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焰军：群众工作的老经验与新方法 - 老秘网_材夜思范文

群众路线形成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一个50多个人的政治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夺取政权并长期执政，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毫无疑问，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同、拥护和支持，有了这个基础它才可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当然，我们形成这样一个传统也是有原因的。第一，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知道，马克思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归结于社会经济因素，归结于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当然就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了历史的主人。那么，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它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人民群众。所以，群众路线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所决定的。第二，由中国共产党成长的环境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整整奋斗了28年，在政党政治史上，恐怕其他的政党都没有这么一种情况，可以说它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这个漫长的28年的历史过程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党都是处于劣势，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面对的是一个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面对的是非常残酷、非常艰苦的生存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党没有其他生存的条件，它只有去寻找群众，只有群众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支撑点。比如今天我们讲，你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能把你当亲人，你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能把你放在心上。我们需要反反复复地跟干部讲这样一个道理。那个时候你不用讲更多这样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种环境下，不管是做一个指战员，做一个战士在战场上打仗，还是做党的地下工作，还是建立根据地，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群众。打仗需要群众给你抬担架、送军粮、送情报、带路，他得冒着生命危险去掩护你。所以那个时候群众把我们当亲人，这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理都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上下这个问题体验是一致的，这个道理不用更多的讲。在这么一种环境中，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就是中国广大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这种特殊的党群关系。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在他的讲话中，曾经用很多的比喻来说明这个党群关系。比如说他把人民群众比喻成上帝，这个在《愚公移山》里面他讲了。他说愚公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也能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他把人民群众比作铜墙铁壁，他说我们把群众动员起来，我们就构成了任何敌人都打不过的铜墙铁壁，完全打不破的。他把人民群众比作水，把共产党人比作鱼，他解释说这个鱼离开了水就没办法生存。他把人民群众比作土地，把我们共产党人比作种子，他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在那里的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大家知道，种子离开土地它是没办法生存的。他用了很多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亲自领导中国革命的领袖从他的切身体验所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仅在实践上我们形成了党群的密切的关系，而且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从自己的国情、党情出发，从独特的视觉发展了马克思的群众观点，形成了我们党关于党群关系的一整套理论。在这点上，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其中重要的结晶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的层次。群众路线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根本宗旨。一切为了群众，就是群众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在八大的时候曾经讲过，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呢？他是中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自己特定历史任务的一个工具，这个定位应该说是很到位的。他把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一种工具，他是中国人民完成自己特定历史任务的一个工具。一切为了群众就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离了这个我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第二层次：根本立场。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根本立场，所谓根本立场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的方法问题，也不是一个认识问题，更不是一个策略问题，它是一个根本的立脚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说一说是很容易的。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而且能始终做到这一点，始终能站在这个立场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非常顺利的情况下，还能始终地相信群众。