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社会上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平凡人生一样，我的人生也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生。我出身平凡，世代系农民;成长平凡，六岁放牛，七岁启蒙，十九岁高中毕业，然后回乡务农；工作经历平凡，务农二年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民办教师，又是一年多后，进入了区文教部门工作，然后再到县、市（地）党委办公室、政研室当公务员，从事公文写作；职务平凡，机关一般办事员一干十五年，再被提拔为市委政研室副科长、科长、副处级研究员、副主任、主任、市委副秘书长，最后以调研员身份退休。多年来一没掌实权，二没得实惠，三没出什么名；家庭平凡，22岁结婚，妻子先务农，后进城，成为商业部门职工，养育4个女孩，生活由十分困难到逐渐解决温饱，五十多岁后才略有余钱剩米；子女平凡，没有造就优秀人才，仅都中学、大专毕业，能够自食其力而已；亲属平凡，从直系到旁系，从上辈到平辈，都是平头百姓，而且大多务农，部分家境还曾十分困难……
欧洲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说过：“人生在世，谁不寻觅快乐？”可见追求快乐、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是每个人的天性。我，作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面对平凡的人生怎么办？是消极度世还是积极进取？确实需要很好地进行选择。我的态度是，苦炼内功，自强体魄，奋发求为，乐观向上，在平凡的舞台上度过快乐的人生。因此，我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加强学习，积极工作，修身养性，随遇而安，使普通的工作变得有声有色，使人际间的交往变得有情有义，使日常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使自己的言行变得善进善退，谱写了一曲平凡而快乐的生命之歌。初步回顾，我有八个方面的体会：
其一，坚持学习时事政治，享受与时俱进的快乐。
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言行合拍，才能体会到人生的乐趣。而社会在不断变化，时代在不断进步，人的思想观念也必须不断更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公务员、一名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思想观念的更新进步显得更为迫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谋全局者不可以谋一域”。如果社会变了，时代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就会出现人与时代的脱节，不仅行动会滞后于社会，还会带来格格不入，使自己充满思想的彷徨和内心的痛苦。庆幸的是，由于某种偶然或必然的原因，我在人生的征途上较早地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一矛盾的契合点，那就是加强并坚持时事政治学习，在学习中认识时代，认识世界，让思想永远年轻。
具体不知从哪月哪日发端，我还在读白羊完小时就爱上了看报。那时班上订了一份《中国少年报》，内容很有趣，印刷也很精美，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当新报纸一到，我便迫不及待地抢来，贪婪地阅读，从中学到了不少时事政治方面的知识。记得有一次，我把报纸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写进了作文中，得到了兼任班主任的杨敬昭校长的表扬，让我兴奋不已。从那时起，坚持看报、后来又坚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便逐渐成为我的习惯，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中从没间断。读高中后，我的学习时事政治的兴趣有了扩张，对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也逐渐看得有滋有味。比如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中共中央与苏共论战的《**》，敢峰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关于思想修养的杂谈，通俗政治读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等，都成了我学习的精神营养品；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新出的书报减少，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又成了我的必读之物。在学校复课闹革命和回乡务农时因为手头找不到这份报纸，我便利用休息时间经常到公社或区办公室去找。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西方书藉涌入，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看我们国内发行的书藉报刊，其中，《邓小平文选》发行后我坚持反复学，并把我认为论述深刻、值得认真领会的地方画上杠杠，进行反复思考。当然，对引进的西方新观点的报刊书籍，我也不排斥，也学得很认真，并从中进行对比，以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退休以后，我关心国家大事、学习时事政治的兴趣仍然没减退，每天晚上从六点多钟开始，中央的、湖南的、岳阳本地的新闻联播一个都不漏掉。为了先睹为快，我还在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起床，抢看中央台的《朝闻天下》、《中国新闻》以及《海峡两岸》，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国内外的大事。此外，我还经常到较熟悉的机关办公室走一走，寻找《人民日报》、《学习时报》等重要报刊翻看，发现好的文章，就把它复印下来，留下好好阅读保存。除了自已学习之外，还热心地向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推荐。