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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文点评：流行性新闻语言的规范化 [打印本页]

作者: 公务员写作热线 时间: 2013-3-17 10:13
标题: 论文点评：流行性新闻语言的规范化
点评：

　本文作者能针对目前新闻语言片面追求流行的现象，提出了“流行性新闻语言的规范化”问题。文章从新闻语言应体现流行性、新闻语言流行而不流俗、流行语言不应带有歧视性、流行语言具有明晰特质、流行语言要防止陌生化等方面用理论和事实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文章观点鲜明、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对于新闻语言的规范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有一定的理论性，文本流畅，显示了作者娴熟的语言文字功底。但论证深度尚显不够。第一，文章标题中“流行性新闻语言”容易引起歧义，同时“语言”的涉及面也太宽泛，不如改为“词汇”、“词语”贴切，同时这些词汇不仅仅是新闻词汇，实际上文章中分析的这些词语在大众口头语中都非常通行，武断地归纳为新闻语言也不符合语言实际，因此标题建议改为“谈新闻中流行性词语的规范化问题”（原题为“谈流行性新闻语言的规范化问题”）。第二，文章谈新闻中流行性词汇规范化问题，但并没有就流行性词语本身存在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分析说明，也没有就这些词语使用的规范提出见解，使文章显得份量不足。第三，通篇文章谈的实际上是流行性词语的选择使用与规范问题，但是结语却提出创新与规范是一对矛盾，脱离了主题，因为这些流行性词语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新闻记者创造的，新闻记者只是选择使用，而不是创新，这就使得结尾与全文缺少呼应，成为败笔了。

原文：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飞速发展，大量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语言文字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在词语的使用方面格外活跃，新词新语不断产生，外来词语大量涌入。自1978年“新时期开端”[1]以来，现代汉语新词新义以每年300—400个的速度迅速增长。[2]作为传播新闻的工具——“新闻语言”也步步紧追时代的步伐，涌现出大量的流行词语。新闻中正确运用流行词语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有着鲜明时代色彩的、积极向上、健康的词语跃上了新闻的版面。如“黑洞”（原指天文学上一种密度很大的星体，现在用来喻指某些业务经营中的赔损、亏空）；“窗口”（现用来指具有和其他地区、国家相互开放，内外交流性质的行业或地区）等。这些词语既形象生动，又富有时代感。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具备全社会的通用性，如“倍儿棒”、“镭射”、“fans友”等，更有甚者，一些带有歧视性、流俗性的流行词语，如“打工仔”、丈夫“送妻子去幽会”等，在新闻界频频使用，这直接危害了汉语言的健康发展。面对如此现状，作为新闻工作者应发挥一种“过滤器”和“转化剂”的作用，将低级趣味、古怪生涩的词语过滤掉或转化掉，以适应新的形势，使报纸在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中有效地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

一、新闻语言应该体现流行性

　　语言的基本要素是词汇，这是语言诸要素中最活跃的一个因素。于根元先生（1994）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收录了从1978年到1990年这段时期出现的新词新义3710条。[3]求新求变是修辞的本质特征之一，新时期的文化心态，体现在修辞现象中便是这一本质特征，如“理发店”改称“发廊”、“洗发水”改称“香波”、“的士”的叫法比“计程车”更普遍。词汇的求新势必使语言体现出流行性。如“我今天在‘发廊’里用力士‘香波’‘干洗’了头。”一句话里用了三个流行词汇，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感。

　　语言是社交的工具，当代人进行社交，理所当然要用当代的语言。特别是在一个发展很快的社会中，新闻语言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不能总用上辈子的语言，给人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

　　“新鲜”是新闻存在的价值，这是新闻最基本、最核心的特点，这不是某个人的规定，而是在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为了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