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能从群众中看到力量、看到希望、看到我们的前程，这就很不容易了。当年在井冈山，我们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当时我们军内、党内的高层不是也有人怀疑我们的红旗还能不能打下去吗？当时有人提出来，大家把枪埋起来，先解散回家，等过一段形势好了再说，这么下去肯定是顶不住的。毛泽东说动员起了群众就构成了任何敌人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最后证明他说的是对的。抗日战争开始时，日本人占了大半个中国，当时亡国论也是甚嚣尘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可能就完了。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讲，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我们就构成了限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抗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他写了《论持久战》，这对于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起了很大作用。第三层次：根本方法。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根本方法。我们的工作方法有很多，具体的工作方法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但是这个是根本方法，它是决定其他方法的一个方法。因为他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是一致的。认识过程是什么样的？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一直无穷。发展群众路线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循环往复一直无穷。为什么呢？因为到实践中去就是到群众中去，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所以到群众中去当然也就是到实践中去，他跟认识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是个根本的方法。

第一，维护群众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因为党群关系就是党跟群众之间的互相作用，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毛泽东讲，一切大话、空话都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给群众看得见的利益。他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实现群众利益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来讲有两个重要的途径：一是通过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法规来体现群众利益，这是一个政党体现群众利益的根本。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我们没有夺权的时候，在局部的地方，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在中央苏区我们也有一些做法，总体来讲，我们没有系统的法规制度。但是有两个法是非常突出的：一是《土地法》。从苏区到陕甘宁边区、到解放区一直到共产党执政。为什么我如此重视土地法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80%以上是农民，中国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把农民的利益解决好，才有中国革命成功的群众基础。那么怎么解决农民的问题呢？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民世世代代巴望的就是一块土地，你得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法》就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二是《婚姻法》。这个也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贯彻始终的，从苏区、陕甘宁边区到解放区，一直到解放以后。大家知道，我们解放以后两部主要的法还是《土地法》和《婚姻法》。为什么一个打仗的、一个搞革命的党却如此重视婚姻法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如何把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解放出来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妇女是不出门的，谁能把妇女解放出来、动员起来，那么谁就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一家人如果能把妇女同志动员起来，那你就把整个家庭争取过来了。在我们的历史上，《婚姻法》也是贯彻始终的。除了这两个方面的法以外，对待烟农和民族资产阶级我们也有很多特殊的政策。你比如说对待烟农，当时在冀鲁豫一带，这个烟农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因为当时长期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因为赋税非常重，他们对当时的制度非常不满，共产党用特殊的政策把他们动员组织起来了，形成了非常强大一股力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苏共采取的是没收政策，我们采取的是赎买政策。当时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愿意跟我们搞公司合营，说明我们的政策是对的。二是通过具体的工作来体现群众的利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怎么样去体现群众的利益要求？毛泽东有一段话，他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这是在井冈山时期的一段话，今天我们听起来还觉得很亲切。他当时讲，是不是真心地想让群众跟我们站在一起，是不是真心地想让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跟着我们走，如果是，那你就解决这些问题。什么柴米油盐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生疮害病的问题，你把这些问题都给它解决了，老百姓就会真心实意地团结在我们周围，就会真心实意地跟着我们走。当时我们打仗的任务是很重的，面对的是随时都可能消灭我们、围剿我们的敌人。但是毛泽东提出来，我们必须拿出90%的力量来做群众工作，很多人不理解。正因为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到家了，所以我们才有了一块巩固的根据地，才使得自己的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毛泽东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叫《长冈乡调查》，他拿长冈乡跟其它乡比较，他说长冈乡工作做得好，一个村有80多个人参加红军。