比如去年下半年，《学习时报》上刊登的赵溯源的《论三大矛盾与科学发展观》、唐双宁的《我思故我在》等，都受到他们的欢迎和喜爱……长期坚持这样做，使自己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政治理论水平和鉴别能力不断提高，为紧跟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学习时事政治可以给自己解难释疑，让思想跟得上形势呢？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认为一是因为它的权威性。时事政治播报刊登的内容，都是中央和各级党委主管部门编发的，直接反映了中央的精神，非常权威，值得信赖；二是因为它的正面性。时事政治宣传的内容坚持以正面为主，不仅针对实际情况讲清道理，帮助人们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而且播报刊登了大量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各种类型的正面典型，从而用活生生的事例教育人、鼓舞人，比如雷峰、焦裕禄等大批杰出人物的先进模范事迹，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社会、增添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三是因为它的时效性。时事政治内容的有关节目和书报都能紧跟时代脉博，播报发行迅速敏捷，而且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以有效地指导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的言行；四是因为它的全面性。时事政治内容包括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历史现实、政治经济、言论行动等方方面面。因而人们思想认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都能从中找到正确答案，对此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因为坚持长期学习时事政治，不仅增强了自己与党、与共和国的同体感，休戚相关，患难与共，随着党和共和国的成长而成长，进步而进步，而且自己看问题的眼界变得开阔了，目光变得锐利了，方法变得全面了，思维变得辩证了，因此，往往看问题时看得更准、更深、更透了。比如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当时干部队伍中有不少同志对少数政治精英受西方影响、以反fubai为名、攻击和否定党的领导、企图改变我国发展方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看不清楚，因而随声附和，以致犯下了不该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而我却能在这场风波中自始至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就是与我多年来没有放松政治学习分不开的。又比如当前，党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反fubai的看法存在偏颇，认为当今社会漆黑一团，fubai问题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如果不学习西方国家搞三权分立、搞两党轮流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自己解决自身的fubai问题的。但我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fubai现象，虽然很严重很普遍，但原因很复杂，而且我们党对此历来高度重视，对反fubai斗争一直抓得很紧，也很有成效。只要这样毫不动摇地抓下去，我们党和国家的fubai问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深化，完全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的，任何悲欢失望的情绪都是不对的、有害的，我们对此应该充满信心。同时，我们还要看到，fubai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上一些学习西方搞轮流执政的发展中国家，fubai问题不仅不比我们国家少，有的可能比我们还要严重，可见三权分立和两党轮流执政并不是解决fubai问题的灵丹妙药。总之，思想决定尊严，尊严赢得快乐。通过学习时事政治，不仅使我自己的思想有了某种深刻性和坚定性，同时也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了无比的自豪和快乐。
其二，热爱本职岗位，享受工作的快乐
工作着是美好的。本职岗位不仅是人生付出聪明、贡献才智、施展本领的舞台，也是人生安身立命的基础。人生只有重视本职岗位、热爱本职岗位、奉献本职岗位，才能在本职岗位上有所作为，成就自己无愧的人生，并享有本职岗位的无穷乐趣。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带着快乐的心情去劳动，劳动就是天堂，带着痛苦的心情去劳动，劳动就是地狱”。一个轻视厌恶本职岗位的人，是不可能搞好本职岗位的工作的，也是无法感受工作的乐趣的，这样的人生自然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很不幸的人生。
由于我成长在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那时对如何确定自己的本职岗位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态度。在毛主席和党组织的长期教育下，我们那一代青年对待工作岗位的信条是：“只有工作选人，没有人选工作”、“好男儿志在四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是一块砖，任党选来任党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只有脏的思想，没有脏的工作”、“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等等深入人心，融入血液。