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风是党风的体现，关系党的形象和事业成败。形成优良文风，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要求。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积极行动，为改进文风积极努力，许多媒体的面貌已焕然一新。本期刊发三篇文章，深入阐述改进文风的重要意义，值得一读。
改进党风从端正文风开始
张全景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文风是党性党风的体现，关系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系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党的形象和事业的兴衰成败。目前，我们在文风上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形式主义，华而不实。有的文章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累牍，文字很长却了无新意，甚至观点都比较模糊，不知所云；有的照抄照搬，东拼西凑，词藻华丽，但缺乏真知灼见，不会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有的不熟悉群众情况，不懂和不会运用群众语言，文章不鲜明、不生动；有的故弄玄虚，胡编乱造，实质是新的党八股、洋八股，为害甚烈，令人生厌。如此种种，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危害党的事业，影响党群关系，污染社会风气，绝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要高度重视文风问题，反对一切不良文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风。
端正文风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做起。上行下效，表率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讲话、写文章要亲自动手，精益求精。务必主题鲜明，表述准确，文字精练，语言鲜活生动。每成一文必反复推敲，每用一语必千锤百炼，不可草率，轻薄为文。大力倡导求真戒假、求实戒空、求短戒长、求新戒旧、求活戒死的风气，令人耳目—新，爱听爱看，受到教育和鼓舞。
讲话、写文章政治观点要鲜明，特别是在重大是非问题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毫不含糊。现在，有人讲话、写文章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历史，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改革开放。这是事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必须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决不能“绕着走”、“和稀泥”、当“和事佬”。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含糊其辞。这是当前端正文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广泛学习，掌握多方面的知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想写出好文章，必须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理论修养不高，知识水平很低，对事物的历史和现状一知半解，写文章、作报告必然捉襟见肘，勉强成文，也一定是“假、大、空”。首先要学好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加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是最根本的保证。现在干部学习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份典型调查报告说：县以上干部通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占52.4%，读过《实践论》、《矛盾论》的占69.7%。论成绩，这是几年来在干部教育上的一大进步；论不足，从47.6%和30.3%的领导干部没有读过这几本经典著作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明对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还要下大力气去抓，抓出实效。当前，重点要学好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除了学习基本理论，还要广泛学习国史、党史、文学、科学和世界知识，学习语法、修辞、逻辑等等。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不可能做到“事事通”，但应尽可能做到知识面宽广一些，这样就能站得高、看得远，胸中有全局。
要敢于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为人民群众说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讲话、写文章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章、讲话有了这样鲜明的风格，人民群众怎么会不热烈欢迎呢？要学会群众语言，写深入浅出的文章。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是创造鲜活语言的大师。要想讲话、文章引人入胜，就必须深入实践，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有的文章、讲话引经据典，调子很高，但内容空洞，脱离实际，群众不爱看、不爱听，这些文章、讲话没有生命力，写了等于没写，说了等于白说。还要善于写短文、讲短话。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诸子百家的书，唐诗、宋词，流传千古，代代传诵，哪有很长的呢？周敦颐的《爱莲说》只有119个字，其中“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脍炙人口，成为千古绝唱。毛主席的许多文章虽是短文，但其中蕴含的道理，深刻的教育意义，是很多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所不及的。当然，文章、讲话的好坏同长短没有必然的联系。该长就长，能短则短。我们反对的是无病呻吟，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事，千、八百字能说明的道理，为什么非要长篇大论呢？还要讲自己的话，讲自己的思想。大段摘录领袖人物的话，乍一看思想性、理论性很强，实际上只是一个“文抄公”，没有新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毛主席读了很多书，但却不是到处引用别人的东西，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说的都是自己的话，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加强调查研究是端正文风的基础和前提。文贵务实，好的讲话、文章必须言之有物。有的人对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对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捉摸不透，讲话、文章“一大二空”，“为赋新词强说愁”，干巴巴地说教，不触及生活，不触及思想，通篇是“正确的废话”。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言之无物。摆脱这个困境，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只有吃透实际情况，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才可能形成真知灼见。
