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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开发 [打印本页]

作者: 江苏老秘 时间: 2012-6-1 08:22
标题: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开发
　　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时可资利用的人、财、物、信息等自然、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思想文化资源。政党在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适时实现执政资源的转换，积极有效地开发执政资源，为执政地位的获得和巩固奠定牢固的基础。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适时进行执政资源的转换与开发，使党的执政资源得到不断拓展，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不断巩固。

　　一、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

　　重点突出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

　　对执政党来说，要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不是靠政党的强制力，而要靠科学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并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自己所追求的价值理想亦即意识形态。这既可以增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夺取政权准备了充足的合法性资源。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为奠定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从“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所谓“布新”，就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宣传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适应全党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任务，决定在进城后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对城市工人和职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2］。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在社会各界全面展开。毛泽东在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几门课程。”［3］74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经常向各界人民正确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目前的各项主张”［4］。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党和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的高潮。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在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明确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360这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由党的指导思想推广到全社会，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为党对社会的整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所谓“除旧”，就是指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旧意识形态的毒害。在这方面，主要采取的是思想批判的方式，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扫清障碍。但由于这些批判的政治导向性过强，以致对一些学术问题也采用政治声讨的方式来进行，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陷入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进一步扩大，即表现为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体结论的错误的或教条式的理解，形成了以追求单一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为理想目标，以“阶级斗争”、“大跃进”、“穷过渡”为基本路径的社会主义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不仅被狭隘化为“阶级斗争”，而且其地位和作用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物质利益原则却遭到否定。在“文革”期间，“左”的意识形态不仅被进一步推向极端，而且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被教条化，导致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人们要么盲目信仰那些被阉割、肢解过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产生困惑和怀疑，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遭受严重侵蚀。

　　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执政的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上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

　　重点突出经济绩效资源的开发

　　亨廷顿在综合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后指出：“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5］“文革”之乱所产生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把国民经济的发展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导致党面临着严重的政绩亏空，这直接威胁着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6］86因此，“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6］250。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自此，我们党注重从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以实现国强民富来开发党的执政资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发展生产力直接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实现党执政的经济绩效与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有机结合。邓小平在谈到“文革”的教训时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们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6］314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在深入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373

　　第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将执政的经济绩效与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有机结合起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只有转化为民众的切身利益，执政的经济绩效才能产生效用，执政党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认可。为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6］1281983年1月12日，他又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7］23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他用鲜明的语言概括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372

　　第三，提出改革开放理论，把经济绩效的取得与改革开放有机结合起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但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没有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主张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变革。但由于他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来谈所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设领域的革命”，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失误。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就会葬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他强调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改革的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针是进行全面的改革；改革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他同时又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该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生产力。从而，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应该看到，近30年来，正是由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才使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大大提升了党执政的经济绩效资源。

　　三、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六大：

　　更加注重党执政的群众资源的开发

　　群众资源主要指执政党从群众那里获得的物质和行动的帮助。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为共产党送粮、指路、参军，证明党拥有丰厚的群众资源。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化，党的群众资源也面临各种新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变化对我党执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执政的群众资源的开发指明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分殊化不可避免。它不仅要求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实现自己合理利益需求的愿望，也要求党更好地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而奋斗。经过80多年的奋斗，我们党的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都存在许多与这些变化和要求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方面。世界政党的发生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执政党，不管它的资格多老，也不管它曾经多么先进，如果不能始终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列，始终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丧失先进性，人民就会把它抛弃。为此，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全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为新时期党的执政资源的开发指明了方向。

　　第二，强调提高党拒腐防变的能力，为党执政的群众资源的开发提供坚实的保障。党的权力来自人民，理应为人民谋利益。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严峻考验。长期的一党执政以及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使一些党员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去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谋取个人、家庭或小团体的私利。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思想上迷茫，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为此，1993年,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腐败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8］961997年，他再次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旗帜必须鲜明,态度必须坚决,工作必须锲而不舍。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8］97将反腐败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的高度，这是对我们党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性质的科学界定,它不仅奠定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基础,而且将全党对于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为党执政的群众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保障。

　　第三，主张把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为党执政的群众资源的开发提供了组织保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最广泛的群众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需要从各方面做好工作。其中，吸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方面。如果党的建设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就会影响他们所属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甚至有可能使其中一些人转向其他途径去寻求政治参与。这必将削弱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削弱党的群众基础，不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此，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9］实现这样的转变，不仅有利于将各个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变化在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为党执政的群众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组织保证。

　　四、十六大以来：更加注重社会资源的开发

　　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发展同时也给执政党带来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其主要表现，一方面是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加剧，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社会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弱势群体的处境令人担忧等现象。另一方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片面地理解为GDP增长。对“效率优先”的片面理解，使一些地方在建设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经济总量扩张、轻结构优化，重物质财富获取、轻环境生态保护，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等现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关系到人民对党的认同和支持，也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的维护。因此，能否更好地开发党执政的社会资源，对于新世纪、新阶段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据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进一步拓展了党的执政资源。

　　第一，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促进新时期社会资源的开发。“以人为本”不仅是新时期党执政的新理念，也应该是党开发社会资源的新理念，它是对当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深刻反思，是对发展中出现的以“物”为本或以“经济”为本的纠偏。它要求在发展中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从党执政的社会资源的开发来看，“以人为本”新理念的确立，有利于在现实中保护人民的各种利益，为树立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执政形象，为实现民众对党执政的认同与支持奠定了基础。同时，将“以人为本”落实到党治国理政的各项活动中去，落实到领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去，将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创造有利于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第二，通过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新时期社会资源的开发。2003年10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坚持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作了更加精确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0］14科学发展观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正确道路。从党执政的社会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及时、妥善地处理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它是对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和片面强调局部发展的超越；它在关注效率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到了公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与认同，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新时期党的执政资源的开拓创造了条件。

　　第三，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促进新时期社会资源的开发。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跃式发展，亿万人民从改革发展中真正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仍存在一些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由于社会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贫富悬殊问题日益突出，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产生负面的资源效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党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顺应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愿望，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首次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1］从开发党执政的社会资源的角度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是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和谐社会强调公平正义，强调人民公平地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这是对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效率优先”理念，而使公平虽然在表面上被“兼顾”，但实际生活中却被漠视的现象的超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则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0］37我们党对公平问题的新认识，正是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产生的，表明效率与公平关系不再是“优先”和“兼顾”的关系，也不是孰主孰次的地位，而是并重均衡、不可偏废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重新建构。二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民生。民生问题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它既是时代难题，又是走出风险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经关口。民生问题不仅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基础。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既是新时期党对民生问题高度关注的体现，也为获得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拥护和支持赢得了深厚的社会资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1-272.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3.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75.

　　［5］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59.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6.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2-20（1）.
作者简介：蒯正明（1977- ），男，安徽合肥人，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阜阳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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