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时看看。
第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第三，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钱，没有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第三，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第五，不许请客送礼。
第六，不许动用公家汽车。
第七，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去办。
第八，生活要艰苦朴素。第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第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本人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惟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
晚辈不能学八旗子弟对于周家的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建设者。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
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经过耐心动员，周秉建回部队后写了申请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周恩来专门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插队劳动。还有一次，两个来京探望他的晚辈来不及看戏，秘书就叫司机送他们去。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两个晚辈和秘书：“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并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摘自《文史博览》 央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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