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论语》 - 老秘网_材夜思范文

　　毛泽东的时代和孔子的时代有很大不同，学习的具体内容自然也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强调学习《礼》、《易》。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部分。其中，他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学通了才能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此外，毛泽东也同孔子一样重视学习历史知识，重视通古今之变。他批评那种言必称希腊的人说：“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指出：“不要割断历史”，“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 下载次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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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重视将学与问结合起来。《论语·八佾篇》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毛泽东在论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个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赞成孔子“不耻下问”的学习方法。他指出：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毛泽东也重视将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张向历史学习，向外国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读死书，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主张学以致用。这同孔子讲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和“择其善者而从之”，是相通的。

　　“躬行”：毛泽东对孔子的又一个传承

　　一部《论语》，“行”字讲了72次。虽然《论语》中的“行”有多种用法，多种含义，但多数用法是相对于“学”的“行”和“言”的“行”，指行动、实干。对学与行的关系，孔子重视学习，但反对为学习而学习，主张学而致用，学了就做。对言与行的关系，孔子鄙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主张言行一致、少说多做。孔子认为：考察一个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赞成“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宪问篇》记载：“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看问题、做事情，重视是怎样就怎样，反对主观臆断、固执己见。《论语·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些也都是毛泽东与孔子心灵相通之处。毛泽东认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把与实践脱节，只知道死记硬背、夸夸其谈、生搬硬套经典的教条主义，看成是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竹笋，是接不了地气的。

　　在学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还有一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体现了毛泽东在学与行的关系上崇尚应用，崇尚 “躬行”。

　　在言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崇尚说话谨慎、行动勤敏、少说多做，反对言过其行、夸夸其谈、只说不做。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对《论语·子路篇》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熟记于胸。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许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能不能兑现呢？毛泽东引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话说：“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说话算数、“言必信，行必果”是新中国重要的外交方针之一。

　　怎样做到“敏于行”、“行必果”呢？毛泽东非常重视孔子的老实态度和“绝四”精神。《论语·为政篇》记载：“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上几次讲到这段话，强调要有老实态度，反对弄虚作假。他说：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

　　对于孔子的“绝四”精神，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再往上追溯，实事求是在孔子那里也是有根源的，那就是“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思想、老实态度和“绝四”精神。

　　毛泽东对孔子“中庸”思想有取有舍

　　关于“中庸”，《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所认为的大家长久缺乏的最高道德的“中庸”主要包含：一是中，即用中。《论语·先进篇》记载：“子曰：‘过犹不及’”。二是和，即中和。《论语·学而篇》讲：“礼之用，和为贵。”三是时，即时中。《论语·学而篇》记载：“使民以时”。毛泽东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他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进一步解释说：

　　“‘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上，毛泽东是吸取了中庸的中和、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的。统一战线中有差异和斗争，没有差异和斗争的统一，也就没有了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

　　“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那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在学校，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

　　毛泽东对孔子“中庸”思想中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从未笔下留情。他指出：“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当然，“中庸”是否就等同折衷主义，这需要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但毛泽东越到晚年越对“中庸”采取过激批判的态度，这是其晚年过激性错误的表现之一。

　　毛泽东对孔子的有些思想批判了一辈子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开展过两大运动：一是学习运动，一是生产运动。在学习运动中，毛泽东高扬了好学精神。但在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则批判了孔子不喜欢劳动的缺点。据《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说：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几天后，他又指出：

　　“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对《论语·泰伯篇》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毛泽东是彻底否定的。《北京日报》1977年9月25日的一篇文章记述道：1975年春，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请来北京著名的**和西医的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会诊眼病。毛泽东望着他反复地念着他的名字：由之、由之。毛泽东问他，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唐大夫笑着点点头。毛泽东又接着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讲的“由之”去做。毛泽东当即吟咏起鲁迅的《悼杨铨》这首诗：“岂有豪情似归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论语·为政篇》记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泽东不赞成孔子这段话，尤其批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在延安时，毛泽东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这里对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怀疑态度。后来，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判道：“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毛泽东反对将孔子思想教条化，反对将其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禁锢国人。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认为：“以孔子思想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是不行的。“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讲现在的时代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时代。他指出：“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比孔夫子走得宽”。他还指出：“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这些话告诉我们，既不要迷信孔子，也不要忽视孔子的历史作用。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主题延伸

　　毛泽东谈孔子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说：“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

　　◆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上批写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有诗句云:“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文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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