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丢失的读与写
——在武汉理工大学的演讲
文学的读与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造成了我们当前阅读者与写作者双双的困惑。如果稍微关心一点阅读文学作品的师生，你们也可以参加一次这种讨论，究竟我们这个时代出了什么问题，让大家对当代作家的作品甚至世界名著都不满意，成了不读书或者只读流行小说的一代人。
读与写，我还是先来谈作品和作家。没有作家的写作、出书，就不会有阅读和读者。不要怪读者，要怪就怪作家。
作家是人类精神生活所召唤的结果。人们有了充足的饮食和舒适的生活之后，渴望阅读，渴望了解更多人的世界，也有穷人饥肠辘辘的也渴望通过阅读忘掉自己的处境和悲痛。比方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作者声称在这座教堂的墙上，有人刻下了“命运”二字，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看到这两个字，也一样会产生想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谁在这上面刻写的字？这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他的命运是不是太悲惨？他是个男人还是女人？这些人中，有一个是很聪明的，大脑活跃的，善于想象和虚构的人，他于是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于是将这二个字虚构成了一本书叫《巴黎圣母院》，约40万字，讲述了一个刻字人传奇悲惨的一生，这个人就是作家雨果。他在书的序言里讲得很明白：“几年以前，当本书作者去参观，或者不如说去探索圣母院的时候，在那两座钟塔之一的暗角里，出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单词：命运。这几个由于年深月久而发黑的并且相当深地嵌进石头里的大写希腊字母，它们那种奇特字体的奇特式样和笔法不知标志着什么，仿佛是叫人明白那是一个中世纪的人的手迹。这些字母所蕴含的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了作者，他多方寻思，尽力猜测那痛苦的灵魂是谁，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罪恶或悲惨的印记留在古老教堂的偏僻墙角上之后才肯离开人世。”最后他说：“正是由于这个单词，作者写下了这部著作。”
人类需要阅读，人类两千多年的创作和阅读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生活习惯，一种跟饮食同等重要的精神营养补充，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地步，人们多么富足，文学作品依然会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阅读依然会以更为先进舒适的方式存在。有餐馆，有超市，也一定会有书店。“养儿不读书，只当养头猪。”中国人认为人和猪的区别，就是你读不读书。
也有一句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家在这个时代虽然不会遭遇到他的先辈的文字狱、砍头、挖膝盖、阉割等人生迫害，但遭遇也不会比古代作家更好，他们遇到的问题是老祖宗们从未遇到的。如果是李白活在今天，他的诗再好，也没什么人读。他恐怕只有两种选择来推广自己：一是在微博上装大V；二是搞行为艺术，因为你靠写《蜀道难》难吸引眼球，现在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只有披头散发，到哪个人多的地方装疯弄邪，甚至胸前挂个牌子写上“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马上，发到微博，全国知晓。
科技的迅猛发展，造成的市场魅惑、人群的喧嚣、精神的分裂和萎缩、内心的平庸化和对作家及作品失去的敬畏感，让人们与文学这个陪伴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伴侣渐行渐远。作家无所适从，陷入欲罢不忍、欲行无路的行业危机之中。虽然作家很多，作品不少，书店到处是新书，但作家的内心没有过去文人们干净、安静、表里如一。过去的写作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一个事物的喜好，一种情怀的抒发，对友谊、对风景、对世事的真率的表达，而不像今天的作家要考虑到市场、编辑、读者、评论家、上级领导、评奖与推展名声更多相关关系的处理。
