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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写作不是多么难的事 [打印本页]

作者: 未明堂    时间: 2013-5-28 01:05
标题: 写作不是多么难的事
——韩石山在《中国冶金地质》年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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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裴孟东先生的邀请,让我有幸在这样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上讲讲。
$ j. J) o4 q$ X. x/ B6 j# X  一开始我理解错了,以为是个学习班性质的会,后来才知道,来的是全国地质勘探系统各大公司、研究院的副书记和宣传部长。这样我事先写的讲稿,就不太合适了。大致仍按这个讲稿,我会随时穿插一些别的东西,免不了有些凌乱,没什么,听话听音,知道大概意思就行了。" r! i# R1 j, i6 w4 f7 J
  现在地质勘探这个行业,在全国科技界是个什么位置,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在上世纪,民国初年直到三十年代,地质勘探,在全国科技界的成绩是巨大的,地位是很高的。出成绩,也出人才,这两条是相辅相成的,出成绩全靠人才,有了人才想不出成绩都不行。" @7 m7 S( A5 }8 [# X. j. q
  介绍两个人物,就知道当年地质界是多么了不起了。
, _3 u* H: p& T/ n, O) ~- B  一个叫丁文江,字在君,一八八七年生,江苏泰兴人。一九○二年留日,一九○八年留英,一九一一年参加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考试,授格致进士,格致是“格物致知”的意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物理学科。一九一六年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一九二二年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一九二六年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督办,这个头衔听起来太啰嗦,挑明了就是大上海市的市长。一九二八年任地质调查所西南地质调查总指挥。一九三四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个机构现在台湾还有,相当于大陆的中国科学院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总干事,可说是秘书长,也可说是执行院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衡阳作地质勘探时煤气中毒,次年一月去世,活了四十九岁。! ]- F7 C, o; k* N* O( |5 l' M
  胡适对这个人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这个人有许多长处,是现在人很难做到的,比如从不因私事旅行免票坐火车,从不用公家信笺写私人信函。做事非常认真,且效率极高,所以胡适又说他是“一个最有动力的现代领袖”。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他只当了一年多的大上海的市长,在制定的发展蓝图上,已有了发展浦东的规划。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而浦东的真正开发,要到六十年之后了。
. I+ X7 I: N- L8 L  另一个是翁文灏,字咏霓,一八八九年生,浙江鄞县人。一九○三年中秀才,一九一二年获比利时罗文大学物理及地质学博士,一九二三年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一九三二年任教育部长。一九三八年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四八年任行政院院长,一九四九年任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五○年回到北京,一九七一年去世。这个人,是个出色的学者,也是个行政长才,就是说,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要不不会以学者的身份,出任部长、行政院长。全国解放前,他去了美国,不久就回来了,为什么要回来,因为他觉得,他虽然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大官,自认为是清廉的,没做过什么坏事,所以就回来了。这样的自信,是很了不起的。
) ]( C  z3 w$ r1 M. A5 \( ?1 S, M  知道一个行业过去的辉煌,是有好处的。这样就能找出差距,有些是时代的,有些是自身的,是自身的,就应当想着怎样克服,克服了,自己做出了成绩,社也跟着进步了。不要动不动就说现在什么都好,一提过去就是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好像中国的文明,是从四九以后开始似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7 D* r/ d6 t6 @: d# z6 U
  好了,我们还是谈写作吧。0 {; N5 P" @  `4 c4 P6 W! v