　　蓝鸿文、马向伍教授在《新闻语言分析》里提出了新闻语言要“新鲜”的要求，认为新闻是“新鲜”的，所以新闻语言也要有时代感。　

　　现代社会大量涌现的新词汇、新语言，使新闻语言“用事实说话”也吸收了流行语言。比较中国新闻史上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宽泛地说，只要提及“解放前”,“五十年代”，“三中全会以来”这样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界分，不同时代的新闻语言存在差异的事实就会被普遍地意会和承认。基于此，“我们认为进行客观报道时的新闻语言还有个重要特点，即流行性，它就像服饰的流行一样容易理解，并成为时代的标识之一，这也是由新闻的时代性特点所决定的。”[4]当日常语汇有选择地被接纳到新闻报道之中时，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被大众媒介认可和推广的过程。也就是说,日常语汇被纳入新闻语言同时，就具有了由媒介传播带来的流行可能，由此具备了流行的特点。大众媒介采用的任何日常语汇，都可能会在更广泛的传播领域被知悉和引用，可能使之发生语义转向，也可能使其语义趋于稳定，只要被大众媒介所接受，自然就会纳入大众媒介的传播秩序，并经由大众媒介这一传播渠道,融于大众文化之中，这个过程使新闻语言保持“新鲜”。例如：武警的制服是橄榄绿的，现在“橄榄绿”已成武警的代称；上街购物上了当、去饭店吃饭吃了亏，现大众都用“宰人”、“宰客”新词形容。再如:⑴狠抓后备力量　谨防泡沫足球(《申江服务报》98/5/6)、⑵农民“海选”跨世纪村官(《北京青年报》98/5/1)。例⑴用于指涉国内足球现象的“泡沫足球”，显然是由“泡沫经济”这一经济学术语衍生而来，现已在新闻报道中形成“泡沫××”的模式，意为不实在的，浮夸的，从而被当今大众文化所接受。

　　作为报纸核心的新闻，其语言也经历了一个文言、半文半白到白话文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新闻语言不断从社会生活、科学技术、经济领域等方面汲取新鲜的养分，使之现代化，为新鲜的内容穿上“时装”。但是，正如张默先生的解释：新闻语言作为一种独立的书面语体，它服务于事实的报道，具有质朴、实用的语言形态，明快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风格，讲求信息的运载量，使之适宜于社会的广泛传播。 [5]对于无时无刻都在产生的流行词汇，我们使用时首先要判断其是否能够进行“社会的广泛传播”，例如下面的几段文字：“广东省第五届少儿艺术花会暨ＣＩＯＦＦ第二届亚洲儿童民间艺术节，将于８月３日至９日在顺德市隆重举行。”；“《看还敢卖“流口野”》”；“《“的”来“的”去一水儿“面”》”。这里的“ＣＩＯＦＦ”、“流口野”、“‘的’来”、“‘的’去”、“水儿‘面’”等都是什么意思？“新鲜”得让读者不知所云。

　　艾丰先生说：新闻语言就是从新闻的角度对全社会进行“选择”和反映时所用的工具。[6]因为这个工具具有全民性，因此，新闻语言在保持新鲜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度”的要求。这个“度”不是不加规范的无限扩张，也不是谨慎小心的墨守陈规。词汇创新是时代的需要，翻开文革期间的报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怕谁？”“祖国山河一片红，形势一片大好------”等等千篇一律、令人窒息的词语。那个时候，词语稍有偏差，轻者反革命，重者人头落地。清新活泼、新鲜生动的词汇是当时读者最大的期盼。改革开放以来，新闻语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词汇频频见诸报刊，但是欣喜之余，我们发现，不当地使用新词汇容易造成受众的误解与歧义。因此，词汇的创新起码要考虑公众的特征，让绝大多数读者看得明白，是新闻从业者最起码的业务要求，也是最起码的职业义务。绝不能把某一地区、某一阶层的语言进行无限的扩张来代替公众的语言。中国是一个方言非常丰富的国家，开放的年代外来语言使用频率加大，加之科技、经济领域的新成果、新经验层出不穷，如果媒体一味地讲究新鲜，不难想象，读者看报可能会象吃饭碰到沙子一样硌眼。网络是新兴的第四媒体，不少报纸纷纷开辟了网络版，由于其版性太强，语言非常的前卫，如在一段文字中，会突然出现“混蛋+白痴+弱智”，让读者莫名其妙，其实它所表达的就是“蛋白质”的意思。过分的“新鲜”让读者实难接受。有好事者对南京地区的某一个版面做过统计，平均每150字中就有两个“新鲜”词语。过强的版性及过于前卫的语言，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读者面缩小，最终这个版面停办了。因此，编辑记者把握好新鲜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它也许就关系到报纸的生死存亡。