我们知道，兴国县人称将军县，当然是解放以后的将军了，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冒着杀头危险的，一个县8万多人参加红军，工作做不到家，老百姓怎么可能参加红军呢？！陈云当年说，我们共产党把土地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就把他的儿子、把他的丈夫送到我们部队，因为他要保卫胜利果实，保卫他的这块土地。在具体的问题上把群众的具体利益解决好，能想到他们，能真正地给他们办事，他就跟你走。大家到瑞金去，可能都看过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地方，周围客家人的房子窗户都开得很小，毛泽东住的房子把窗户开得很大。为什么开这么大呢？他要求把窗户开大，不是为了透风，他说自己晚上老写东西，把窗户开大一点，灯光通过窗户能照出去，路上的行人找不到路的时候，不是能给他们指指方向、引引路吗？他想的多周到。

第二，以良好的作风和纪律取信于民。以优良的作风、严格的纪律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又一个传统，又一个宝贵经验。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以优良的作风、严格的纪律著称于世的。拿作风来讲，它代表党的形象。因为一个党的党性人家是看不见的，但是党性表现出来的东西，你的言行举止、一举一动老百姓是看得见的。老百姓看一个党，他首先看到的就是你的行为、你的作风。延安时期，很多党外人士，像黄炎培、陈嘉庚这些著名的党外人士，还有很多外国记者，像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他们首先就是从作风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期间陈嘉庚回国，代表华侨捐款支援抗战。他先到了重庆，蒋介石对给他的规格很高，专门拨了8万大洋来招待陈嘉庚，给他派了专车。陈嘉庚后来到了延安，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毛泽东能招待他的就是门口菜园子那点菜，饭桌上有一只鸡。陈嘉庚后来写的回忆录说，毛泽东再三跟他解释，说是人家房东老大娘养了一只下蛋的鸡，平常舍不得吃，知道我这里来了贵客才杀了，叫我来招待客人。陈嘉庚从延安走了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只要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亡不了。为什么他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呢？他也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多深奥的东西，他看到的就是作风。他到了重庆，蒋介石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宴会，所有人都坐好以后，蒋介石来了，然后全体起立，他说跟过去封建皇帝那个派头是一样的。给他派个司机拉着他到处转一转，结果那个司机趁着他不注意就偷着放汽油，那时候重庆汽油很贵。他说从他的最高领导，到他的一个具体工作人员都是这么一种状态。到什么程度了？跟延安不一样，毛泽东跟他在延安交谈，周围的群众、警卫战士、士兵都来听，有的在窑洞里边，他坐长凳，士兵就不知不觉就坐另一头跟他挤着。他从共产党的这种官兵关系，这种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就看到了共产党内部的状态，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埃德加斯诺写过一本书，我们翻译成《西行漫记》，也叫《红星照耀中国》。他给毛泽东拍过一张很漂亮的照片，就是一张戴着八角帽的那张照片。埃德加斯诺到陕北去以前，在中国已经呆了7年了，他是一个中国通。他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人，我从他们的领袖和士兵身上看到了一种东方魔力。我们知道埃德加斯诺是一个资产阶级记者，就是他跟我们不是一个阶级。但是就是一个资产阶级记者，把共产党的领袖形象一下推到了全世界。我们知道《红星照耀中国》在那个时代是发行量非常大的一本书，在整个欧美世界被翻译成很多语言发行。当年我们占领了上海，上海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是一支什么军队。第二天早晨打开门就知道了，为什么？满大街躺着睡的都是解放军的战士。一支取得了胜利的部队，一支占领了城市的部队，他不去敲老百姓的门，不去占老百姓的房，宁肯露宿街头。这不就说明了问题？就是歌里边唱的，虽然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还知道他是为了谁。就是这个作风给人一个很直觉的印象。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纪律，共产党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大家知道，在群众纪律方面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长征的时候，当时贺子珍的弟弟，也就是毛泽东的小舅子，到寺庙里面抓了人家一把青稞，让毛泽东给枪毙了。毛泽东讲，辽沈战役的时候，我们的部队从人家的苹果树下过，但是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动。这点我们一直是非常严的，这样就深得群众的拥护。我们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了纪律，能不能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能不能坚决地执行纪律，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纪律，如果不能做到纪律面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然取得不了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觉得你的纪律是做给人看的。在延安时期有两个很著名的案子，很多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一个就是黄克功。我们知道这个人也是个老革命了，资历很老。在延安时期，他跟人家陕北工学的学生谈恋爱，人家不同意，他一激动，一冲动开枪就把人打死了。抓起来以后，当时好多人还给他求情，说他是老革命，包括学生、家长都出面给他求情。毛泽东亲自给当时陕甘宁边区法院的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说：正因为他是我们党的干部，是老革命，老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更应该严格。而且要把这个信在执行的现场读给黄克功本人、读给在场的群众听。还有一个就是肖玉壁。他跟毛主席很熟悉，他住院期间，毛主席曾经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他，看到他当时饿的瘦的不行，提出把每天给自己的半斤牛奶转给他。出院以后给他安排了工作，他不争气，贪污了3千块钱，当时在延安贪污500块钱就执行死刑，他贪污了3千块钱，当然是要判死刑了。但是大家知道他跟毛主席认识，关系比较好，所以判决时亲自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讲了，黄克功怎么处理肖玉壁就怎么处理，也是执行了死刑。