  你们看,我是写了讲稿的,手写的,密密麻麻十几页啊。不管去哪儿演讲,只要时间来得及,我都要写讲稿,时间来不及,也要写个提纲,回来有时间了再依据演讲时的发挥,写成讲稿。没时间也让那个提纲在着。有人说,韩先生真是个认真的人。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我是个会算计的人。有的人不写稿子,讲得天花乱坠,我也不是离了讲稿就讲不成,但我觉得,空讲上一通,什么都没有留下太可惜。费点事,写下来,留下个东西心里熨贴。: S5 h; e1 V$ G! c# j) p, e5 o1 J) j
  谈写作有多种谈法,好多人都是总结几条,比如主旨明确,结构完整,语言优美,等等。看似全面,实际上空洞无物,不切实用。我觉的,最好的办法,莫如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家,细细地看他的作品,品味他行文结体,遣词造句的方法,再有意识地模仿,达到形神毕肖。同时也看看别的名家的作品,吸收他们独特的,为你所喜爱的东西。时间一长,既有了名家的笔意,又有了自己的风格。
( t4 k4 h( @$ U' q! N. h" r( j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开始写文学评论文章,最早的一篇是为湖北作家刘富道写的,叫《心中唱着一支妙曲》,发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当时我追求的是一种生动的带感情的写法。头一篇是成功了,能不能再这么写下去,心里没底儿。也就在这期间,得到一本《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看了很合自己的脾胃。尤其是他文章中的气势,或者说是气韵,是别的评论家所缺少的。我不是个常写评论的人,每次要写了,总要热热身,运运气,找见运用评论语言的感觉。怎么热身运气呢,就是翻翻这本《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那几年,我写过几篇颇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别人看不出,我自己是知道的,好些句子,好些词语,都是从李先生那儿“偷”来的。比如李先生写评论文章,开头常常很突兀,好像半空里掉下一块石头砸在你的头上。不说什么时候,看了什么书,才有了这种感觉。这当然与他的写法有关,他评什么人的什么作品,题名就是那个作品的名,下边来个破折号,写上某某作。等于作品名和作者名都先告诉了。就这样,仍有种突兀的效果。比如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开头一句话就是:“萧军先生不苟且。行文犹如作人,他要的只是本色。” 我很喜欢这种开头,就有意模仿.一九八八年给林斤澜先生写了篇评论文章,叫《明日来寻都是诗》,开头就是这么一句:“斤澜先生不媚俗。他有自己的执著,也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人格,也有自己的艺术,——如若人格和艺术可剥离的话。仿佛一位仙家,他调养着自己的心性,也调养着自己的举止,于是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便显出了仙风道骨。”这一段话里,借鉴李先生的地方非止一处,最明显的,是开头那一句,简直是套过来用的。
8 b- P2 e; \0 X6 |) ]9 B  这种突兀落笔的办法,我最近还用了一次。三月间去天津开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评选会,每个评委都要写篇入选作品的评论文章,将来出书的时候,附在作品的后面,给我分配的是个短篇,裘山山的《野草疯长》。规定只能写一千字。一开头我是这样写的:“晦涩她是没有的。永远的清澈如水,永远的激情如火,读裘山山的小说,你不需要用力,甚至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将胸膛或是脸颊凑过去,便能感到一种灼热。”这种句式,是典型的李健吾体。写一两千字的短篇评论用这种方法,往往能收到神奇的效果。见识不广的读者看了,往往会惊奇:怎么能这么写!& ]" b, C2 U5 h. ]4 W& u0 @% r
  写评论是这样,写小说,写散文,也都可以用这个办法。需要注意的是,选作家时,一定要选自己喜爱的,真正喜爱就说明适合自己的心性,适合自己的心性,就能“心有灵犀一点通”。第二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有点悟性。细细体味人家行文的韵致,也就是文章里带音乐性的东西。一篇好文章是有自己的调儿的,找见了那个调儿,才算是真正理解了那篇文章的好处。同样,我们要写出一篇好文章,也要找见自己的调儿。常常是第一句,就定了调儿。( `. m1 r: c- l, H3 l4 }. ?% ~/ D
  说句题外话。我当刊物编辑多年,几乎每天都要看几篇稿子,真的都看完吗?不会的。有的看个开头就不看了,他起的调儿就不对,还用往下看吗?有人推荐作品时说,这篇作品前面写的不好,后面不错。我听了不说什么,心里想,世上哪有半截子好作品?这等于说,这个女孩子是个材夜思,只是脸上有几个大疤瘌,脸上不好看,脚趾头好看。好的作品,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好的作品,有它内在的韵律,会催着引着你情不自禁地看下去。
+ R+ A( H4 Z+ q& q  选一个名家,先模仿,再逐渐地渗入自己的性情,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一条简便的路,也是一条实在的路。