二、新闻语言流行而不流俗

　　我们的新闻需要流行词汇，但不需要流俗的词汇。流行带有周期性，带有一种变异。流行的词汇有的被接纳，有的会随着时间退出历史舞台。例如“爽”，现在很盛行用来表示一件事干得很顺利、很痛快地答应某事、心情非常愉悦等。如“非典”，当人类找到其抗体时，“非典”就会随之消失。

　　流俗，即庸俗。词汇不断创新的过程中鱼龙混杂，什么“鸡”、“鸭”，把情人称作“情况”等，这些庸俗的词汇都是媒体应该过滤掉的。我们一定要划清通俗与庸俗、幽默风趣与油腔滑调的界限，杜绝庸俗与低级趣味语言的使用。

　　一般地把刊载新闻、评论的新闻版称为正刊，把刊载文艺作品、理论文章以及各种知识小品的非新闻版称为副刊。不同的版面语言风格不尽相同，要闻、财经版与娱乐、网络版的语言是有区别的，尽管娱乐、网络版的语言也要受到一定的制约。假如“想说爱你不容易”、“X地‘小姐上市’”等出现在要闻版，或在报道一些重大题材时，运用绕口令式的、油腔滑调的语言，严肃的主题无疑会变得非常俗气。还有什么“惊现市场”、“遭遇尴尬”、“这个夏天有点热”、“这个冬天不太冷”、“你准备好了吗”、“过把瘾再死”、……此类流行语言屡见不鲜，成了新闻套语，如果使用不当，真是俗不可耐。流行词汇的注入，无疑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但是，任何事情都过犹不及。现在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新闻语言吸收流行词汇有点过了头，有那么一种流俗的苗头在滋生。其表现：媒体不加过滤，一律照搬写进新闻稿，给新闻语言蒙上了庸俗化的色彩。例如，把“麻木”作为三轮车的代名词，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种合理的称呼。据说起因是踏三轮的工人多爱喝酒，常处于麻木状态。名词的称谓，一般都有“褒扬”、“贬抑”、“平常”三种语气，很显然，“麻木”属于“贬”的一类。大众媒体是规范社会语言的一种教科书，如果在教科书上就教人不尊重别人，那这个社会怎么能谈得上是一个真正文明和公正的社会呢?

　　旧社会有一些从江湖上传入社会的词语，俗称“切口”，带有帮会隐密语言的性质。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黑社会的覆灭，"切口"不再有市场。但是近些年来，带有半“切口”性质的一些语言，又开始渗入新闻语言，似乎还成了一种时髦。例如某些地区的报刊这些年常出现的三字词“掉得大”，原意是“姐姐的奶子，掉得大”。这明显带有猥亵和肉欲的隐语，却不分场合，大量被用于新闻稿中。这些上了报刊版面的词汇，反过来又在社会更大范围内流传，对社会语言环境起了不好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民间盛产四言八句式“段子”的国度，这些段子中的相当部分都渗透着讽刺、挖苦或者玩世不恭的色彩。可是有些段子居然被搬上了报纸，这不仅对于语言的纯洁不利，而且对于社会心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还有那种夹枪带棒式的调侃，满不在乎的信口胡说，网络语言式的前卫晦涩，篡改成语式的虚假幽默，都在慢慢浸润着媒体。目前，流俗是媒体最主要的问题。

　　新闻语言是连接新闻传播者的思维、传播的内容和传播媒介的“桥梁”和“纽带”。新闻语言，应比大众口头语言要求更高、更严，使用更标准、更规范，而不应迁就低级趣味的市井俚语。

