫手段举措难以解决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问题，扶贫任务异常艰巨，扶贫难度极大、投入成本较高。所以，原则上中央和省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必须要确保这个重点、突破这个难点，至于面上贫困问题要靠强化“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原则”，由当地政府来负责解决，省上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第二，从扶贫对象方面来看，重点、难点都在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这3个群体是贫困人口中最弱势的群体，所以，国家和省的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都提出：要“把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并强调一是要“继续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帮扶力度，加快脱贫致富步伐。”二是要“关注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组织发动贫困家庭妇女积极参与全国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关心支持留守妇女创业增收，采取措施保障留守儿童入园入学，加强身心健康教育和服务。”也因此，精准扶贫要首先考虑扶人的问题。第三，从工作环节方面来看，重点、难点还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观念能力问题。我们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扶贫开发体制机制本身需要改革，但是，扶贫队伍思想观念不那么跟不上改革的趟，比如说扶贫事权划分上，省市的一些同志还是留恋于分资金、批项目，不甘于从事监管。扶贫队伍从事扶贫工作的能力、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和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都有待于提高，至少是存在不足的危险。二是先难后易、缺舍补舍问题。现在，扶贫攻坚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扶贫手段绝不能还套用治理“普贫”时期的“先易后难”方式。四川农村的情况总体还是好中有差、差中有好，区域如此、人口也如此，必须坚持省委提出的“三最”：做到选准最困难的村、扶持最贫困的户、办好群众最急需办的事。要如此，一方面必须坚持先难后易，另方面必须坚持缺啥补啥。特别是扶贫投入总是有限的，有限投入要用在刀刃上，要分轻重缓急，解决贫困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贫困群众企盼的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行动。三是综合性的问题。如扶贫资源配置、扶贫对象识别、各级政府和行业部门职责落实、扶贫项目资金管理等等，也是当前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这些问题单纯依赖政策或行政手段难以有效解决。要按照省委“及时出台《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条例》”的要求，加快扶贫立法进度，“使扶贫开发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区也先后出台了当地的扶贫条例。因此，通过立法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十分迫切，也很有必要。四是扶贫事权划分问题。省委已经明确：省市主要是扶贫开发工作监管，扶贫项目审批权原则上下放到县，实行目标、任务、资金和权责“四到县”制度。这虽然明确了省市与县级的扶贫事权，但是，省与市的扶贫事权尚有待明确，省监管什么，市又监管什么？如果处理不好，要么都在管要么都没人管。“四到县”后，县级还有个适应的过程，机遇与挑战、好处与风险并存。如何帮助指导县级运用好项目审批权、特别是“四到县”之权，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所在。五是精准扶贫与区域开发的关系问题。“精准扶贫”是对的，必须坚持。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只是就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而产生的扶贫工作而言的，扶贫攻坚特别是精准扶贫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县工作的全部，甚至不是经济工作的全部。再说，从本质上看，扶贫开发也属于经济的范畴。贫困问题的最终消除，还是要靠发展。特别针对一些自然条件太差的贫困地区，如果区域开发跟不上，即便资金精准到户，也不一定能“扶”得起来。所以，必须要处理好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精准扶贫与区域开发的关系。从资金方面来看，财政扶贫资金分为财政综合扶贫资金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两个方面，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只能用于扶持人口，区域发展要使用财政综合扶贫资金和其他的资金。
问：2、这次扶贫工作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这次《实施方案》的出台，意义重大，其显著的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出台时间上来看，是增强紧迫感。2011年进入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期，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颁布实施了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三年来，国家和省不断加大扶贫工作和投入力度，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省委的统一部署，积极落实各项扶贫措施，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扶贫攻坚，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不断强化，扶贫开发取得新的进展。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困难特别是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全省农村到2013年底仍有625万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仍严重滞后。部分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因病、因灾返贫问题也很突出。同时，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科学、不适应、不到位的问题，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改进，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工作重点需要进一步突出。时不我待，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切实增强扶贫攻坚的时间紧迫感。
二是从产生背景上来看，是增强使命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多次到贫困地区考察指导扶贫攻坚工作。2013年12月18日，经中央同意，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
三是从重要内容上来看，是增强责任感。针对贫困地区和扶贫开发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次《实施方案》提出了六项改革措施和十二项重点工作。六项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强化干部驻村帮扶机制、改革重点县考核机制，用新机制保障扶贫工作落到实处；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完善金融扶贫机制，用新机制保障扶贫资源有效利用；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建立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形成有效协调协作和监管机制，用新机制保障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十二项重点工作分布在“五大扶贫工程”中，其主要内容是：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农村电力保障，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扶贫，危房改造、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贫困村信息化，教育扶贫、就业技能培训，生态环境保护。以此为抓手，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不论是改革的六项任务还是十二项重点工作，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此，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切实增强扶贫攻坚的现实责任感。