3 Q2 _  q; b3 l: N5 Y# U6 R- M; [  达到什么境界,就算是会写文章,或者说,就能写出好文章呢?标准很多,我说一个较为实用的,你们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中国人学外语的经验,很可以借过来说明这个问题。; H! L# g6 w& z. L! Z  G* k9 S0 D* d
  何炳棣先生写过一本回忆录,叫《读史阅世六十年》,书里说他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曾跟教务长潘光旦先生谈过英文写作的问题。潘先生是早年清华的学生,又留美多年,英文是非常好的。何炳棣还活着,是海外华人中顶级的历史学家。何先生的问题是,清华改为大学生后,英文教学和习作,质与量两个方面,似乎都不如旧制留美预备学堂时期了。潘先生说,也不见得,要看个人的用功和所修的学科。不过,无论学哪一科,想知道自己的英文是否够用,必须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写信的时候是否能直接用英文想?二是写作时是不是有“三分随便”?三分随便,何炳棣的理解,是多少带点“游刃有余”的意思。我觉得 “三分随便”也有风趣幽默的意思。
0 O0 H& W, V7 p! g7 Y5 k  以此作为写好文章的标准,道理在于,对于第一条来说,我们写信的时候,思维就是用文学语言来思维的,不是先按报章语言思维,落笔了,才想到用文学语言表达。这样的“文学语言”,是没有灵气的,也没有内在的韵律可言。第二条尤其重要。是不是真正的文学语言,端看你有没有那“三分随便”。有了,就游刃有余,就风趣幽默,就合乎法度,又能跳出法度之外。三分随便,也有不完全合乎法度的意思。你想,一个人的文章,有这样的特质,还能不是优美的文学语言吗?
2 n, [7 w' f/ m6 B! a  说到学外语,想到梁实秋说的叶公超的一件事。叶公超在某大学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里的小孩常翻过墙骚扰,叶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小孩不听,反而恶言相向,于是叶公超也用英语跟对方骂了起来,其中一句译成汉语是:“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对骂声惊动了小孩的家长,走过来也不生气,反而说:“你这句话是从哪儿学来的?我好久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了。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家乡。”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为什么叶公超有这样的本事呢?原来叶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上的大学,所以美国孩子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叶对梁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骂人的话学会,才算彻底。% y; @) _) x+ q6 |1 q1 q9 E* Q1 L
  叫我说,写作也是这样,脏话,俏皮话,都要学会,这样你写起来才能三分随便,游刃有余,气韵行动。
* w5 O3 l  j  u9 ~/ ^5 I  前面,都是从技巧角度说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也要知道,这就是,要想写出好文章,还须有相当的思想认识水平。不是说要有多高的理论水平,而是说,你要经常动脑筋想问题,不跟风,不盲从,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主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得有正直不阿的品德。这是不言自明的。' J0 K7 Y" |  E* W& T4 F
  中国的读书人,有犯颜进谏的传统。在这方面张奚若是个典范。他是陕西朝邑人,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在世,早年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解放后担任过教育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务。抗战时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相当于战时议会的议员。有次在参政会上,他批评蒋介石政府,蒋介石说,欢迎批评,但不要太尖刻。下次再开会的时候,因为他在昆明联大教书,事先给他寄了路费,他将路费退回,说: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不怕得罪最高当局,这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这不算什么,解放后的表现,那才真叫勇敢。一九五一年,中国正式派兵赴朝作战之前,张奚若要求见毛泽东主席,毛深夜接见,张说:中国不可以不尊重历史教训,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可轻易同美国作战。试看德国两次看错(意思是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事前总抱着美国不会参战的想法),两次大吃其亏;日本一次错估,就遭受惨败。原因是,美国技术、生产能力与潜力,实抵得其余世界而有余(就一九五○年世界情势而言)。中国应好好地从事建国工作,尽可能避免和美国武装冲突。在那个时候,张奚若这样进言,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后来还有更了不起的。