在这种蚂蚁和灰尘都亢奋浮躁的时代，一个人如果内心没有坚持，他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和有品格的人。他会变来变去，不能去始终如一地喜欢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为了一碗饭吃，他会撞破脑袋去敲无数个门。所以，为稻梁谋，成为许多作家的权宜之计，怎么取悦大众怎么写，写成功了就是王，写不成功就改行去做其他，或者利用其他的优势，来推销自己的作品。作为知识分子和文人，大家甚至把脸面都拉下来了，毫无顾忌地加入了商业的队伍。
但是，我们丧失的还是要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去找原因，这个时代的发展，确是惊人的，我也不掩饰我对我们国家发展的自豪与喜悦，比如武汉，有那么多的长江大桥，在长江上建桥就像好玩儿似的，城市越来越大，街道越来越干净，人们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用日新月异这个词并不为过。但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情况并不乐观。因为发展成为硬道理，软道理必须服从硬道理，所有精神层面过去扭曲的、未理顺的、未被鼓励的、压抑或妖魔化的东西全属于软道理，属于“缓待解决”的一类问题。因为各级官员的操作，在经济日渐自由和中央集权已经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各个地方各种壮丽的演出几乎让我们失去了判断对错的机会。比如说，武汉有个“满城挖”，南京也有个“满城挖”。后者抓起来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对我们当地的经济生活，不管是什么建设项目、上马与否，没有任何发言权，让你在一个公开场合说“对”的机会都没有。这里修了一个商务区，那里来一个工业园，这里一个港口，那里一座大桥，全由政府包办说了算。我们甚至从未有对水、电、煤气的上涨，对一个文化项目的设计，对所有马路街道的命名获得一次机会。会有一台台***的挺进，对传统街道的拆迁，对田园生活和大自然的蚕食，等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几千年的东西瞬间没有了，灰飞烟灭。比如城市化、老城区的改造、新农村建设。一个地方领导的一句话，可以再造一个新城，于是，削平山峰，填平山谷。一个个新城和工业区的崛起，根本容不下一个普通平民的内心的生死沉浮。在老城区和近郊的乡村，许多家庭许多人，甚至几代人美好的关于街道和乡村的记忆就此化为乌有，土地尽失，房屋不再，增添给他们的是记忆之悲和失地之痛。但是新的景像的确出现了，甚至破败一扫而光，鸟语花香，一块浸满被拆迁者们泪水甚至鲜血的土地，成为安宁幸福的社区，成为工厂，这样以改革之名重建的中国的建设，埋葬了许许多多个体的伤痛和仇恨，这些伤痛和仇恨淹没在了基本没有表达权利的人山人海之中，那些以GDP这种经济与强权hly成瘾的官员们，寄希望于以时间和改变来使老百姓忘掉悲伤和仇恨，来抚平伤痛。殊不知，这种种情绪都被悄悄地累积下来，转移到了另外一些地方，一些场合，比如一个又一个群体性事件。但对于那些官员来说，他们已经不在乎了。他们得到了钱，得到了升迁，满足了他们的各种欲望。
还有一个存在的令人费解的社会现象，就是当某一个事件在互联网上炒得沸沸扬扬之时，人们基本上对作家不抱希望，而是看大V是怎么说的，这些大V，我比较赞同一种观点是：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许多都是表演者和哗众取宠之徒，他们的声音有时没错，但同时，也遮蔽了更多知识分子的想法，更多的真实的声音。据我所知，知识分子开微博还是少数，在互联网时代，他们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即使他们有微博，他们也与公共话语和一边倒的情绪保持着距离，头脑十分清醒，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这个时代的话语表演中，忽略了一大批这样的人。而作家更是需要对各种观点进行甄别和思考的。所谓自称为作家的大V，基本不是作家，比如李承鹏之流，他们的发声基本是表演，目的只有一个，推销自己的作品。我不感冒这样的所谓作家，也不会去关注他们，他们并不是静心写作，为艺术献身的一类人。他们的才华也不够。一个好的作家，用作品发言，也不会随民间和新闻的结论起舞，他是从艺术的角度思考每一个事件背后的真相。他要把这一切变成文学而不是仅仅书写一个故事，他是塑造一些人物而不是只发一些议论；他是展开想像而不是还原一个事件。一个好的作家，应该追随民意的立场写作。不过我认为我们的作家太谨言慎行了。
