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改革成了时髦的话题。但是光喊改革不行，要真改，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选准改革的突破口，或叫切入点，找到抓手；二是看不准，不动手；看准了，干到头；干不成，不放手。这是我在职时实施两项改革的一点儿体会。
第一项改革是在1987年，那时我在泊头市任市委书记。市委协调四大班子作出一项决定，为进城经商办企业的农民办理本市城镇户口，这在全国是第一家。办理是有标准的。一是在泊头市区有一定规模的投资项目，原有的、新进的均可；二是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三是本人没有劣迹；四是适当缴纳城市增容费，这个费用只能用于城市建设。为了吸引周边县的农民带着项目进入泊头市，我在《沧州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打开城门，欢迎农民》的文章。《中国农牧渔业报》《中国经营报》等报纸相继转载，并配发《小城镇改革的设计者》的长篇报道。之后，不仅沧州地区，包括山东临近几个地区的一些农民也引进来了。这项改革带来了五方面的好处：一是为泊头市区引进了一大批项目，相应地，带来一大批资金，促进了城区经济的发展。二是我们用这笔钱改造、拓宽了贯穿泊头市东西的中轴线——解放路。那时，政府财政收入完全靠企业的税收，如果仅仅依靠财政，就修不成这条路。三是为进城经商办企业的农民解除了后顾之忧，提供了经营上的方便。那时，农村基础设施简陋，不仅交通不便，三天两头还停电，农民期盼着进城。四是为已经进城的农民解决了生活上的不便。原来没有城镇户口的进城农民，买粮、油、煤，凭票供应，孩子上学也是问题。而有了城镇户口，水、电、路问题，粮、油、煤问题，孩子入学问题就都解决了。五是从机制、制度上刹住了在办理城镇户口方面的不正之风。那时，城市每年都有减员和正常增人的非农业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年年都在潜gz下办理，而且因为这是个肥缺，往往闹出些矛盾。这一项改革，促进了城区经济发展，解决了户口问题上的fubai问题，可以说取得了一石三鸟的效果。
第二项改革是在1993年，当时我在沧州任市长。经市政府常务会研究，报市委同意，将财政直管公房以低于市场价卖给干部职工个人，这在全国也是第一家。为什么要把改革的切入点选在这里？因为当时我亲眼看到了干部职工住房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有房住，三分之一困难户，三分之一无房户。而每年财政能够拿出来用于为干部职工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除去正常维修，剩不了多少钱，一年只能盖二三栋楼，杯水车薪，分房都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二是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有多处住房，有锁着的、有住着的。在住着的当中，有自己住的，有子女住的。住房问题上存在明显不公。这项政策及若干实施细则出台以后，不仅遏制了干部职工住房问题上的不正之风，而且大大增加了新建住宅楼的力度，明显缓解了干部职工住房问题。至此以后，形成了一种机制，凡申请新住宅的用户，主动集资去购买。
基于上述两项改革，我得出四点结论：
第一，改革要选准突破口。这两项改革的突破口都选在了经济发展、反fubai和民生关注的交会点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着的，不是孤立的。这种联系，尽管纵横交错，但好像铁路一样，总有个枢纽。抓住它，就牵住了“牛鼻子”，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换言之，改革必须通盘考虑，实施综合治理，切忌单打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瓢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改革为了发展，没有问题，但一定要考虑到不能给fubai留出空子。这样的改革，才不会隔靴搔痒，不会产生负面效应。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两项改革在当时都没有推行出去；让我欣慰的是，十年后，把财政直管公房卖给干部职工个人这项改革，在全省、全国推行了。近三十年来，我国的二元制户籍制度，在总体改革的进程中，也在渐渐地松动。现在，不少城市，包括大城市（如天津）和中小城市都作出了规定，在市内买房子的，或者在本市内有固定职业的，或者有一定规模的投资项目的，都可以上本市户口。我国过去一直存在的二元化户籍制度，实际上是戴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捆住了农民的手脚，把农民牢牢地钉在土地上。这种不公平，大大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
第二，改革必须用制度、机制来解决问题。这两项改革，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创新了一种机制，把原来暗箱操作的敏感事项移到了阳光下。不管是哪方面的fubai问题，只要将暗箱里的操作移到阳光下，任何fubai都会绝迹，想fubai也fubai不了。譬如，前面我提到的第一项改革，新办的城镇户口连同每年正常的户口增容指标一起，在市政府成立的专题办公室统一办理、公开办理。办了多少个人头，引进了多少资金，收了多少增容费，三者都得一一对应，谁也做不了手脚。而将公房卖给干部职工个人这项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机制，把住房这件事整体性地移到了阳光下。市财政对于谁该买房子?谁有多少房子?该收多少钱？这是一笔公开账。除了按政策买的房子，多出来的房子，一律按市场价购买，否则交还政府统一caiyes。我们还明确规定，房改过后，再发现有暗藏的房子，一律按贪污论处。这个性质就不是平时说的“不正之风”了。
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大机制。一些领域的改革机制，多是由市场派生出来的。创新机制要从市场去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
第三，改革的突破口，多在实践中发现、抓住。后来，我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前后10年，天天研究问题。除为省委提供促进经济发展的决策建议和在调研队伍建设及调研动力机制上作了一些改革的探索外，没有研究出一项牵动全局的有类似价值的改革。上述两项改革，都是在县级市委书记、地级市长的岗位上的事。“实践出真知”，我相信毛泽东的这个话。
第四，改革需要胆识。一旦选准改革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就应义无反顾地向前推进，“一条道跑到黑”。要有毛泽东说的“六不怕”精神。要把当官的事放下，把心放在工作上。任何改革，几乎都涉及部门利益问题。当时的户籍改革中，从地方直至中央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到泊头市检查了我几个月。但是，城市增容费没有经过我手，而且除修路外，任何人没动一分钱，在资金问题上没有任何漏洞。但是，这项户籍改革与简单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标准、条件的卖户口有原则的区别。因此，调查组没有找出违纪违法问题，带着对这项改革是否正确的疑虑撤出了。
后来，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带队，省委研究室也派综合处长带队，到泊头市调研，调研后向省委呈送报告。省委主要领导批示，作为一项改革，“允许试验”。于是，此事告一段落。
作者：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政府原市长、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李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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