说到这里我想到了耿彪讲的一个故事。耿彪80年代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到当年带兵住过的地方，就是陇西、甘肃西的一个县，他到那去看看。当地党政官员听说老首长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请耿彪讲话。耿彪就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当年我带兵的时候，旅里边有一个干部犯了群众纪律。按照我们共产党的纪律，犯了这样的纪律是要枪毙的，结果我们就研究，那就处理吧。等我们研究做出结论准备执行的时候，出了门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在门口跪了一大片，干什么呢？给这个人求情，说他是有功于革命的，说他给老百姓办了不少的好事，希望我们能法外开恩，给他留一条命。耿彪说到这，就问旁边我们的党政官员，他说我们现在谁敢拍着胸脯说，我们犯了这样的罪老百姓也会跪下来给我们求情，说老实话，80年代没有，恐怕今天就更没有了。所以说，你对自己的这种严格的要求，老百姓他就能宽容你，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善良的。再一个就是执行纪律方面领导带头。领导带头遵守纪律，对我们整个部队，不光是部队内部，而且对外影响也是很大。这也是我们执行纪律的决心所在。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做了八项规定。这八项规定大家都清楚，引起了强烈反响的，特别是在党风方面带来了很多新气象。为什么八项规定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呢？有媒体找我，让我谈谈，我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符合党风、党的纪律，它执行过程的基本规律就是从上往下。习近平讲：“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得做到。”他是从中央政治局开始要求的，当然下边就好做了。领导能不能带头，这也是我们在历史上执行纪律方面能不能服众，对内对外能不能受到群众认可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三，民主建设。民主建设也是我们赢得民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革命时期，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军内推行民主，使我们的党内、军内充满了活力，形成了团结一心的氛围。我们在苏区、在边区、在根据地、在解放区推行民主，也充分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首先在我们军队内部推行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克服军阀作风，使得我们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1965年的时候，毛泽东又回到井冈山，大家知道他写过一首词叫《重上井冈山》。当地的领导跟他做谈的时候，毛泽东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井冈山的精神和传统最可贵的是什么呢？当时的回答有艰苦奋斗、顽强作战等等。毛泽东讲其实最宝贵的有两个：一个叫支部建在连上，一个叫建立士兵委员会。这是他的切身体验，他懂得当时什么东西对我们军队的生存更为重要。比如建立士兵委员会，它实际上就是在军队实行民主。彭德怀曾经领导了平江起义，他为什么起义？因为这支旧军队长期克扣军饷，4月份的军饷到6月份、8月份还领不到，所以士兵不满意，下级军官也不满意，彭德怀以此为由领导这支部队起义了。起义以后他才发现一个大问题，原来军饷拖2个月，起义后根本没有军饷了。这支军队就没法带了，连希望都没了，怎么带呢？这时候，他听人说毛泽东在井冈山有一支军队也是没有军饷的，带的很好。他就把部队带到井冈山，这就是后来的红五军。毛泽东这块也没有军饷，他靠什么呢？他主要是靠打土豪分浮财和缴获的战利品，然后把它交给士兵委员会，由战士自己来民主决定、来分配、来解决生活问题。所以当时尽管没有多少钱，很穷、很苦，也没有军饷，但是大家同甘共苦，当官的跟当兵的一样，没有怨言，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越能拧成一股绳。就是靠这么一个办法来克服困难的。我们共产党军队内部的这种官兵平等，国民党的军队是不能理解的。方志敏被抓了以后，敌人从他的包里搜不到钱，感觉到很奇怪，军级干部那么大的官怎么包里连个钱都没有呢？共产党当时就是这么渡过来的。内部的平等和民主是我们内部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对外形成了强大辐射力的重要原因。除了内部以外，我们在外部也推行民主。比如陕甘宁边区、当年的苏区和后来的解放区，我们进行民主选举等等。当时民主选举没有条件，因为老百姓连字都不认识，你给他写个选票他都不知道谁是谁，那怎么办呢？让被选举的人坐成一排，每个人背后放上碗，老百姓抓上一把豆，从背后走过去，你希望选谁你就给他的碗里丢一颗豆。最后算豆，谁碗里豆最多肯定是选票最高，那就当选。最原始的办法体现了最新的理念。所以当时我们的陕甘宁边区跟国统区形成了两个非常鲜明的对照，我们这块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干部是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大问题是他自己决定的。民主也体现在我们党的干部作风上，这也是我们赢得群众很重要的原因。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当年在陕北的时候，一个妇女说天上打雷怎么就不把毛泽东给劈了呢？结果保卫部门就把她抓起来了。这个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第一是放人，第二问问人家为什么骂我。一问才知道，我们共产党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增加了那么多的人口，陕北这个地方本来就很贫瘠，增加了她的负担，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她不骂你吗？所以毛泽东提出，我们要精兵简政，精简我们的机构，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开展大生产运动。当时连周总理都纺线，毛泽东都在门口菜园子种菜。最后我们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吃饭还有赢余，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能容纳不好听的意见，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听到不同意见就抓人家，那你跟群众肯定是没法处的。所以实行民主是我们党赢得群众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四，广泛动员群众。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根植于人民的，他的力量来自于民众。所以深入社会基层，广泛动员民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大优势。在这一方面我们有一个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我们这个基层组织遍布于社会各个领域，扎根于广大的民众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优势。