我要说，不是我们的读者不读书，而是没有好书。不是这个时代没有东西表现，而是作家视而不见或者没有去书写。现在，我就要说到我们的写作者——也就是读者的另一方，究竟丢失掉了什么？
一是文学丢失了想像的能力。
思想和立场对于作家固然很重要，但对于读者，作家的想像力更重要。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读《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普遍比读《红楼梦》的多。专业人士可能觉得，都是名著，但有高下之分，《红楼梦》要比《西游记》更深刻，更有思想性，这么说不仅连读者，就像我这样的专业写手，也不会同意，倒是我更喜欢《西游记》。还喜欢《聊斋志异》、《夜雨秋灯》。古代的小说无非两种，一种是还原过去生活，一种是虚构乌有生活。《红楼梦》基本是还原生活的，《三言二拍》也是，《水浒传》也是。而《西游记》、《聊斋志异》和更早的《山海经》却是故意写得不像生活的。
因自延安革命文艺兴起，还原生活的文学成为了我们文学的绝对主流，到了八十年代稍微有点变化，出现了莫言，但现在，又彻底地回去了，作家们的作品越写越现实，越写越老实，还原生活的，如《三家巷》，大家想到广州人的生活；《小城春秋》，想到福建的生活，《红岩》，想到重庆的生活。我们的读者基本上是你提供什么作品我看什么作品，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是像，比如某某把仕途生活写得很像，某某把家庭生活写得很像，一个词叫“栩栩如生”，为什么不像的作家没有？为什么不像也是种好作品？八O后作家是反叛的一代，写了一些不像的作品，也是天上地下，说起来不像，如穿越小说，玄幻小说，细细一想，这些也像，像网络游戏，像武侠电影，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无厘头，基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
因为写得太像，离我们的生活太近，我们无法在文学作品中获得更多的愉悦，这类作品数量占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九。近几十年作家想像力的退化是惊人的。这一点上，没有我们古人优秀。以《山海经》为例，虽然它是一个地理书，也有称是一部巫书，一部神话故事，但也有称是“小说之最古者”。比如其中开篇《南山经》写的，说山上有树木，浑身发光，野兽有九条尾巴，有一种兽是人脸，还有一种兽也长一副人脸，还有长头发。有一种兽是雌雄同体，吃了它的肉体人没有妒忌心。还有一种禽鸟，长三只头，六只眼，六条腿，三个翅膀，吃了这种鸟人不会瞌睡。
《大荒东经》中讲海外有神人，长着人的面孔，耳朵上穿戴的是两条青蛇，叫奢比尸。这个地方有许多五彩鸟，说天帝常从天庭下界来与它们跳舞，天帝在地上有两个祭坛，是由五彩鸟掌管的。还说黄帝把一种长得奇怪的叫夔的神兽抓住杀了，用它的皮蒙了一面鼓，再拿雷兽的骨头敲打，响声能传出五百里开外。
古代文学作品对我们生存环境，我们未到达的地方，与我们若即若离的动植物充满了好奇，充满了令人惊叹的幻想，因为有这些幻想使我们对这个世界更加喜欢，使得这个世界更加诱人。好的作品就是要亦真亦幻，哪怕来点儿胡编乱造吹牛上天。
再以我们湖北神农架出现《黑暗传》这本书为例，搜集者是我的朋友胡崇峻，《黑暗传》是一种丧鼓唱本，但被专家称为“汉民族的神话史诗”。看它是怎么讲世界起源的。说通过无极太极之后，有四十八祖神仙动刀斧，山崩地裂，又经过大洪水，九州始分。说当时有个叫幽湶祖，生下浦湜，浦湜是混沌的父，幽湶是混沌之母，母子成婚生下一蛋叫混沌。混沌蛋里出世了混沌，还出世了五条黑龙，大抵经过很多代生出了一个叫江沽的，是个鱼形，但他出世把天下的水喝开了，他于是四方去找水，后来一个神仙给他吞了九颗泥丸子，就是要他造水土的，但是造的是黑水，黑浪滔天，天地于是又回到了黑暗，这时候才出来了一个叫盘古的人，把天地分开，有一个词叫开天劈地，说的就是盘古，说盘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但是这本书却把盘古前的事又想象出很久，提前到很多代。整本书都是这些瑰丽神奇的故事，且它来自民间的智慧。
古人对宇宙洪荒的漫漫想象，对人从哪里来，万物如何出现，天地如何创造，进行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假设，这在如屈原的诗歌中更是有华美壮观的表现。与其说这是文学，不如说这是一种人类的天性的幻想能力。诗歌本来应该继承传统，却在这方面做得更差。现在的诗退化为一种口语诗，口水诗，成为了诗歌圈子内的娱乐和游戏。
二是文学丢失了振兴社会的能力。
文学从来是有其强大的社会功能的，文以载道是文学