　　新闻语言流俗的另一个倾向表现为语言的文野之别。伴随教育的普及，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语言运用还出现一种求雅的心理。例如“卫生间”、“洗手间”渐渐取代了“厕所”，“残疾人”代替了“残废人”，“智残”取代了“低能”、“弱智”等。这是一种新时期追求更高文化层次的心态。而现在有的记者借口通俗化，新闻稿中往往用的是领导作报告的流行口气，写的是文件用语的流行翻版。目前，我国新闻媒体中用得较多的流行公文语言模式有三种：喜欢用“该”，喜欢用“第一……第二……第三……”，喜欢用“一是……二是……三是……”。这些字或句式用在公文中是很合适的，因为公文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公文的用语必须严谨明了，容不得花里胡哨。但这类字、句式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就使报道显得不伦不类了，既不像公文，又不像报道。还有不少新闻稿中有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把口语中流行的模糊化动词搬上纸面。如动词用得最多的，是最没有特色的“搞”字：搞好下岗分流、搞好劳动保险、把效益搞上去、搞饭吃、搞酒喝、搞房改、搞保险、搞房子、搞票子、搞改革、搞稳定……一个“搞”字代替了多少丰富多彩的行为动词，这真是中国语言的悲哀。动词是最具有个性和细微区别的词，也是使稿件能充满活力和现场感的语言要素。白居易写弹琵琶的句子“轻拢慢拈抹复挑”，短短七字句竟用了四个动词，使句子充满跳动的活力！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如果朴实多于文采，就不免粗俗，文采多于朴实，又难免虚浮，朴实和文采要配合适当，才算是登堂入室。写新闻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文质彬彬，才称得上是好的新闻语言。一篇文章的立意有高下之分，语言有文野之别。这种高下与文野的区别，往往取决于记者是否付出了艰苦的思维劳动。

　　语言的风格应该多样化，可以雅、可以俗；可以庄、可以谐。但是作为大众传媒的新闻语言，其语言风格因为具有社会示范作用，所以应该以明快、庄重为主。如同教师的着装，生活中穿什么风格的衣服那是个人自由，但是一旦走上讲台，在学生面前的着装风格就应该庄重得体。莎士比亚说过：“善于在字面上播弄花样的，很容易流于轻薄。”报纸的行文同样如此。像丈夫“送妻子去幽会”、妻子“别对男人说爱”等，这类语言的大量使用，不仅会对读者日常生活用语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报纸的自身形象。有人曾撰文《报纸，应正经些！》。语言使思维有了可能，思维反过来又应该使语言得到升华。不能设想，一个语言十分粗俗的人，能够有崇高的思想，做出十分健康和文明的行为。同样，一个书面语言十分粗俗的人，也不能够设想可以写出传世的华章。

　　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媒体进入市场化运做，找卖点吸引读者眼球成各家媒体追逐的目标，因此，一些媒体依靠方言、江湖语言，甚至用低级趣味的语言或者大多数人看不懂、认不清的古怪、生僻词语和外来词语标新立异。今年4月底，广电总局透露了《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中的“主持人应该规范用语”的问题，“如果主持人没有纠正自己不规范的传播方式，”主持人资格认定标准一旦推出也会使一些“明星”主持人面临下岗的危机。其规范用语包括：主持人必须使用普通话，不要以追求时尚为由，在普通话中夹杂外文，不要模仿港台的表达方式和发音。其中，主持人的着装也要规范。作为以视觉、听觉语言为主的广电系统，对用语都进行了规范，以文字语言为主的报刊业是否应警醒了？尽管国家新闻出版署还未对报刊业提出流行词语规范的要求，但广电总局的《方案》是一个信号，即，国家对媒体业的语言开始进行规范，编辑记者们应该对自己的所写所编有一清醒的认识。

　　出版物的用语用字是一个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主要标志。报纸作为主要出版物，用字量大，社会影响也大，对形成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良好社会风气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流行语言不应带有歧视性

　　新闻记者的用词用语问题，属于新闻行为的准则规范的范畴，但也应属于操守的概念范围。事实上媒体就频频出现了侮辱性词语，“打工仔”就是一个典型。

　　《上海青年报》曾用不小的篇幅刊登报道，对外来打工人员的饭食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揭露了并不罕见的外来打工人员吃劣质饭食的事实，文章表现了相当的人文关怀精神。但标题让人觉得不舒服：《打工仔吃的是什么？》“打工仔”的字眼令人刺眼。虽然这个称呼用得极其广泛，几乎约定俗成了，甚至连《现代汉语词典》都收录进去。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带有歧视、侮辱性质的词语，应该被公众话语所淘汰的词语。