一九五六年最高国务会议上,张奚若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提出批评,总结为八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在这上头,毛主席当年还是有襟怀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的讲话里,竟公开引用了张奚若的这十六个字的批评。应当说,张奚若进言背后的道义与勇气,必将永垂史册。* J! n( z- k* [9 R5 z. d( C- w+ c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谈这个问题呢?仍然离不开中国文学这个话题。诸位要从事写作,就是不写作,也会不时地关注中国文学,应当对中国文学有个基本的了解。这两年,有个德国的汉学家,叫顾彬,波恩大学的教授,对中国作家和作品,说了许多话,弄得好多人很烦。我也看了些,觉得顾彬这个人,心眼不坏,他是要中国文学好的,不是要中国文学坏的。只能说有些话,国内没人敢说,他说了,或者是,国内有人说了没人理,他说了不能不理。我记得去年顾彬的话刚出来的时候,《文学自由谈》上还有人写了文章,逐条驳斥,显得很没有气度。连人家说中国作家几乎没人懂得外文,也振振有词地反驳说,外国作家也没人懂得中文呀。
+ |* N! o* Z8 ~  顾彬说了什么呢,最年我看到在《芳草》杂志上,他跟上海的杨剑龙教授有个对话,意思跟前些年的差不了多少。他说,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联系。读当代作品,不必查字典。当代作家基本上没什么思想,常常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按模式写,缺少创造的力量。不学外语,缺乏这方面的修养,不能与外国作家交流。文字的底蕴不够,太浮躁。有些作家应当沉默二十年才好。再就是,写的太快。德国作家有的一年才写一百页。中国作家太随意,一星期就写一百页。德国作家注重修改,中国作家修改的却很少。他是最惹恼中国当代作家的一句话是:“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后来有人考证,这是理解上的错误,他的本意是,那些用身体写作的作家的作品,是垃圾。8 `/ P; ?+ K% M2 C  B1 m. Y& X
  这些话,要细细地分析。社会环境不同,文化传承不同,人家对我们的文学提出些异议,不是什么坏事。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才对。比如有两条,我就觉得是非常在理的:一是中国当代作家,大都不懂外语,这一点上,无法跟鲁迅、郁达夫、徐志摩那一茬作家比。不管到了什么时代,你都不能说没文化的人写的东西比有文化的人写得好。个别的特例可能有,但成了一种社会趋势,肯定就有问题。沈从文顶多是个高小毕业生,你不能说你是初中毕业,就比沈从文强,写的就比沈从文好。再推而广之,梁漱溟没什么学历,蔡元培聘他当了北大的哲学教授,肯定是对的,你推衍开来,提出“贫下中农”上大学讲坛,肯定是错的。提出中国当代作家大都不懂外语,不能看外国的文学原著,不能跟外国的同行交流,这有什么不对?
  a& b. Z1 K/ M0 \  二是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大都是按一个模式写的,比如反腐题材,出了那么多本,基本上翻不出新花样。顾彬还有一个观点,说德国作家几乎是一个声音,批评社会,为民众说话,而中国作家不是这样。他最理解不了的是,中国文学怎么会有个“主旋律”,而中国的作家还趋之若鹜。
$ H; a1 ?4 h+ J$ w- b- R    只有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个正确的瞭解,才能知道向什么方向努力,才能知道怎样努力才能做出成绩。只有高屋建瓴,才会事半功倍,甚至牛刀小试,便声名远扬。否则,南辕北辙,走的越快,离文学越远。
$ H+ a" J5 q) c$ l此中关键,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上头,就不多说了,举个小例子,比如前些年中央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有没有消极作用?这些年揭露出的巨贪,动辄一两千万,与前些年总的政策有没有联系?- I! G3 I7 g0 A, x2 q& a' F
  人生是篇大文章,只有作好了人生这篇大文章,才能作好笔墨写就的小文章。甚至可以说,人生这篇大文章写好了,写不写笔墨书写的小文章,都没有多大关系了。
2 v8 C4 ?$ [, p. P4 V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裴孟东先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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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年四月八日写于潺湲室,四月九日讲
作者: 江苏老秘    时间: 2013-6-1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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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L* H% n; R: c借你地盘,发个公文写作技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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