梁启超作为社会改革家，他的观点十分生猛，他在当时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那个时代文学兼有政治和娱乐的功能，他把文学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今天看来是一个黑色幽默。今天的人会说，文学与国家，与道德、宗教、风俗和人格有毛关系！但是作家作为这一个行业的传承人，难道不应该继承文以载道的功能？但是现在文学好像是一个患了幽闭症的小孩和一个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成为了在政治生活中沉默失语和与社会失去关联的孤鸿。当然，政治的起伏和变幻莫测，他在进行合理的管制感觉到有些松驰时会猛拧一下发条，让大家慢慢遵守了某种法则，就是远离政治的话语中心莫谈国事、文学向内走而不是向外走成为各自生存的法则，与政治社会敬而远之，不卑不亢，表现出一种古代文人们少有的人情练达和世故圆滑的人格，竟然，这类作品大受欢迎。作家成为了一批很“乖”的人，可以用文字与社会发生冲突，但在现实中，永远保持中立者和旁观者的角色。
三、文学丢失了与自然对话的能力。
喜欢古代文学的读者都知道，从《诗经》、《楚辞》开始，我们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与自然山川的对话，认为自然是大道，是大智者，所以提倡效法自然，在这方面每一个大诗人都有绝唱，这类歌颂大自然的经典作品太多，诗人作家们基本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什么“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什么“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屈原的作品，自比为芳草美人，常身上佩戴香草、兰花。如果现在将兰草别在身上，有人会说你是神经病，但我们的民间还是保留一些传统，比如戴栀子花，佩白玉兰，后来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了唐诗宋词形成了对大自然讴歌的海量作品，至明代还有公安三袁的游记，堪称是对大自然描述和赞美的山盟海誓之作。
为什么文人对大自然如此衷情？因为道法自然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另外，作家诗人在对大自然的书写中会获得天地的神示与灵感，最美的文学形成于对大自然的感悟，大家读读唐诗宋词，李白杜甫就明白了。
大自然有自己的道德伦理体系和生存原则，从来没有虚伪和谎言的东西，大自然的真诚与智慧、静默与宽厚都是人类所没有的。大自然的智慧超越人类，与大自然交流的感情可以突破语言、学养和身份的障碍。
如果读过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写到男主人公范柳原是个海归，但在香港时找了一个叫白流苏的世俗女子，文盲，大字不识，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交流困难。认识后想爱却无法找到感觉，常在海边散步但无话可说。有一天范柳原给白流苏打电话，又没有话说，他看到了天上的月亮，就给她说，你看天上的月亮，白流苏将头探出窗外，看到了一轮明月，她回过头拿起电话，发现另一头的范柳原一声不吭，她便流起泪来，并且突然明白范柳原曾给她说的天荒地老是什么意思。你看，人与天地的相通，可以通过一轮明月，把两颗很远的心串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懂得自然，自然也有情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我在想，我们也可以到自然中去寻找我们民族最古老的信仰，万物有灵，我认为那是我们民族信仰的根。
现在的问题是，优秀的作家大多住在城市，已经远离了自然，我们的许多触觉、视觉、听觉都在退化，对大自然不再依恋，因而根本就无法去细腻地体验、倾听和书写大自然。因而我们的作品普遍不美，作家几乎没有了对自然山川描写的能力。所以，当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如此受到欢迎，远比小说家的小说受欢迎，原因很清楚，因为，这种作品太少了。人们需要这种作品的浸润，获得某种几乎失传的感应能力，认识我们祖先曾生活的古老家乡，找到一种来自田野的新鲜感，重建一种野草般的文学的活力和勃勃生机。
四是文学丢失了与传统文化对话的能力。