　　“打工仔”是不是侮辱性词语，这个问题是取得一定的社会共识的。据资料显示：福建省民企金得利公司早在六年前就出台新规定：公司内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场合称外来工为“打工仔”、“打工妹”和其他带歧视性的称谓，违者必究（《南方周末》1998年2月7日）；武汉一民营企业集团推出《文明语言行为规范》，规定使用“打工仔”“张老头”等不文明用语者，受通报批评并罚款一百元（《羊城晚报》2000年7月10日）；从外地到成都工作的男青年程铁军，因老板屡次公然呼其“打工仔”，愤然以“人格歧视”为由要将老板告上法庭（《特区青年报》2000年8月22日）……

　　关于歧视侮辱性话语，使用较为普遍的，如：车夫（三轮车工人、的士司机）、邮差（邮递员）、肉贩子（个体肉商）、擦鞋佬（摆摊擦鞋的谋生者）……等等，这些都是辑录自各级报刊的，很有普遍性。

　　我们从小就学会呼唤至亲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种亲切的称呼，奠定了一个人一生对长辈履行孝顺的感情基础。对事物，对他人的态度，称呼是可以有很大影响作用的。香港电影《旺角卡门》里张学友扮演的小混混“乌蝇”，本来想走正道做小买卖谋生，就是受不了老被人唤作“鱼蛋仔”而重走邪路。从小到大，无论是书本还是社会实践都教会我们，哪些是尊敬的称呼，哪些是中性的，哪些是鄙视的。从传播学的角度说，鄙视语言与侮辱语言是有很大区别的，产生的效果性质也是不同的，前者存在无可非议，后者就应该批评。比如“小偷”就是一个鄙视的称呼，但还不是侮辱性的称呼。当然特定语言的形成总有一个广泛使用的阶段，如侮辱性称呼在旧社会很走红，上面列举的几个就都是当时各阶层民众常挂在嘴边的，那时没有“打工仔”，不过有个同义词“工仔”，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生活的是文明的现代社会。

　　从新闻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新闻语言要努力达到与受众情感上的共融性，这不仅是实现新闻社会功能的需要，也是人性情感的需要。新闻的社会功能就是新闻对社会的作用，传播者要使受众明之以事，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要使传播者和受众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这种情感的共融不仅仅是一种感受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成为一种动力，推动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的实现，特别是以宣传力量唤起人们行动，以情的感化达到宣传、教育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相反如果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渠道，媒体上的“打工仔”之类的侮辱性话语常常出现，很难想象如何让大家真正地互相尊重。如果缺乏情感和亲和力，两类人交流产生隔阂，受众可能就不会太买帐了。失去受众，这也不是媒体所希望的。

四、流行语言的明晰特质

　　黄旦教授把新闻接收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接触新闻阶段、意义转换阶段和接受阶段。[7]新闻传播效果产生于传播过程的终端，因而接收是产生效果的首要条件。但有了接收并不等于产生影响，只有那些过关斩将、被大脑接受的新闻，才称得上是有效果的。意义转换阶段连接着接收和接受，而新闻语言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尽力做到表达上和理解上的一致性，至少是相似性，才能使传收双方真正的得以沟通，产生共鸣；相反，表达上的笨拙，词义本身的多义性，就为理解的不一致提供了客观条件。