张学良当年拿共产党跟国民党曾经做过一个比较，得出结论说国民党是搞不过共产党的。为什么呢？他说共产党有三大优势是国民党不具备的：其中一个优势就是共产党有基层组织，国民党没有。大家知道国民党的组织是到县党部这一级，下面没有了，共产党是有基层组织的，在农村及各个领域，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党的组织。我们把群众都给争取过来了，都围绕着自己了。国民党怎么搞得过共产党呢？基层组织是我们做群众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军队里面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班排建党小组，营团建党委，支部建在连上，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体系。我们的军队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来没有发生过整编制的哗变，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少有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谁把这支军队都带不走，因为它是党的军队，它有党的组织在里边；它不是过去的旧军队，个人就能把它带走，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动员组织群众要有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把群众动员组织起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科学是有科学体系的。要把这个科学变成老百姓能接受的东西，这是我们很成功的地方。比如说马克思《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学说，我们跟农民要讲剩余价值学说，农民是听不懂的，他连字都不认识，他哪知道什么叫劳动两重性、商品两重性。但是你跟他算帐他就明白了，那时候我们给农民就是算帐。比如一个农民给东家干活，他不知道哪受剥削了，他觉得他给东家干活，东家管他吃管他住还给他工钱，觉得东家在养活他，他挺感谢东家的。我们就给他算帐，说你不干活土地能长粮食吗？你不干活地就荒了，粮食都是劳动的成果。你给他种了那么多粮食，生产了那么多，他才给了你多少？大部分都让东家拿走了，他是剥削阶级，你是被剥削阶级，你养活了他，而不是他养活了你。他不劳动比你吃得还好，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怎么办？你跟着我们共产党打土豪，就是打他的东家。农民觉得共产党讲这个是有道理的，东家整天坐在房子里比我吃得还好，共产党讲的是有道理的，所以就跟着我们打土豪。你要给他讲剩余价值怎么回事，他听不懂；但是你给他算帐，他马上就明白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历史上我们有很多成功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建立了各种组织形式。比如我们的妇救会、儿童团、抗清队、互助组邓。你没有妇救会怎么把妇女组织起来？你没有儿童团怎么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呢？没有这些组织形式，基层群众组织不起来。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创造，连孩子我们都能组织到一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抓住群众最关心的各种实际问题。大家都清楚，我们共产党是搞运动的高手，世界上没有其他政党能跟我们比的。因为我们搞了28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士兵运动，甚至商人运动我们是样样精通，毛泽东驾驭群众运动炉火纯青、高超娴熟的艺术水平没有人能跟他比，那真是收放自如。有人统计说共产党大大小小搞过720多种群众运动，还没有重样，我们是厉害的。这个运动你看起来简单，其实你要真能把群众运动起来，那不太容易。蒋介石也想搞群众运动，搞得起来了吗？蒋经国也搞过打老虎，他打起来了吗？搞不起来的。你要把群众运动起来，你得抓住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你得让他跟着你，才能发动起来。我们总是一次一次运动起来，就是一次一次地能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动员组织民众这个问题上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再一个就是培养群众信任的基层骨干队伍。

第五，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们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邓小平、陈云，这些同志都有过在基层、在各个层面深入而且长期进行调查的实际体会。看相关的回忆录和相关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有的是执政前，有的是执政后。调查研究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基本要求。只有深入调查，你才能了解群众的意愿，才能反映群众的意愿。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我们了解群众意愿的一个必要途径。调查是有条件的。毛泽东说必须放下架子，不然群众不买你的帐。这是他的切身体验。当然今天条件好了，特别是领导要下去调查，我们是执政党，下面什么都会安排好。那时候我们没有掌权，毛泽东下去调查，敌人整天悬赏多少元要他的人头，再摆架子群众谁理你？两头都不理你。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诚恳地以小学生的态度向群众请教；今天条件好了，摆架子照样听不到真话。调查还需要有明确的计划，不是盲目的。还有就是调查要有敏感性，要抓住本质。现在有一些调查，调查完了以后，很多问题都摆在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知道什么是主要，什么是次要。调查完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抓不住根本的东西。还有就是调查要真实，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调查就要听真东西。我曾经到一个央企讲课，这个企业搞了一个改革，改革当然是一个好事，他是企业从上到下的改革。但是这次改革引起了很多的问题，我说这样大规模的改革，你们怎么没有搞试点呢？他说搞了。他说选了几个点搞试点，搞完了以后领导就这个试点去征求意见，试点的结果怎么样？到那以后，下边人说这个试点还有一些什么问题，这个领导马上不高兴了，脸色就沉下来了；说这个试点非常好，领导马上就高兴了。现在下面都很聪明，看你爱听什么马上就跟着说，没人说缺点。结果这个试点全面推行了以后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调查研究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特别是革命年代更不能了，失误了可能就完蛋了。调查还有一个分析综合的问题，研究就是对调查的结果的进行分析综合，需要科学的方法。那就是我们要到群众中去，把调查的不系统、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综合变成我们党的政策再拿到群众中去。