文风也反映人品。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说：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文章、讲话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反映，道德人品、情趣爱好对一个人的文风也有影响。我们要努力培养无产阶级的道德情操，塑造真善美的人格，成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这是文章、讲话以外的功夫，需要我们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作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
谢 毅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之一。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王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创造精神。所以毛泽东说：“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不过，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又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食洋不化，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奉为圭臬，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鲁迅说过，他们“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这种洋八股、洋教条反映到共产党内，就是党八股。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八股文一样乏味。
为了让人们认识党八股的危害，毛泽东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给它列了“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甲乙丙丁，开**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党八股是怎么产生的？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文风问题不只是语言文字表达方式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路线的问题。改进文风，首先要端正思想路线，讲话、写文章都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文件出发，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当然，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也是要讲究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要向人民群众学习那种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同时也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为了培育清新的、活泼的文风，毛泽东选录列宁、季米特洛夫、鲁迅著作和六届六中全会文件中的四段文字作为范本，供大家研究、借鉴。他希望大家“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虽然是70年前讲的，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很亲切，觉得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作风的有关规定，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整顿文风的意见，研究延安时期整顿文风的经验，是有益的。
好文风就要“真能文”——以汉文帝的一个文件为例
刘润为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汉书·文帝纪》）
这是汉文帝刘恒于即位之初（前179年）下发的一道诏令，后人称之为“恤民诏”或“议振贷诏”。大意是说，当此春意盎然之时，草木及其他生物都得以享受生命的快乐，而我的子民中家庭残缺、生活穷困的人，有的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地步，这种状况并未得到足够的体察和重视。我们这些为民父母的是什么感受、怎样对待呢？请你们议一议救助的办法，以重振他们的欣欣生意。
从文章学的角度说，历代皇帝们的圣旨、诏书、诏令之类是不大受人待见的。然而，刘恒的诏令特别是这道“恤民诏”却一直受到后人的赞赏，连藐视皇权的明代文人李贽都称之为“圣主妙诏”。什么叫“妙诏”？就是好文件。
好在哪里呢？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不回避矛盾，不闪烁其词。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积累了太多的危机。自秦收束六国以来，先是状如猛虎的苛政，后是兵燹四起的板荡，将偌大中国折腾得百业凋敝、万户萧疏，百姓的元气消耗殆尽。于是，休养生息就成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黎民百姓的热切企盼。与民休息的重点自然是贫困群体，特别是其中的特困群体。刘恒即位伊始，就追随萧曹，下发这样一道诏令，可谓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于开创 “文景之治”的确产生了基础性的作用。二是一扫呆气、暮气和死气。此文一起笔便打破定法，不入正题而先去点染万物春荣的神韵，从而显示出了一种挥洒自如的气度。更出人意外的是由春日万物之乐而联想到民生之艰。字里行间，我们仿佛感触到了那颗忧民之心的跳动，禁不住为之动容。睹物自然难免要生情。但是，由于人的实践历程不同，价值取向、品格情操不同，其所生之情也就千差万别。沐春风而睹万物和乐，贪婪的周厉王盘算的极可能是收获多少猎物，放荡的明武宗则大概春心萌动，急于外出游冶并捎带着寻花问柳。同样的时节，同样的景物，在同是帝王的刘恒那里之所以撩动起忧民之情，则是由于他少年入代（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东北部），对民间疾苦深有体察，进而确立了牢固的民本观念和励精图治的远大抱负。根深才能叶茂。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深切的忧民情怀，成就了这篇鲜活生动、辞采怡人的美文。有人以为文件体（决议、指示、命令、报告）的写作不需要倾注情感，其实不然。自古以来，凡是受人推重的文件，无一不是情深意切的。在这方面，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也许是传播更广的一例。三是不说空话、套话和大话。一个顶层文件，竟然仅仅用了51个字！然而，在这个比当今博文还短的文本中，又包容了多么丰厚的内容！其间既有对民生疾苦的揭示和忧思，也有对工作失误的反省和批评，又有对于官员们的委婉警示和劝导，当然更有对于工作的明确决定和要求，真可谓体约而不芜、辞约而旨丰。有人说，读此文如行山阴道上，风光满目而其味无穷，我看似不为过。
古人论文，有“有意为文”与“真能文”之别。所谓“有意为文”，就是为文而文，如无端地编造新词或四六句之类。所谓“真能文”，就是确有正当需要才写，确有不得不说的话才写，而且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毫无疑问，刘恒的这个文件就是 “真能文”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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