正是在这种就业观的指导下，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奔向农村、奔向边疆、奔向兵营、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那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干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就是对我们那个时代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邢燕子、董加耕、候隽等则更是我们那一代青年崇拜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样！什么个人兴趣啦、优越条件啦、优厚待遇等等，都被视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不光彩的东西，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正是在这种理想主义的社会氛围影响下，我对自己的工作岗位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和挑选过。如果从广义的就业概念来理解的话，我的一生主要经历了三个工作岗位，即务农、教书、当公务员，而且都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是被动地被推上去的。但我在这三个工作岗位上不论时间长短，也都是尽力地付出、愉快地工作的。
首先是务农。1966年我从岳阳一中高中毕业后，由于文革原因，大学停止招生，我们这批热血青年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务农。当时虽然自己对于没有能够通过保送实现大学梦也怀有某种惆怅和遗憾，但对自己的今后是一时务农还是一辈子务农却并没有多想，更没有因此对自己个人的前途理想产生过多少困惑和迷茫。因为当时自己的想法与当时社会提倡的潮流是完全合拍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光荣的、有前途的。中国这么多的人都在务农，我的祖祖辈辈也都是农民，自己当一辈子农民、种一辈子田又怎么不行？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6岁起就放牛、砍柴，读书以后也从没有停止过农业劳动，种一辈子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暗暗对自己说：“务农种田，别人能干得，我也一定能干得！”因此当时，尽管我身体瘦弱，但正青春年少，浑身上下又充满了革命激情，整天劲冲冲的，可以说一点都不觉得累。每天早晨五、六点钟，我就协助在农村担任基层干部的父亲吹哨子招呼社员上工，然后和大家一起干活，插秧、中耕、车水、割禾、扮谷、挖地、挑土等等，样样都干，而且是非常卖力地干，乐呵呵地干，什么脏呀、累呀都不在话下。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都夸我是一个“吃得苦不怕累的好孩子”，是“一个编外的生产队长。”
就这样“忘乎所以，糊里糊涂”地干了二年半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离开务农，担任了民办教师。那是1968年下半年，文化革命正处于如火如荼之中，农村教育革命也拉开了序幕，当时主要是两个内容：一是外地教师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是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我家所在的中村公社也办起了一所中学——
就在我教书已经入门、渐入佳境的时候，区领导的一个决定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工作岗位：区里需要一个能写材料的文秘人员，于是调我到区委机关工作，名义上是担任区文办的资料员兼财务会计，实际上是帮区委办起草公文。从此，我便弃教从政，由区委办、县委办到地委政研室、市委政研室一路走来，一干便是三十多年，直至2007年退休，都是从事公文写作。
机关公文承载着动员群众、指导工作、规范秩序、维护稳定等重任，在机关的地位十分重要。公文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各项重大工作的推动，关系到领导同志的威信，关系到机关的形象，因此一直受到广大领导和各级机关的重视，但也由此带来了公文起草责任重、要求严、难度大等特点，是一项多数人干不好，干得好的人又不愿干的工作。有人曾总结公文写作有“三难”、“三苦”，“三难”是：紧跟上级精神难，把握领导意图难、文稿质量突破难；“三苦”是：工作辛苦、待遇清苦、领导不满意还很痛苦。因此，有些能写公文的笔杆子不愿干而调不进；有些调进来的笔杆子受不了这个苦，没干几年又不安心，以致造成多年来公文写手奇缺。而我对这项工作却情有独钟，一干几十年，有苦不叫苦，还自得其乐。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我认为公文写作地位重要，在机关不可或缺。自己能够从事这项工作是领导信任、看得起，我不能“掰俏”，辜负领导；第二，我认为公文写作是一种智力劳动，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事这项工作很“过瘾”、很“有味”；第三，我认为从事这项工作能迫使我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这对自己的成长是一件大好事；第四，我认为起草公文能把自己平日学习思考的心得体会写进去，让其在推进政治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这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是完全值得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幕后默默无闻的公文写作中乐此不疲，并从心灵上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快乐！
当然，今天的时代已与我们那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择业观念、择业方式也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大家可以而且应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特长双向选择就业岗位，因而既可以把自己所选择的工作搞得更为出色，又可以更多地享受工作岗位给自己带来的快乐，这是不言面喻的。与由组织安排、一个岗位定终身的择业方式比，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作为过来人，应该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而不能陶醉在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模式之中。