第六，要重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我们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也是我们的重要工作经验。我们做群众工作，很多时候需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首先它是我们相信群众的一个表现，你得相信群众是可以自己教育自己的。如果你完全不相信，总是居高临下去教育，很多时候起不到自己教育自己的作用。当然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也需要方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觉得这几个方法就很鲜明。一个就是树立榜样，这是我们很成功的一个方法。我们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树立了榜样。大庆会战时期的榜样就是王进喜，他硬是用肩扛手抬的办法把井架给树起来了。今天到大庆看126钻井队的井架还在，它是个文物了。你很难想象当时那种情况下，用肩扛手抬怎么把几十米钢架竖起来的，他就是把他竖起来了。没有水拿脸盆端，排着队；当时的照片还有，排着队拿脸盆端水；没有搅拌机，混凝土没办法搅拌，零下30多度，人跳到冰窟窿里边去搅拌水泥，这是不能想象的。就因为这样，会战搞起来了。树立了一个榜样，结果大家就知道该怎么干了。王进喜能干我们也能干，大家就比就学。如果能把群众力量给动员出来、挖掘出来，那往往比我们大段大段地教育，大段大段地给他讲道理要管用多了。你给他讲大庆会战，讲是不管用的。再一个是在群众中开展各种比学赶帮活动，开展竞赛活动。这也是我们传统的做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特别重视落后群体的工作。怎么样以先进带后进的工作，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要特别注意把它做好。

第七，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我们党有三大法宝：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今天不讲武装斗争了，统一战线是我们广泛联系、广泛团结各方面群众的一个法宝。革命嘛，你得把人团结起来。在延安的时候，那时候胡耀邦在抗大当队长。有一次他在外面碰到毛泽东，毛泽东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都是知识分子了，你给我讲一讲什么叫政治？胡耀邦就跟毛泽东讲政治了，什么阶级、民族、阶级斗争、国家等等都是书本上这些正常讲的东西，毛泽东听了就笑了。他说政治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是政治家理解的政治。这是根本问题。搞政治你不把人搞到自己身边，你搞什么政治。所以我们的统一战线就是把各方面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是我们做群众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后，大批的知识分子回国，就是海外知识分子。恐怕今天大家都很难想象，当时我们一穷二白，要什么没什么。这一批知识分子在海外的工作条件是很好的，要实验条件有实验条件，要个人收入有个人收入，要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他们都是学有所成的人。有些人在国外干下去说不定诺贝尔奖都拿到了，但是这一大批人全回来了。后来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不都是这批人研制的吗？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大批，像钱学森、邓稼先等等。而且这些人一回到国内，有些人就到了西北，几十年隐姓埋名，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干什么去了，直到80年代才把这一批人公布出来。你说他们做了多大的贡献，做了多大的牺牲。但是这批老的科学家，他们致死不悔，没有一个人说我后悔当时回来了，我后悔跟着共产党了。没有！那么我们当时是用什么把这批人吸引回来的呢？没有一个是强迫回来的，当时强迫不了，人家在国外。你要说他爱国，那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他怎么不回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很多历史经验值得去认真研究的。这样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能把各方面的人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这是我们成功的重要原因。上边我从历史上、从传统上来看我们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群众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年在中央的文件中，在中央领导的讲话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句话，就是列宁当年讲的这句话，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为什么执政党容易脱离群众呢？从环境上来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革命年代为什么不用多说呢？因为革命年代我们是有体验的，知道群众要把你当亲人对你意味着什么？他给你抬担架、送军粮、掩护你，他把省下的最后一口粮食给你吃，他把省下的布给你做军装，因为他把你当亲人。而今天群众要把你当亲人那是另一个概念，你可能麻烦事多了。他家里有什么困难，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都来找你了。他把你当亲人了，你不帮他解决谁帮他解决？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有求于群众。今天是反过来了，我们是执政党，群众有求于我们，环境不一样了。所以今天要反复讲，有些人不愿意让群众把他当亲人，他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是不愿意受那个麻烦。这就是环境造成的。一般来讲，执政本身可能带来作风问题。为什么执政会带来作风问题呢？我认为国家权利机构本身可能产生官僚主义。我们执政就是掌权，国家的权利机构是科层制，所谓科层制就是有层级的，它跟革命时候那种扁平化的结构是不一样的。这种层级结构，各层跟群众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越高离基层群众的距离越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下去找群众，群众想找他是很难的。在地方一个老百姓想见省长，不是说你推开门就能进去的，大院你都进不去，它是有层级的。这种科层制在客观上产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么一种官僚现象。韦伯讲科层制就是官僚制。如果这个方面我们注意不到，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那就会产生官僚主义。这种程序化的管理也可能产生形式主义，因为执政是要管理国家，管理国家是程序化的，它跟革命不一样，没有那么简单。遵义会议以后，成立了三人小组，大家坐在一块抽支烟就可以决定下次仗怎么打，现在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东西层层上报、层层审批，它是必要的，没有这套你怎么管理国家，程序是必要的。