我们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会发现疙疙瘩瘩，佶屈聱牙、不通畅，就连鲁迅、戴望舒、徐志摩等人的诗文也是，总是半文半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小说诗歌一百年的白话文运动，在三四十年代，还处于发育阶段，没有现在的白话文成熟。但是，现在的白话文成熟了，解救了中国书面语言过于迂腐和程式化，但让传统的文化，特别是文学语言也遭受了致命的伤害。现在的文学作品很通畅，但成了白开水，寡淡无味。
过去写作为什么要用文言文？我想大概那些古代知识分子一是想保持中华文字的纯正性、统一性，方言太多，各自自由使用方言会带来交流的麻烦；二是让一般人难懂的文字成为少数文化精英的财产，成为精英之间交流的通行证和密码。但后来明清小说出现后，文字开始向大众传播，只能随行就市，走向了方言俚语和口语，一直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彻底打败了文言文。
现在，有一种民国情结，也在文学中盛行，许多人认为当代作家没有民国作家有文化，一群没有文化的痞子在进行文学创作。事实可能如此，我们这代作家没有民国作家的古文功底，没有他们的渊博学识。所以，汪曾祺先生说，写小说一定要不时来一两句古语，这才显得高人一筹，显得有文化。
对传统文化的背叛是这几十年革命的狂热需要，想一想，文化革命时把孔子的墓挖了，碑砸了，基本上就是把中国文化的根铲除了，现在要振兴文化，好像又开始尊崇孔子。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精神我们还能恢复吗？过去我们每个县都有城墙，现在还有吗？过去我们每个县都有城隍庙，现在还有吗？过去我们每个县都有文庙，现在还有吗？通通都是49年后特别是文革砸掉的。但文革40年了，我们诀别了文革，现在依然在跟文革对抗。所谓文革，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砸碎传统文化，在文学上把所有古代的诗文打成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予以革掉它们的命。现在所谓恢复和重建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样存在公开的光天化日的虚伪。比方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看起来是在向外输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如何对孔子的尊崇，但事实在本国，你建了几座文庙？你敢向学生提仁义廉耻？你向自己的学生发过孔孟的四书五经读本吗？比如孔子的思想就是一个字；“仁”。他在那个战乱时代四处游说，就是推行他的仁政思想。为政以德，宽厚待民。后来孟子发展了他的思想，明确提出仁政，孟子在《梁惠王上》中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他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尽心章句上》又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世界全是爱了。这样的思想何等美好。而现在的有些执政者执法者，只知道动用公权，动不动就关你，粗暴执法，哪来一点仁爱思想，哪来一点慈悲。我们让别人去读孔子孟子，却让我们学生读马列，这不是很矛盾吗？正因如此，传统文化在当下中国处于十分暧昧的境地，而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观，是基于我们本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我们当下的文学在这样一种文化的矛盾格局中，显得失去根基，处于漂泊和悬浮之中，显得直白浅显，甚至不像台湾的文学，透出一股深厚的传统文化气息，有着中华文化的深深烙印。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大规模的去圣化运动，是继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上世纪中期的文革之后的第三次文化浩劫，杀伤力巨大。这种与现代启蒙运动有关的去圣化造成的恶果就是浅薄、恶搞、简略和歪曲，这场以互联网摧毁中国残存的传统文化和文字尊严的浩劫，其中坚和主力为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对语言有着天赋的年轻人。对经典诗歌恶搞，对成语恶搞，对古代诗人恶搞，对文学恶搞，而许多青年作家
下面我想谈谈读书和读者的丧失。
现在，我们的生活因为科技的发展变得简单化了，大部分时间就是一部手机了，手机可以完成人们大部分的生活，包括阅读。手机阅读一样可以读四大名著，读世界经典。我不反对这种阅读，点一下百度，我可以搜索到所有资料，连字典辞海也不需要了，这简化了多少手续，节约了多少时间，节约了多少纸张，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