问：3、如何界定“穷人”？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答：如何界定“穷人”，这是扶贫开发工作长期以来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平常说的“穷人”数据也就是贫困人口规模，通常是由统计部门按照抽样调查得出的，这是一个“宏观”的数据，还由于全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宏观”数据与现实中的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穷人”无法“对号入座”，也由此对于具体“穷人”、贫穷户的帮扶工作就存在许多盲点，真正的一些“穷人”和穷户的没有得到帮扶。
这次《实施方案》强调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精准扶贫包括贫困区域精准与贫困人口精准两个方面。就后者来说，主要是运用科学民主合格有效程序对“穷人”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那么，如何把谁是“穷人”界定或识别出来呢？从国际国内的经验来看，界定“穷人”的方式方法虽然比较多，但是，鉴于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比较管用又便于操作的还是“比选”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一些地方也叫“海选”或“海推”。
其具体作法是：一是下划指标。2013年底，现价2736元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全省尚有625万人。考虑到一些地方的特殊情况和尽可能做到“应扶尽扶”，我个人认为可就以这个数据为基数上浮8～10%，这样把贫困人口数层层分解到村。二是开展“比选”。由村里根据上级下划的贫困人口数确定贫困户数，确定时首先应剔除整体无劳动能力的户，把确定的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数据向全体村民公开。首先由村民小组召开户主会进行比选，再由村“两委”召开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张榜公示；根据公示情况，再次召开村、社两级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再次公示。三是县级认可。在村级二次公示如无异议后，则由村报乡（镇）人民政府公告，并由乡（镇）报县（市、区）人民政府认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个是农户申请，一个是县级公告。我个人不是很赞同。农户申请，这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似乎相悖；县级公告，在一些县工作量可能比较大也会增大成本，再说，让贫困户“知名度”过大，有损“穷人”尊严。当然，具体的得按上级有关规定办。
“真扶贫、扶真贫”早在上世纪就提出来了。“真扶贫”的本意是扶贫尤如“救火”，要动真格、不耍花招；“扶真贫”的本意是扶“地地道道”的穷者，这个“穷者”既可能是区域也可能是人口。但是，多年来落实起来比较困难，始终不尽人意。根本原因是现行扶贫制度、体制、机制设计有缺陷。重点县的前身是贫困县，但没有退出机制，只要进去了就不容易出来，“请神容易送神难”；贫困人口也由于来源统计部门的抽样调查，与现实生活中的贫困人口不能“点对点”地一一对应。特别是考核“以GDP论英雄”，所以，“路边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现象就产生了；“扶富不扶穷”“扶川不扶山”倾现象也出来了。一些贫困人口甚至赤贫人口“穷在深山无人问”、一些十分贫困的边远村寨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要多管齐下。首先，要推进扶贫改革。就是说要用改革的办法抓扶贫，完善扶贫机制、创新扶贫思路，钱才能用到刀刃上。改革的重点就是要落实好《实施方案》提出的改革重点县考核机制、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等六个方面的内容，同时，建立起重点县动态退出机制。通过改革，使扶贫制度体制机制更加科学合理，为“真扶贫，扶真贫”提供一个必要的条件。其次，要“看真贫”。今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干部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使贫困地区群众不断得到实惠。”习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看扶贫、扶真贫、真扶贫”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体现。搞扶贫的人要想看到真贫，就必须下到基层，没有经过实地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看到了真实情况，了解了老百姓的真实想法，扶贫工作才可以切实可行，才能真正让困难群众也沐浴在发展的春风里。可是，我们当前的扶贫工作还有不足的地方，很多真贫的地方我们搞扶贫的人还没看到。第三，要“真扶贫”。一方面，要提高思想认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事关十八大确定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扶贫开发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摆到更加重要、更为突出的位置，以更有力的措施、更有效的组织、更坚忍的毅力，切实把中央、省委对扶贫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确保贫困地区群众和全省人民一道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另一方面，要切实转变作风。扶贫开发投入大、耗时长、见效慢，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既积极作为，又量力而行，扑下身子抓落实。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保持“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坚决杜绝“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使各项工作都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第四，要“扶真贫”。这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精确识别。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说一下，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制定重点县退出的正向激励措施，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让“减贫摘帽”代替“哭穷戴帽”。按照以“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建设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扶贫信息真实可靠管用。另一方面，要精确帮扶。找对了人，还要找准“穷根”开对“方子”“靶向治疗”。就是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村情民意，结合扶贫开发总体部署要求，进一步理清帮扶思路，按照“扶资与扶志、输血与造血、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发挥扶贫对象“群众主体作用”，挖掘贫困区域的潜能和优势，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区域后续发展问题。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精准细致地制定扶贫措施，做到“一村一策”“一户一法” ，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
问：4、我省提出考核的标准是不唯GDP，意义在哪里？又主要通过什么考核？