程序就是形式，如果形式过了头，超出了实际的工作要求，那就是形式主义了。不必要的搞形式，那就是追求形式，就成了形式主义。现实中往往很多东西把形式搞过头了。革命年代我们党相对来说不容易产生形式主义，但是今天容易。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允许。毛泽东那时候的讲话，写的多简练、多吸引人。《为人民服务》400来个字，《纪念白求恩》只有800来个字，现在哪个领导能用400多个字把道理讲到这程度；400多个字现在打印出来也就半页纸，哪有这么短的讲话。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要讲得太长，讲得不吸引人，讲得没有意思，没有人听的。不像现在，要求坐在那你不听也得听，那个时候人家不听就走了。那个时候在这种残酷的环境条件下，形式主义搞不起来的。但是在执政条件下，我们可以从容地去搞形式主义了，所以形式主义在有些领域就泛滥起来了。所以长期执政客观上有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fubai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处理好了，可以避免；处理不好，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

群众工作形势的变化。现在我们不是在一般条件下执政，我们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情况下长期执政，问题就更为复杂了。一是利益格局的变化。我刚才说解决党群关系问题的本质是利益问题，但是现在满足群众利益可不容易。因为现在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不像革命年代那样，那时候就是杀富济贫，把富人的东西分给穷人，只要把富人的东西分给穷人就可以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是单一的公有制，一切资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抽肥补瘦。但是今天不行了，今天既不能杀富济贫，也不能抽肥补瘦。今天是多元化，你动人家谁的利益呢？我们今天只能靠政策、靠法规、靠制度来协调整合利益关系，而这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群众工作很难做。为什么呢？有些不是我们说几句话就能解决的，根本的利益问题在起主要作用。当前如何处理好利益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二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做群众工作我们需要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现在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既不同于过去革命时期，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条件下，体制内的单位组织是自上而下的，中央一声令下，可以把指示传达到最基层一个很偏僻的农村。但是今天不行了，很多领域我们的工作几乎是空白，甚至是盲区。而且我们自己的组织也在变化，比如说我们基层组织，在农村做工作，你既不是像革命时期，领导穷人打土豪，又不像计划经济条件下手里掌握着集体经济，现什么也没有。我到农村调查时，村支部书记跟我说，你叫我现在去做，我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社会利益条件下做群众工作，很多过去的办法不能用了，需要建立一套跟新的社会组织体系相适应的工作机制，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在很多领域，我们的群众工作出现了非常弱的地方，甚至在有些地方的农村，我们的基层组织搞不过宗教组织。三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做工作要知道工作的对象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如果跟你发生联系的人，头脑非常单纯，工作就好做了，你很快就能把他说服了；如果他自己的思想比你还复杂，把他说服是很难的。现在人的思想观念是很复杂的。利益本身就多元化了，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必然多元化，再加上我们开放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所以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远不像过去那么单纯。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思想领导，首先得让他接受你的观念，接受你的思想，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给我们做群众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四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做工作就是交流信息，就是信息方面的沟通。不同的信息传播手段，不同的信息传播技术，信息传播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传统条件下它是单向度，媒体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说什么你听什么。那时候我们做思想工作有一个说法叫“我说你听，我打你通”。那时候能做到你说他听，他不听也没办法，因为他打开广播就是我们的声音，翻开报纸就是我们的声音，他不听怎么办。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有更多的信息传播渠道，他不听你的可以选择别的。现在80后、90后有几个人整天看《人民日报》？恐怕不多。大多数都是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现在信息传播渠道太多了，选择余地也太大了。你说的他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而且他还可以通过相应的渠道来发布自己的信息，他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跟社会各方面做交流，这是双向的。这种情况下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和传统信息传播技术条件下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很多的事，像一些群体事件都跟这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的群体事件，事情刚露了苗头，上了网，马上就有人跟主要领导讲了。当时主要领导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当回事，他觉得不就是传传吗，有什么，让他说去吧，他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厉害。不是过去那种口口相传，现在一传就传到全世界了，很短时间内就能把人聚集起来，最后就造成大型群体性事件了。现在我们面对的群众，手里掌握的工具不一样了，跟我们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渠道不一样了。新条件下，做群众工作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从利益关系、社会组织形式、思想观念和信息传播这些方面可以看到，新形式下我们做好群众工作的确面临着很多新问题。