　　所有的写作都要求用词的准确。新闻文体承担着报道事实的责任，对准确性有着更高的要求。杰克·海敦在《怎样当好新闻记者》一书中提出“准确性高于一切”的要求。

　　新闻语言的准确首先要求选词的准确。同样一个“说”字，我们可以用“声称”、“断言”、“认为”、“叫嚣”、“承认”、“透露”等词替换，还可以根据上下文语境用“建议”、“要求”、“命令”、“恳求”等词，这些都是为了结合文章内容认真锤炼语言，力争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唯一”的词。现在我们经常提到“菜篮子”工程，这里的“菜篮子”是指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的副食品和供应，这个“菜篮子”的内涵尽管远远超过了它原来所指的实体，但其借代很贴切、词义很清晰。同理，“打白条”被用来指代不能兑现的单据，也是恰如其分的。目前，有的报刊流行将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称为“海龟”，“海龟”与“海归”仅仅语音相同，内在联系很牵强。新闻语言要达到生动的要求，尽力突出新闻语言的“新”意，应该选一些个性化的词汇，但是也要与所表达的词汇的内涵相吻合。从逻辑学角度来看，客观报道的语言的准确性应该是概念明确、判断确切，推理符合逻辑。从语义学角度上来看，新闻作品的语言应该直陈事情，语义明确。

　　由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并非纯净的，它延续着过去历史的记忆，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使用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谨慎挑选。比如，前些年出现的“下岗”一词，本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难以避免的一种社会产物，但也毕竟是许多下岗工人所不愿面对的社会现象。有些媒体频繁借用该词表达被淘汰的事物，“下岗”是否等同于被淘汰姑且不论，忽视了该词的感情色彩，这很容易给一部分读者带来不快。

　　从新闻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新闻语言要努力追求与受众的理解上的一致性，从而使受众对新闻的接收转变为正确的接受。这既是实现传播效果的需要，也是传播者道德内省的需要。作为大众传播的新闻载体，面对千百万的读者、观众、听众，唯有使用深入浅出、明白易懂的语言来传播信息，才能为广大受众正确理解和接受，从而使新闻传播更好的为受众服务。过分使用个性化的语言，不宜于为广大受众所接受，达不到传播效果。新闻传播的过程是：事实——>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接收者。[8]我们知道，传播者将传播内容进行编码，接受者要进行译码，编码、译码之间的不投合，就会产生误解与歧义。如使用“海龟”是很抢眼，容易抓住读者的眼球，但当受众接受到内容，“海龟”词义的不明确性，就会使读者对采编人员产生质疑，严重的会降低对这份报刊的印象分。因此，目前绝大多数媒体，就用“海归”。

　　有人说，我们新闻事业的竞争事实上是一种“三维竞争”，增加了对受众的吸引力就增加了对同行的竞争力。或者干脆说，竞争力就来源于对受众的吸引力，因为双方的胜负最终得由新闻传播的对象——受众来裁定的。当传播者以“真心实意”的方式为受众着想，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受众的时候，相信有思维、有判断的活生生的人们，不会没有感知的。因此，新闻工作者在选词造句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比如借用下岗的词，我们可以换作“下课”，词义不变，词性高雅了。

五、流行语言要防止陌生化

　　“陌生化”是什克洛夫斯基对艺术本质的论述，即“使事物变得陌生，使感知重新变得尖锐”，“陌生化起到了把文学(即纯文学系统)与其他语言使用形式区分开来的作用。”[9]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伊塞尔在《文本的呼唤结构》一书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将各种著作区分为一般性著作和文学著作。一般性著作使用的语言属于“解释性语言”，目的是为了说明事实或阐明道理：而文学著作的语言为了创造可感的艺术形象，必须使用生动的“描写性语言”。解释性语言追求的是明晰，描写性语言追求“意义的不确定性”。新闻语言属于典型的解释性语言，“它的本质是信息传播的语言、报道事实的语言、解释问题的语言、快速交流的语言。”[10]文学语言常常通过系统违反语言规则追求一种新奇的效果，从而达到审美需求。甚至有些文学作品放弃内容，只强调形式。象征主义诗人用“做了一次内部的沐浴”代替简单的“喝水”，就是典型的陌生化手法。新闻在语言方面追求的却是反陌生处理：新闻要面向年龄、层次、文化水平各异的广大受众，在语言上要兼顾大众的总体水平，不能追求用词的华丽与新奇，更不能有意地追求陌生化，而是要尽量选择受众容易理解的普通词汇、常用词汇。同时记者还要善于把一些可能会让受众产生困惑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受众易懂的词加以解释，力求通俗化。例如：在“神舟”五号发射报道中，媒体充分考虑并了解广大受众的可接收能力，一是在航空专业用语和操作中，通过浅显易懂的报道方式，给予恰当的类比和解释，突出新闻的趣味性、新奇性，让受众爱看，读者读懂。许多报纸配上大量彩图，甚至卡通漫画，《经济日报》号外刊登副总指挥揭密“神舟”五号的分解示意说明，凤凰卫视采用了模拟效果图，新浪网站上进行了三维动画和幻灯演示，都是有效的“翻译”结果。新闻记者应该牢记一点：新闻是办给各界民众看的。信息再重要，读者看不懂，也就没有意义。对于新闻作品来说，一切形式都应该为内容服务，新闻语言更应如此。如现在流行一个词汇“暴走族”，有一条新闻的标题是《“暴走族”雨夜“量”出南京新美丽》（《南京晨报》2004/5/4），而文中通篇没对“暴走族”进行解释，对暴走族很陌生的读者只能从字面上揣测其为何义。其实暴走族是指穿暴走鞋（带滑轮的运动鞋）的一类人。进行这类新闻报道时，有必要让读者先了解什么是“暴走族”，怎样“暴走”。再如1993年9月3日南方某报头版标题《看还敢卖“流口野”》，这里的“流口野”就很难让外地人理解其中的含意。

