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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名表门”折射出来的官民信任危机 [打印本页]

作者: 肥城小秘书 时间: 2012-10-23 07:16
标题: “名表门”折射出来的官民信任危机
　不久前，在延安36人遇难的特大车祸中，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身陷“微笑门”“名表门”。杨达才通过微博访谈回应“名表门”,说是这10多年来，确实买过5块手表，是用合法收入购买的，并已经向纪律监察部门汇报。而他的微博访谈回应，并未完全打消网友疑虑。继网友搜索出他在不同场合戴过5块不同手表后，又有网友检索出杨达才疑似戴过更多块不同款式的手表。

　　对于“名表门”，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指责其是典型的fubai贪官，应当给予严惩；有的结合“微笑门”，批评其是只知享乐、不为民不作为的庸官，应当罢免其下台……可谓众说纷纭。笔者透过“名表门”事件，则看到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官民信任危机——官民之间缺乏应有的互信，人民不再相信官员说的话，哪怕是官员说得天花乱坠，也难以得到人民相应的回应。实质上，折射出来的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危机。

　　所谓“信任危机”，是一个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的现象。这种信任危机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渗透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弥散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近些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经济结构大调整,官民之间的信任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譬如，各地时常发生的基层民众材夜思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对基层官员信不过。他们认为“下面”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只有“上面”才能解决。有些民众因为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而不惜倾家荡产，进京“告御状”。据媒体报道，国务院有位参事在一次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上，披露了一组有关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数字：以北京信访人数为例，2004年75，750人，比2003年增加30，000多人。全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率平均每年递增17%，在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从10，000起增加到60，000起，从720，000人增至3，020，000人。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基层政府不惜采取暗访、蹲点、跟踪、陪游等措施以“维稳”，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国家机器的投入，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对于官民之间信任危机的原因，站在不同的角度自然会有不同的见解。据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一份调研报告所言，作者在农村调查中，经常听到农村基层干部抱怨“农民工作不好做”“农民素质差”“农民不配合”等等，而农民则抱怨基层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矛盾双方，互相指责。看似半斤八两，各说各有理，其实，情况绝非如此。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在包括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内的各类矛盾中，其对立的双方中总有一方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成为矛盾主要方面；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处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非主要方面。在官民之间的信任危机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官员,官员不诚实是导致信任危机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正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概括起来，最常见的短期行为大致有三种：

　　一曰破坏“社会契约”，地方政府非理性投资。在现行的投资体系下，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为投资决策者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到头来，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会持怀疑态度,而不会当真。

　　二曰“暗箱操作”，公开fubai。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久而久之，老百姓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最后，一般民众对反fubai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

　　三曰官员跋扈行为。其中最具爆炸性的、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出现一种“任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会相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fubai这些民众长期关注的因素，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民对官信任的基础。

　　政府于民众失信，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为国家行为具体化的政策不被信任，官民之间无信任可言，不仅会影响到当前相关工作的开展，而且更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影响深远的后果。重建社会信任，迫在眉睫，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

　　重建社会信任，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于社会经济的整体改革。当前，建立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首先，应当从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入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牢固的“支撑点”。战争年代，党和根据地人民鱼水情深、充分信任。当部队或个别干部、战士遇到特殊困难时，只要随便给老乡打个“白纸条”，承诺等革命胜利后予以归还，农民们就心甘情愿地献出他们宝贵的粮食和仅有的物资。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十分珍惜和发扬光大的。

　　其次，凡遇重大决策，要把人民群众的意愿放在首位。对于人民群众不赞成、不拥护、不满意的事情，要反复论证，防止和避免凭长官意志贸然决策，减少地方政府非理性投资。

　　第三,要加大监督力度,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纪检监察机构、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的作用，对政府与官员进行全方位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效地杜绝暗箱操作等短期行为，提高政府和官员们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一代伟人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时曾经就官兵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讲的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段话，备感亲切。这一段话，特别是对于检查官民之间存在的问题，消除官民之间的信任危机，进而密切官民之间的关系，重建社会公信，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李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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