长期以来，干部考核重政绩，轻民生，导致一些贫困地区领导干部在制定发展政策时，急功近利，贪多求大，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扶贫开发特别是民生建设、社会公共建设、生态建设，导致地方经济畸形发展。一些地方虽然GDP指标节节攀升，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健康受到环境污染的威胁，看病难等社会民生问题突出，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不要GDP崇拜”“不要带血的GDP”等词，已经不仅是民众的声音，也是来自党中央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6月的全国组工会上就强调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我省提出考核的标准不唯GDP，这对扶贫重点县、片区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用集中精力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多年来，扶贫开发成就举世公认，但最大教训就是精准扶贫不够；多年来，我们也始终有一个提法：扶贫要到村入户扶人，但是始终难以落实好。究其原因之一，就是考核这根“指挥棒”“风向标”。唯GDP增长，“以扶贫开发为中心”就异变成“以GDP为中心”；唯GDP增长，专项扶贫资金也就错位于发展；唯GDP增长，亮点工程、垒大户也就时有发生。改进重点县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把精力花在打好攻坚战上，让“减贫摘帽”代替“哭穷戴帽”成为可能与现实。二是有利于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的职能是社会管理，而GDP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利用GDP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个标准，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如果一个地方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没有工作，贫富悬殊大，政治不清明，法律没有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GDP再高也不能说明这个地方官员的政绩就非常的好。我认为一个地方的群众生活水平，社会治安程度，百姓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贫富差距状况，公平民主程度等等才是政府官员政绩水平的真正体现，而这些单单通过GDP是无法体现出来的。所以，我省提出考核的标准是不唯GDP，从过去的偏重考核经济指标变为全面考核综合发展指标，由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变为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划线标准。这样，一旦把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就业率、社会保险率、青少年入学率、青壮年脱盲率、教育投入率、公共卫生和安全保障率等等，都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则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行使情况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三是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我省贫困地区特别是“四大片区”88县，生态环境还是比较脆弱。考核标准不唯GDP，可以防止和纠正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换取经济增长速度，防止和纠正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还可以引导这些地方的政府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而不要不顾条件盲目地招商引资，或者过度开发本地的资源。
至于主要通过什么考核？这个问题，就国家重点县、片区县的考核来说：一是要清晰考核思路。中央和省上都已经明确国家重点县、片区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所有的“工作重点是扶贫开发”，所以，考核“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并提出考核的主要指标是“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这就明确了考核的基本思路，也是考核中必须要始终坚持的。二是要划分考核类别。总体来说，国家重点县、片区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应包括中组部〔2013〕22号文件规定的类别，即是“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以及其他考核考察”。三是要明确考核范围。“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那么“次要”考什么？我的看法，同时“要看全面工作”，即是要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看解决扶贫开发和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四是要建立多维度考核体系。考核中，既看当前又看长远、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内容，作为考核干部政绩、考虑干部升迁的重要依据，以正确的干部选拔导向、政绩考核导向，引领干部走出GDP泥潭、破除GDP积弊。五是要以人为核心进行扶贫。考核基本思路的内在规定性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核心进行扶贫，当然考核也就要以此来展开。所以，在扶贫工作成效方面，可以考虑设置组织领导、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工作管理、扶贫成果等方面的一级指标。更加重减少贫困人口、提高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农民收入、社会保障、群众健康状况的二级考核指标设置。
问：5、干部驻村帮扶的意义是什么？
干部驻村帮扶，既是这次《实施方案》的重要内容，也是六项重点改革之一。在上一轮扶贫攻坚时期，我省曾经开展了“万村帮扶”，近几年也在重点县、老区县、民族县、灾区县等开展了挂包帮活动；其他地方如福建、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山东、贵州、云南、青海、甘肃等省也广泛开展了干部驻村帮扶活动。对贫困村派驻干部驻村帮扶，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视，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关心，对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谐，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培养锻炼干部，加快我省扶贫攻坚步伐、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一是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对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作出了新的规定、提出了新要求，强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加强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干部驻村帮扶是贯彻中央精神的需要，驻村干部在工作中可以深入浅出地向基层、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宣传好党的十八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宣传扶贫开发的具体政策措施，让政策措施真正能够为广大群众所知、为广大群众所用、为广大群众谋利。二是有利于培养锻炼干部。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机关干部需要在基层一线的实践中培养锻炼，磨练意志、积累经验、增长才干。驻村干部可以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全面掌握社情民意。对了解到的情况，作出准确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为基层当好参谋，当好助手；对基层的新经验、新方法进行认真总结，及时推广。三是有利于理清发展思路。干部驻村帮扶还可以应对基层群众热切期盼和诉求，帮助村"两委"理清发展思路、找准发展路子，结合所驻村的发展基础、制定村级脱贫致富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促进所驻村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发展，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四是有利于建设“四型”党组织。干部驻村帮扶着眼建设学习型、创新型、发展型、服务型党组织，帮助所驻村健全组织体系、完善工作制度、配强村级班子、加强阵地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让其更好地服务于发展、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服务于党员。建立完善一套驻村工作机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2014年3月13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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