我们在今天现实条件下来做群众工作，需要注意什么呢？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路。从总体上来讲，一方面要有好的作风，另一方面要有好的方法。当前最关键是要有好的作风。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必须充分注意新形势下群众的利益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党的传统。但是在不同时期注意利益问题有不同的要求，当前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邓小平在1993年就曾经很尖锐地谈到这个问题，他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讲：“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邓小平曾经告诫过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这话讲得是很尖锐了。因为利益分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方面的问题，这是个基本问题，所以处理好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确是当前最值得注意的。第二，要认真地对待群众现实的、具体的利益问题。因为现在很多问题是由具体利益而来的，可能具体利益大家认为不是根本的利益，不是长远利益，只涉及到具体某一部分群众。但是恰恰是这些具体利益，有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问题，甚至引发犯罪，当然这些犯罪都是要依法惩处的。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很多源自具体的利益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可能带来群体性事件，所以需要认真地对待。第三，处理好当前的利益关系。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引导群众正确地认识自己所面对的利益。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消费。比如做生意的人都希望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怎么办呢？铺天盖地的广告，用各种办法来宣传、来诱导、来拉动人们去消费，于是这种消费的空气把人的胃口越吊越高。但是你把他的胃口吊起来以后，现实中能得到满足吗？这是满足不了的，而且人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什么叫物质利益满足呢？我认为在任何时候，物质利益满足的程度只能是跟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相适应，发展到什么地步才能满足到什么地步，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满足不到这种地步。现在要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引导群众正确地认识，不能认为所有欲望都得到了满足就是最好的，有些你满足不了，比如住房。什么状态是满足了？过去几代人住几十平米，大家也过得下去，今天两口人住几百平米还不满足。有的人甚至买了100多套房子，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我不理解。对于满足这个概念，要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能你给的越多他越不满足。所以，当前我们做群众工作，协调利益问题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我觉得联系群众，做群众工作，首先得了解群众想什么，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没有数是做不好的。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今天你把它拿出来读一读，挺有意思的，他把中国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各阶级对待革命的各种态度分析得非常到位，成了我们以后处理很多问题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是因为处理不好这个问题。该团结的没团结，该打击的没打击，该孤立的没孤立，该依靠的没依靠，那就会犯错误，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你得先搞清楚各方面的人对革命是什么态度，才能在革命中决定政策该怎么做。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打击谁、孤立谁，而是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得知道，得了解。有时候真是搞不清楚各个社会群体的心理，比如现在的网民。我有一次到一个媒体做节目，他们问我一个问题，网民的意愿是不是民意？我说网民的意愿当然是民意了，但只是一部分的民意。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多一半人口现在还是农民，其中有多少人是网民呢？中国的产业工人现在还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他们中又有几个网民呢？网民主要还是知识群体，特别是年轻的知识群体，而现在这四五亿网民中，整天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提出意见的又有几个呢？现在网上一件事有1万人去炒就不得了，会形成非常大的声势，好像整个世界都这样。这就是网络的扩大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了解不到、把握不好，往往就会被误导，就不知道真正的民意是什么，其实这种民意只是一部分人的民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知道怎么分析、怎么看待、怎么对待，特别是在网络时代，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就把事情搞砸了。要想处理好，我们首先得心中有数。有一位同志，苏联解体时，他在苏联留学。他看到的情况是：一开始大家对政府、对党有一些不满，但还不太敢说，顶多三五好友聚在自己家里关着门骂骂；后来因为戈尔巴乔夫把这个事搞失控了，逐渐大家越骂越胆大；谁都敢骂、对谁都敢骂、什么地方都敢骂、全社会就是骂，骂到后来想辩护都不敢说。但是骂的人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的是想把政府搞垮，有的是对某些官员作风不满意，希望他改正。当时造成的整个声势就是一边倒，大家都不满意，最后就骂垮了。骂垮了以后有些人才明白，说我原来骂他是想让他改正，没想到把他骂完蛋了。这个东西是传染的，社会的心理它也有传染性。如果有些问题不能正确及时地引导，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当前做群众工作，不管是整体的还是局部的，正确地引导群众的社会心理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