　　改革开放后，外来语言传播进来，在新闻报道中对外来语要有选择地运用，如果不加选择盲目使用，轻者会给读者的阅读增加障碍，重者会影响内容的表现，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如“曲奇”、“士多”、“波伏瓦”等，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读者很难明白。有“饼干”、“商店”、“女权”等浅显易懂的词语为何不用？是故意刁难读者？或者说这是崇洋媚外思想在作怪？乱用洋文，不但读者看不懂，有时作者本人也似懂非懂。1994年10月，俄国MMM公司出了事，国内有家报纸简称之为“3M”公司，而这“3M”又恰是国外另一大公司的名称，于是引起了名称纠纷。当然，我们不反对吸收外国语言中于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像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批评过的那种“废物”，对外国的东西“接受一切”的做法，应该坚决反对。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在经济日报刊发的《“文化殖民主义”现象理当看其实质》一文中，语言学家许嘉璐指出，任何语言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吸收外来的营养，使之更加丰富，这是十分正确的，但现在的情况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度”。汉语本来可以表达清楚的却偏要用“洋”语。这绝不是正常的语言变革，而是在制造语言污染和垃圾。其结果是对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损伤，对青少年一代的影响尤为不利。

　　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应该牢记一点：新闻不是办给专家看的，在语言上要兼顾大众的总体水平，不能追求用词的华丽与新奇，更不能有意地追求陌生化，而是要尽量选择受众容易理解的普通词汇、常用词汇。同时记者还要善于把一些可能会让受众产生困惑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受众易懂的词加以解释，力求通俗化。让绝大多数读者看得明白，是新闻从业者最起码的业务要求，也是最起码的职业义务。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新闻媒体和出版物要为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做出榜样。”报纸是以语言文字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新闻媒体，除具有政治宣传、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社会教育等功能之外，用规范的语言文字传播知识、营造规范的语言文字环境也是其重要功能之一。

　　新闻语言的创新与规范是一对矛盾，不创新就面临死亡；而规范太多显示不出时代的特色。因此，新闻工作者对流行词语的使用要有一个“度”的把握，让新闻语言既“新鲜”又规范，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好传播者。

　　注释

　　[1]、[2]、[3] 《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第413页，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4] 《客观性报道的新闻语言研究》，新浪网

　　[5]《新闻采访写作》第344页，张默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6]、[10]《新闻写作方法论》第231页，第234页，艾丰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出版

　　[7] 、[8]《新闻传播学》第231页，第140页，黄旦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二版

　　[9] 转引自《新闻语言的美学特质》，彭焕萍白贵著，新浪网，2002-6-20

　　参考文献
焦国章《报纸，应成为营造规范的语言文字环境的榜样》，《新闻战线》 2001年第五期
吴晓峰《修辞现象词汇化：新词新义产生的重要途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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