其三，培养有益爱好，享受兴趣的快乐。
有位学者曾经说过：“人，只要如愿了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快乐的。”我一直认为，有益爱好是才华的载体、成功的桥梁、生活的味精、个性的标志。人生的理想从爱好来，成就从爱好来，趣味从爱好来。一个人要想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快、走得稳、走得顺，不能没有有益爱好；一个人要让生活有滋有味，充满情趣，进而保持一种心灵的快乐，更不能没有有益爱好。
“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许是因为出身家庭传统封闭的原因，我从小就是一个为人比较腼腆、个性比较内敛、生活比较严谨的人，有益爱好不多，对目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什么书法啦、诗词啦、唱歌啦、钓鱼啦、下棋啦、以及老年人打门球等等都不感兴趣，更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烟、酒、牌不沾，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喜欢读书。
这个兴趣的形成要从我小时候的生活说起。前面已经说过，我家世代文盲，祖宗与书香无缘，但我父亲是农村的土改根子，成为当时农村工作依靠的对象，经常有下乡办队的县、乡干部住在我家，其中不乏一些文化人，在我读完小和初中的时候，他们往往利用我寒暑假在家务农的空间，向我讲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历史和民间故事，比如《一千零一夜》、《金玉凤凰》、《三言二拍》等等，还有乡亲们中一些喜欢古书、古戏的老人，也经常向我讲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岳飞传》、《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等历史故事，这些故事经常让我听得如醉如痴。于是，我便千方百计向他们借这些书来看，看后还和他们一起交流。他们听到我讲以后，往往用赞扬的口气夸奖我“聪明”、“记忆力好”，使我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从那时起，我便对书籍，包括连环画、传记之类充满了兴趣。还有红色回忆录《星火燎原》、著名作家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至今让我印象深刻。进入初中住校后，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了，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之风渐起，有次我在学校一个废纸桶里发现了一本散了线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当即如获至宝地把它捡了回来，小心奕奕地按顺序齐好，并用线装订后包好封面，藏于箱底，有时间便拿出来翻翻看看。由于喜欢看书，我的作文水平明显提高，并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获奖。从此，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激励下，我读书和作文的劲头越来越足。进入高中后，我不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还开始阅读哲学和社会科学等理论书籍，并从此坚持，渐成习惯。文化革命中回乡务农时，每当中途休息，虽然只有短短二、三十分钟，我连手都来不及洗，就拿起书本来读。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到县委办工作后，我的书籍来源一是到县委宣传部楼上回收的“四旧”图书中寻找，二是到县教育局新买的图书中寻找。当时县委宣传部和县教育局分管图书的同志一个叫老罗（罗作谦）、一个叫小马（马汉英），知道我爱看书，便对我另眼相看，为我找书借书大开绿灯。因此，即使是在文革中全国闹书荒的日子里，我也能轻易地找到不少我想看的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勃兴，各种新书大量涌现，这更为我买书、读书提供了方便。本文由老秘网推荐，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前我读书的来源主要是借、收、要的话，那么从90年代以后，我读书的主要来源便转向了购买。每到星期天，我便要到市里的图书城或旧书市场去找找看看，发现中意的便把它买了下来。几十年下来，我书房里的书已达数千册，四面墙壁有三面排满书架，从下到上堆满了书。退休后，我读书兴趣更加浓烈，到书店买书找书的次数更多了，每天读书、翻书的时间更长了。即使出去旅游或春节回乡走亲戚，有时哪怕只住上个把晚上，我也要带1-2本书去看一看。一些亲友、同事看见我年纪愈大、读书劲头愈足，感到有些不解，说我年纪这样大了，还如此爱好读书，完全没有必要，我便耐心地对他们说，我爱读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一不为出名，二不为写东西，完全是为了休闲，陶冶性情。就象你们喜欢打门球、打麻将是一回事。慢慢地，他们对此也就理解了。我这种心态用得上一句古诗：“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如果说，以前我爱好读书，一半是为了心灵的愉悦，一半是为了工作的话，那么我老年时的读书，则完全是为了休闲，为了心灵的快乐。因为原来工作时，我对一些书早已神往，但没有时间来得及读，对此一直心存遗憾，现在退休了，有了时间了，我想好好地与这些书亲密接触一下，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呀！
就这样，退休几年中，我不仅让不少我原来购买后一直未读的书与我谋了面，而且先后在图书市场上又发现很多很好的书，让人耳目一新，如果要一一介绍的话，仅写书名恐怕几页纸都写不下。上述这些就是我的有益爱好——
其四，驾驭人生的欲望，享受淡泊的快乐。