如果我们摈除我们这一代对读书的偏见，比方要纸质书籍，要自己喜欢的版本，要印刷古雅，能让自己安静下来，能最快进入氛围的书。要到图书馆、新华书店，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多少还在买书？多少人还读文学杂志？多少人常在当当网、亚马逊购书？不管是读什么书，不管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类型小说还是流行小说，多少人还在读小说？
要说阅读丢失了什么，我以为现在最大问题是——
丢失了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虚荣心。
读书人在过去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好孩子，手上经常拿一本书会被长辈们称赞，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现在你手上有没有书并不是人们关心的事情。今年湖北的文科状元是襄阳五中的女生，她把《红楼梦》就读了不下十遍。一些高考作文满分的学生，一般都是有超强阅读欲望的孩子，要么对古典痴迷，要么对小说痴迷，并且都是读的经典。
现在的阅读水准下降，是因为传媒和娱乐从中捣蛋的结果，导致阅读的被动，网络在商业强力加入的情况下，所推荐炒作的书，很多是没有营养的，甚至是有害的。大家觉得这本书有趣、好玩就去阅读。有趣、好玩只是一种浅阅读，而且里面藏着许多危险的诱惑。真正的阅读和有营养的阅读是触及思想和震撼灵魂的，是提升境界和塑造人生的。
我们阅读丢失的第二点是对作品好坏的分辨能力。
当然也可以说你不会读书。那些励志的、心灵鸡汤类的书，其实是很弱智的，另外的能吸引你的书，也就是一个故事，什么盗墓的、穿越的、玄幻的。但是读书并不是读故事，读故事是消遣，真正读书是增加人生的份量。
我还是以作品为例来说说，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是一部好作品，没有问题，喜欢读励志小说的，都会把它当励志小说读，因为有大家都知道的警句：“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老人与海》写的是一个叫桑提亚哥的老渔夫，在大海里驾着一条小船打鱼，八十四天没打着鱼，生活无着，靠一个小孩给他四处讨吃的，到了八十五天，他一个人下海，打到了一条大鱼，跟这条鱼较量了几天，把鱼杀死拖回港口，但一路被各种鲨鱼把他的鱼吃掉了，等他回来，鱼只剩下了一副骨架子。这个故事很好看，也不见得很好看；这是一个励志故事，又不是一个励志故事。年轻的时候看，是觉得这个老人了不起，永不言败，你消灭他，却打不败他。过了些年再看，又看到了一个老人的孤独，一个失败英雄的悲歌，尽管他说一个人在大海上不会孤独，但是，那种深深的孤独感，你觉得这才是作家想表达的。后来，我开始写小说，想学一下海明威，再来看，发现了它的语言奇妙、温暖，还发现了它有许多象征的隐喻，更发现了许多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比方他老是写老渔夫梦见狮子，是什么意思？狮子也是沙漠和草原上孤独的英雄。这是写他对海的恐惧吗？还写他和那个小孩喜欢垒球比赛，这又是为何？写他总是把大海中的鱼和他杀死的这条鱼称为兄弟，这又是什么意思？还有，他说：正因为我爱你，所以要杀死你。但是我没想杀死月亮和太阳。等等。到了现在，我再去看这个小说，我又发现了另外的海明威的许多隐喻，比方他在小说中写到与鱼进行长时间的较量时，受了伤，抽筋、没吃的，吃生鱼，尽管钓到了这么一条比自己的渔船还要长两英尺的鱼，这位老人说：“这要是一场梦多好，但愿我没有钓到这条鱼，独自躺在床上的报纸上面。”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为什么特别注意到几十年都被忽略的这句话呢？那就是，当你得到得太多的时候，超过你的生命极限和忍受极限，让你筋疲力尽的时候，你会感到，人真的不能要太多，躺到自己家里的床上有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是最美最美的。当鲨鱼把什么都吃掉，他获取的东西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被打败了，他想是什么把自己打败了呢？“什么也不是，是我走得太远啦。”这句话也会让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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