提起欲望，不少人认为它是一个贬义词，把欲望和贪欲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欲望是一个中性词，人都是有欲望的、如果没有欲望、人就不成其人，不过是一具毫无生气的僵尸罢了。人的欲望可以分为正面欲望和负面欲望，积极欲望和消极欲望，有益欲望和有害欲望等等。它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保护人也能刺伤人。要让欲望在人生中发挥好作用，避免坏作用，必须提高驾驭欲望的能力，这就是要坚持扶正去邪、宁静致远，让欲望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和快乐的服务器，而不能让贪欲膨胀，以邪压正，成为自己前进的陷阱。我所说的所谓扶正，无非是振奋精神，奋勇向前，不甘人后。在学习、工作、为人、律己上保持一股强烈的进取心，不断下苦功夫，“人一能之，己十能之；人十能之，己百能之”，以勤补拙，铁棒成针，始终走在自己所在的工作群体的前面；所谓去邪，无非是正确对待“名利”，不贪不占，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明哲保身，清廉自乐。在我平凡的人生中，使我感触最深的是，要扶正不易，要去邪更难，但一旦实现，则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加倍的回报。正如一位智者所言：“官大官小，没完没了；钱多钱少，够用就好；身心健康，无价之宝。”、“人们感到痛苦，往往不是因为得到的太少，而是因为想要索取的太多。”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如何去邪的体会，以重温淡泊的快乐。
首先是要正确对待“名”。公务员的“名”无非是“提拔”二字。因为按照世俗的观念，“官”就是“名”，有“官”才有“名”，“官当得大，名才出得大”。我24岁就到县委机关从事文字工作，收情况、搞综合、写材料、起草领导讲话，先后为十多位县、地、市委主要领导提供过文字服务，担任过市委第二次、第三次党代会报告起草组的组长，应该说工作是比较卖力的，贡献也是比较突出的，这应该是被提拔使用的基础；在县市委主要领导身边工作多年，虽然既没有成为任何一位领导身边的“红人”，但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位领导眼里的“差生”，加上我的顶头上司后来又成为了市委组织部门的“一把手”，主管市直领导干部的提拔使用工作，组织部门的副手也是我高中、电大时的同窗好友，这些也应该是我被提拔使用的“近水楼台”。但我直到39岁时才被提拔为市委政研室副科长，45岁时才被提拔为市委政研室副主任，49岁时才因一个意外的原因被提拔为市委政研室主任，54岁时才被提拔为市委副秘书长，相对我20多岁在县委办工作期间下乡时还没读大学、后来已成了市委副书记的小青年（程海波）；我30多岁下乡时曾带着写过典型材料的农村青年（郭光文）也早已当上了市里的局长等例子而言，我的每次提拔似乎都“滞后”了一点。一些了解情况的老领导、老同事也曾多次为我鸣不平，而我自己却都能泰然处之。是我不想被提拔吗？不是；是我还不太够被提拔的条件吗？也不是。那我为什么又没有一点不平衡的思想情绪呢？我的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如果说别人可以找出十条我应被提拔的理由的话，我自己也可以找出十条否定被提拔的理由：一是我觉得自己出身贫苦，是一个翻身农民的后代，永远不应忘本，不应向党讨价还价。列宁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教导常常在我耳边鸣响；二是我由一个一般的农村青年走到今天，能在县市首脑机关工作，得到很多领导同志的信任和同事们的帮助，已经很幸运、很不容易了。对比那些还在农村艰苦条件下务农的同学们、同乡们，我应知足；三是人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弱点，人家上去了有上去的理由，自己没有上去也有没有上去的原因，“人家骑马我骑驴，还有挑挑夫在后头”，我不应攀比；四是人贵有自知之明，虽然我人不蠢，也勤奋，资历长，具备了别人总结的许多可以被提拔的条件，但我认为我也有一些不适合被提拔使用的弱点，比如胆量比较小，性格比较内向，基层工作特别是处理难、险、急等问题的经验比较缺乏，也许难当大任等等；五是我一直认为发现干部、认识干部、使用干部是组织部门的事，作为干部本人，只有认真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向党伸手要这要那的权力；六是对于什么是成功，什么是人生的价值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一个人成不成功、人生价值大与小，既不是看他当没有当官，也不是看他当的大官还是小官，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本事，是不是为党、为人民、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如果他有真本事，能为党、为人民、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即使他没有当官，他的人生也是成功的，有价值的。完全用不着用当官的问题困绕自己。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所以我从没有因个人升迁问题闹过情绪、影响过工作，更没有找过领导和组织部门的麻烦，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宁静和一如既往的学习、工作激情。
其次正确对待“利”。“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可以打倒自己，自己不倒，任何人都打不倒。自己打倒自己最可怕的是“贪欲”二字。我认为对于一个公务员来说，自己工作了，付出了，拿了工资福利了，该得到的“利”就已经得到了，不应该再有任何非分之想。“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担，岁晏有余粮。”受之已经有愧，再通过其他的手段去谋取什么不正当的“利”就会出问题。所以在几十年的工作期间，我常常自鸣警钟，严守党纪国法，规范自己的行为，什么建私房、炒股票，我不涉足；傍大款、图回报，我不参与；当了单位一把手，有了管钱用钱的权力，自己不多用一分……在市场经济充斥每个角落的今天，象我这样“机械呆板”的作法在一些精明人来看，确实有点傻冒、有点不合时宜，但我依然故我，无动于衷，坚守坚持，图的就是一个安心、安全、安乐。
其五，坚持严己宽人，享受随和的快乐
严己宽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涵。孔子的所谓“正人先正己”、“己之不欲，勿施于人”，讲的是严己；“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则讲的是宽人。要想让平凡的人生有所作为和和谐快乐，必经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可能是忠厚家风和淳朴民风的影响吧，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善良纯朴、忠厚老实的好孩子。读书之前和启蒙之后，都表现很好，在家听父母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玩就好好玩，不“跳塑皮”；做事就老老实实做事，不耍奸弄滑，因此深得父母、老师、兄长和乡亲的称赞。在校读书时能与同学们友好相处，从不相骂打架、无事生非。从小学到初中，一直表现优秀，成绩前茅。到了入队的时候入了队，到了入团的时候入了团。在市一中读高中期间，还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和兼任初81班的政治辅导员。走出学校后，无论是在家务农、当民办教师还是当机关工作人员，也一直表现良好，成为单位上的骨干。从小形成的一些好的习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比如爱学习、做事勤快、责任心强、守信用、与人为善、遵守纪律等等。领导有什么重要任务，大多喜欢交给我；有什么荣誉和奖励，也大多没有漏掉我。担任领导职务以后，除了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以外，还注意发扬民主作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关心下属，尽可能为他们排忧解难；宽容别人，体贴别人苦衷，尊重别人的人格和尊严。工作几十年，包括先后担任一个部门的副职和正职之后，没有和同事、下属吵过架、红过脸。与别人打交道，宁肯自己吃点亏，占下风，不愿占赢家。即使一时受点委曲，也不与人家计较，更不放在心里。首先自己能谨言慎行，处处做表率，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先不做。比如为市委领导起草重要讲话或整理领导录音讲话时，一般时间很紧，压力很大，自己虽然年过半百、身体也不是很强健，但每次都能和单位同志们一起，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干。有什么其他重要任务或大事、难事来了，自己也能以身作则，重做轻说，先做后说，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大家。其次，尊重、关心、宽容、团结同志。我总认为，我们市委政研室的工作主要是文字工作，文字工作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的性格大多也较为内敛，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更需要领导多理解、多宽容、多激励。因此工作中，我特别注意根据每位同志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特长安排工作，尽量把一些年轻同志推到一线，让他们多与市委领导打交道，使领导同志能够从工作中多了解他们，以便为他们以后的成长进步创造条件、铺平道路；对于有些同志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特别是在遭到领导误解而受了委屈时，也能及时予以安慰、保护、鼓励，不挫伤他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由于自己能够在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严己宽人，久而久之，便收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是我在机关干部群众中的口碑和形象比较好，一提到我的名字，认识我的领导和同事，以及离退休老同志、机关家属和在机关打工的临雇人员，大多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一个大好人。二是我的朋友比较多，本单位外单位、机关内机关外，城市里农村里、同学中同事中，与我关系融洽、互相来往、关注对方的朋友有一大批，而且我的这些朋友，都不是酒肉朋友、互相利用的朋友，而是兴趣比较相投、有共同语言谈得来的“诤友”、“挚友”，能够经常交流思想、互通信息、彼此激励，是名符其实的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其中，相交时间长的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时间短的也有几年、十几年，特别可贵的是，有一批年龄相差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忘年交”，与他们交朋友，更使我增添了许多青春的活力；三是使我退线退休后开展有益活动的范围更广，比如这些年来，初中、高中、电大的同学会都托我牵头召集，家乡村里、乡里和母校开展的联谊活动都邀请我出席并讲话，电大、职大、民院以及一些市级和国家级的培训班偶尔请我授课，社科联、讲师团设的老秘网收集过我的文章上网，市委机关、市老年文联、市党史办的刊物都曾约登我的一些文章，单位党史联络组要我担任组长，老干科则要我帮忙协助做点工作，还有一些社会组织、经济实体热诚邀我加盟等等。让我这个退了休的老人退而不休，发挥余热，一天到晚忙得爬爬滚滚，精神上既充实又愉快。
其六，常怀恻隐之心，享受助人的快乐。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也是助己。中华民族历来推崇“救危扶困，助人为乐”的美德，这个美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至今仍然颇受亿万人民的赞誉和仿效。在我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就曾亲身经历过许许多多平头百姓互帮互助、无私助人的人和事，在我脑子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特别是我的母亲，一位饱经磨难的农村妇女，她身上怀有的善良和乐善好施从小就深深地影响和感动着我，为我后来的热心肠作出了榜样。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她老人家在我家还没完全解决温饱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拿出粮食和衣服救济比我家还困难的穷人。她老人家还自学了接生技术，无偿地为周边方园十几里的农村孕妇服务。这在解放初期农村医生奇缺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为乡亲们办了一件大好事。特别是一些难产孕妇在我母亲的帮助下，最终顺利生下小孩、母子双双平安，孕妇和全家那种感激之情真的难以表达。与此同时，我母亲还热情为一些农村年轻男女作媒，因为我母亲做人好，口碑佳，凡是我母亲看准了介绍的青年男女，很少有不成功的。因而成就了一对又一对好姻缘。我家住在一条从县城通往省城的大路旁，她老人家常常热情地招待一批又一批素不相识的过路客人：供茶供水，热饭热菜，不收他们分文。这其中大部分客人走时都留下说不尽的感激，但也有个别客人心术不正，顺手牵羊，在我家食宿的时候，辜负我父母的信任，趁家无人时把我母亲唯一的一枚金戒指盗走，但我母亲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无私助人的习惯。我父亲是土改根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地、县、区、乡一批又一批的下乡干部经常到我们村里来办点，许多干部都先后在我家住宿、吃饭，有的甚至一来就是半年、1年甚至几年，我母亲就又当上了义务接待员，又热情、又大方，深受这些干部的好评。人们形容我家象开饭铺的。我父亲在这方面也不比我母亲差。他虽然是个农村基层干部，但因无文化，人忠厚，平时少言寡语，为人低调，而一旦干起工作、作起农活来，却可以不要命。尽心地帮助别人，到了使自己伤筋动骨也不吝惜的地步。比如我家的住房是危房，需要重修，准备了多年，存放了一些木材，他发现有的邻居修房有困难，居然可以不让人家打借条，就让他把木材轻易地搬去用。这样今天这家一点，明天那家一点，几年下来，我家房子没做成，准备的木材却所剩无几了。
在父母乐于助人的精神感召下，我对帮助别人也很热心。记得读初中时，我和同村一个同学要到30多华里远的学校去住校，那个同学因为家里穷，拿不出像样的被子，于是我便同他合伙睡，他带一床破絮铺底，我带一床好棉被作盖。一合伙便同睡了六年多。到县城工作后，仅管我工资低，小孩多，负担重，家属又还在农村务农，但我每次回家，都要到同屋场的几个五保户、困难户的家里去看看，给他们送点面条等物品。过大年时，每家还要给点钱。后来我家属招工进了城，我这个习惯仍然坚持着，一直到这些五保户病故、困难户儿女长大、有了劳动能力之后才停止。时间长的有二十多年，短的也有好几年。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亲友、有些同事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找我借点钱，我也尽力而为，倾囊相助。长期以来，自己全家省吃俭用，舍不得乱花一分钱，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猪肉、豆腐凭票供应，虽然每人每月配给的数量很少，但我家几乎都没用完过，大部分转让给了别人。就是靠这样的节俭，后来我稍有一点积蓄，别人有了困难来借，我就毫不吝惜地借给他，少时上千，多时上万，而且表态，到他有能力还时则还，还不起时也不会逼他。直到如今，这些借出的钱大部分没有收回，我也并不在意。我总是想，帮助别人要从内心上真帮，不是作样子、图名声；帮助别人要帮他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而不要指望人家的回报。平时上街，遇到陌生人有困难需要帮助，我在谨防上当受骗的前提下，也总是不遗余力。比如有一天早晨，我上街买菜，发现有辆北方很远的地方开来的大货车，停在街上问路，找不到要去的地方。司机正在焦急之时，我看见了便走上前去，问清情况后上车为他带路。由于他记的地址不全，我先把他带到火车南站，没有找对，又把他送到去冷水铺火车北站的路上，帮他问到了要去的地方后才下车乘公交返回，这位司机十分感激，硬要付几块钱给我作报酬，我坚决予以谢绝，使他深受感动。平时上街刷个鞋、买点菜，也从不跟对方讨价还价。总想这些人都是弱势群体，劳动很辛苦，赚点钱不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就是自己每次吃点亏，多给他们几毛、几块，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虽然很小，不足挂齿，但反映了自己的为人原则。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不避。常怀一颗善良恻隐之心，尽自己的一点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克服一点困难，以实际行动感恩国家、感恩社会、感恩人民，就是自己内心最好的慰贴和快乐。
其七，重视爱护家庭，享受亲情的快乐。
家庭是生活的基地，亲情的核心，心灵的港湾。“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一道，构成人生幸福的三大基石。平凡人生要幸福快乐，离开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是万万不行的。因此，在我人生的征程中，对家庭特别看重，总是尽力维护、苦心经营、加倍爱护。“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尽管也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的家庭都是在同类家庭中比较和谐、比较幸福、比较受人称赞的家庭之一。
我重视和爱护家庭，结婚前主要体现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上。“百善孝为先”。我的父母可以说是天下最勤劳、最善良、最仁慈的父母，从而也是最伟大的父母。我的父亲叫张义方，生于1909年，解放前主要务农兼做陶器。他特别勤劳。听人说，当地做陶器的人二个月才能做一窑货，可我父亲却三个月至少可以做二窑货。解放后当上乡村干部后，他老人家仍带头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并且特别吃得苦。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在田里干上1-2个小时的活后才回村里，招呼其他社员上工；每年春上，他带人翻山越岭，到二公里外的乡政府收肥料，别人的粪桶只能装上百斤，他特制的粪桶却可以装150-160斤……当时乡亲们评价我父亲“一个劳动力最少要顶二、三个劳动力”。他心地特别善良，土改斗地主时，有的人对地主捆、吊、打很凶，我父亲不忍心这样作，虽无力阻止这种过度行为，但他从不参与。当地农民发生口角纠纷时相骂打架，他总是劝双方克制忍耐。有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还自己拿钱充出。他对自己的子女既严厉又仁爱，从小要求我们早睡早起，参加农业劳动：放牛、砍柴、出工……但从不打骂我们，连重话都很少说。我母亲的事也特别多，要接生，要接待办队干部食宿，要操持一大家子生活。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父母带孙子、外孙的担子特别繁重。我大哥1950年16岁参加志愿军，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从1960年起生育4个子女，1968年嫂子病故后于1972年将他们全部送到老家，要我父母带养；我唯一苦命的双目失明的姐姐，成年后与一个讨饭的流浪汉结婚，先后也生了4个小孩，1个早夭，有3个基本都要我母亲照顾；加上我有4个，我弟弟有2个，一共十四个小孩，大的才十一、二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要吃、要穿、要招呼，实在不容易，但我母亲却带养得干干净净、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父母亲的伟大人格力量深深地感动着我，我对两位老人既敬又爱。这种敬爱不是挂在咀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上。我从小就热爱劳动，学习认真，没有让他二老操多少心。参加工作后，由县乡到区，由区到县，虽然离开了两位老人，但我还是经常回去看望他们。遗憾的是，我父亲晚年在大队林场劳动时，因大雪路滑摔伤了脚，原本健康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下跛路，并于1979年刚满70岁时便去世了。我因为不在身边，加上当时经济确实很困难，在他晚年生病时没有能很好地照顾他老人家，在心里至今留下了深深的痛。令人略感欣慰的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大部分时间跟着我在城里生活，使我能够略尽一点孝心，直到2003年因病去世，享年88岁。此外，我与一哥一弟一姐的关系一直也相处很好，我因读书比他们多，后来又有了正式工作，经济条件也比他们稍好一点，因此对他们能帮的尽量帮。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我们亲兄弟之间却从来没算过账。我总认为，平时帮他人也要帮，何况是自己的亲兄弟呢？他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他们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们需要帮助时，我总尽力而为地帮助他们，从不讲任何价钱。
我重视爱护家庭，结婚后则主要是苦心经营自己的小家。我工作担子重，小孩子多，经济收入少，要把家庭经营好很不容易。首先是开源节流，改善条件。我在县委机关工作时，月工资仅35元，我妻子在家务农，靠挣工分生活，每年不到100元收入，而全家6口人吃饭，年底总是超支。于是，我精打细算，自己每月的伙食、招待客人、回家打火车票及买点面条等什么的，严格控制在20元之内，还有15元钱，10元投资到先产队作全家口粮线，5元给妻子作油盐钱，因为父母还可劳动，因此没有给瞻养费，只是过年过节给点钱；表示一下意思。就是这样精心划算，年底决算还要超支。怎么办？我就在做好份内工作的同时，利用休息时间，经常为县广播站写点新闻稿，每篇稿子能得到0.3元到2元不等的稿费。一月下来，少时上10元，多时20多元，个别月份接近一个月工资，补贴家用就好多了。后来，妻子进了城，当了一名商业职工，月拿25元工资，两人每月也仅60元收入，但比在农村时好多了。这就是开源；节流，主要是巧作安排，精打细算。我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细水长流，略有结余。全家收入这么少，由于安排得好，小日子也还过得去，虽然吃得不算好，但没饿着；穿得不算好，但没冻着。多年以后，不仅不欠一分债，还略有节余。同事们夸我们夫妻“精明能干。”其次是互相尊重，和谐相处。我们夫妻1969年结婚，已经40多年了，基本上没有吵过架、红过脸。一直平等相待，尊重对方，大小事情，有商有量，从不搞“大男子主义”和“妻管严”；互相关心对方，有吃有穿，你推我让。大病小病，嘘寒问暖，热心照顾，彼此关切。工作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单位都是先进工作者。由于妻子生小孩多、家务重、单位忙，多年劳累，退休后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缠身，体质很弱。我在积极帮助她治病养病的同时，还自学了一些基本的医护知识，当她的保健顾问；她每次到卫生所或医院看病、拿药，基本上都是我陪上陪下，没有让她一个人单独去过。对于几个女孩，我们夫妻也看得很重，根本没有重男轻女、厌恶嫌弃之意。生活上尽量照顾她们，心理上尽量疼爱她，对她们的正当要求千方百计予以满足，从没有开口骂过她们，更没有动手打过她们。因此女儿们从小听话，善良可爱，现在都已成家，相夫教子，自食其力。整个家庭人口到齐，共有十六口之多，可以说热热闹闹、其乐融融。三是分担家务，关怀体贴。上班期间，由于工作性质，我加班多、下乡多，家务基本上都压在妻子一人身上，我对此却爱莫能助，内心深感愧疚。退休后，我有时间了，就千方百计予以补偿，考虑到妻子身体不好、长期透支，我就承担了买菜、做饭等大部分家务，让她有时间多锻炼一下身体，多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可以说，退休以后我们的家庭进入了最快乐、最舒适、最自由的黄金时期，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身体锻炼得更好，多享受一下人世间的美好！
其八，爱护保养身体，享受健康的快乐。
身体是生命的载体，是革命的本钱，是事业的基石，是快乐的源泉。实践证明，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失去健康也就失去了一切。任何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长远眼光的人、一个愿意快乐生活的人，都必须十分爱护和保养自己的身体。
当然，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人生境遇瞬息万变。以上写的仅仅是对前几十年的一个初步回顾总结，至于以后的情况会变得怎么样，现在还说不准，但我充满信心，应该会越来越好吧。
（附记：①本文拟题纲时，本来还想写一个方面，即善待逆境挫折，享受磨炼的快乐。但具体到构思写作时，又因我的心态一直较好，想不起生平中有什么重大的挫折磨炼，所以这个部分似乎没有东西可写，便作罢；②本文内容重迭，文字粗躁，又太长，不准备发表，也无处可发，仅供自我欣偿而已。）张端喜于2011年4月2日
| 欢迎光临 老秘网_材夜思范文 (http://caiyes.cn/) | Powered by Discuz! X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