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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梅新育解读2012年两会：稳中求进与民生指向 [打印本页]

作者: 范文中国 时间: 2012-3-29 08:06
标题: 梅新育解读2012年两会：稳中求进与民生指向
　　我今天讲的问主题是稳中求进与民生指向。
　　首先就今年经济工作的精神来看，它的主要突出的是两点，第一就是稳中求进，第二点就是民生指向。
　　稳中求进表现在我们突出的保八的经济目标。民生指向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多视角从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决策的目的和依据
　　第一个，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决策的目的和依据。
　　稳中求进我们看到，这个“进”在今年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讨论了几年的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决策付诸了实践。应该说，保八经济增长率这个目标从97、 98年金融危机提出来，到现在有十几年时间，可以说是相当深入人心的一个目标。在有的外国媒体，《华尔街日报》这么描述这个目标：这简直是已经成了中国政府一个图腾式的标志。
　　但是，今年特别突出的就是说把保八的目标改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值是7.5%，那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率目标和依据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我们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我们想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是什么？有两个基本目的。第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当年为什么保八目标提出？就是经过那几年的实践和核算，就是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否则的话，不能够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失业率会上升很多。这是我们公开宣称的要保证就业的目标。没有明确说出来的一个目标，但是实际上更加重要的目标是要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横向比较要高于其他主要的经济大国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要高于对于与我们国家竞争相当激烈的一些国家。因为只有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的主要经济大国，高于那些与我们竞争的国家，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飞跃的目标。在这个里面，经济较高的增长率是中国实现这个目标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当年，社会主义改革初期的时候，英国一个经济学家说，他说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是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是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所以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他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称呼，就是赶超战略。所谓“赶超战略”，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没有横向的比较，这个“赶超”两个字就完全落空了。
　　我们决定经济增长率目标的目的和概念的两个基本目的。另外还有一个补充的目的，如果在经济社会遇到重大冲击的时候，我们经济增长率目标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克服当前的危机。这一点的话，在97、98年的时候，整个市场人心动摇的时候，保八的口号和目标的提出，确确实实在当时是充分发挥了凝聚人心、稳定市场预期，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
　　当初保八的目标提出来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它的可行性。为什么是可行的呢？可以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经济增长考虑。
　　我们首先看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时期。建国前面几年就不好了。1953年完成的战后经济恢复，到现在总共是59年时间，我们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和文革的政治运动的干扰，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干扰，但是按不变价格计算，这59年里面我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 23年是低于8%，另外36年全部是超过8%的。1978年到2011年34年时间里面，中国有一半的年份也就是17年实际增长率达到超过了10%，有7 年实际GDP增长率在9和10之间，3年实际增长率在8%—9%，只有1988年—1989年经济过热、1998—1999年东亚金融危机冲击，低于 8%。这30年里面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9%，而且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9%到10%之间。
　　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这个表格里面看看，新世纪以来12年的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也就是说除了2000和20001年之外，中国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都超过了9%，而且还有六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在这里面北京市实际GDP的增长率在2004到2010年间，除了2008和 2010两年以外，其他各年北京市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当时制订保八的目标是有可行性的。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从我们原来的目标就是制订经济增长率目标的目的来看，第一，我们制订经济增长率目标首要目的不是要就业吗？恰恰是就业这个问题上面，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即使我们降低经济增长率，也足以创造足够多的新增就业机会。我们来看看这个城镇登记失业数据，目前从增量上面看，他还是不算太少的，从78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是530万人，失业率5.3%，201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1%，和78年末的失业率相差不是太多，但是这种帐面的数据比较容易误导人的，没有考虑更多的隐性失业以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当时就业比较难，当时就业者不会很挑剔，当时登记失业者都是难以找到任何就业机会的。现在隐性失业者和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了，隐性失业就是人浮于事，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就是隐性失业。现在城镇相当一部分摩擦性失业是细节性、技术性的原因，或者对工作条件和薪酬不满意而引起的失业，这样的话，这种帐面上的，201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低1.2%的百分点，这个是相当误导人的。这么一点我们从目前的用工荒一直蔓延到内地就可以看出来了，在家政市场也可以感受到非常明显。去年年底我们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今年提出的目标是4.6%以内，这个能够保证社会比较稳定的，不会有太大问题。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用追求太高的经济增长率。
　　同时我们的人口结构问题也在降低继续全力保八的必要性。为什么呢？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走向枯竭。近9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人口红利带来的结果。因为在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世界大国里面一直是最好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比例最高的时期。而且这样比例的话，与其他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不同，就是说我们是推广普及了基础教育，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很不一样的。正是这种人口红利保证了这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奇迹，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随着非农的发展，所以这种人力红利枯竭必然会到来的，而且实行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会加快这种转折点的到来。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当中，它来自于农业部门的新增劳动力作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很多中部地区、省份的农村里面成片成片的都找不到青壮年劳动力。曾经有部门在河南、安徽、湖北几个省连片的一千多个村庄调研，负责的人形容好像是经历的战争一样，上千各村庄几乎见不到19岁到40岁的男人，这种情况下只有经过战争以后才是这种状况。但这是和平年代，这些年龄段的男人都出去打工去了。但是现在看，中国新增的劳动力数量就要见顶了，这样我们看到好多在沿海地区的工厂里面，原来用工人非常挑剔，男的都是19岁到40岁，超出之外就不要了。这两年就调整了，四十多岁、五十岁的人也招，要不然招聘不到人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新增劳动力快要见顶，农业剩余劳动力正在枯竭。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各级学校招生人数，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入学率是100%。这样的话我们看一看各级学校招生人数的走向，可以判断新增的劳动力是增多还是减少。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各级学校近几年的招生人数是开始减缓，首先是从小学开始，普通小学的招生人数1980年是2943万，1994年是 2537万，然后连年下降，2009年只有1637.8万，比1994年少了三分之一，而普通中学招生人数1980年是1934.3万，2003年是 2947.4万，2009年已经下降到2616.7万。我们看到入学招生人数减少首先是小学，然后是中学，然后几年前是大学高考的人数也减少。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预示着中国新增劳动力见顶的情况正在到来。既然如此，意味着我们不用保八的经济增长率也能为新增的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GDP增长率的优势，在国际横向比较的时候，优势非常显著。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GDP的增长率优势也不会根本改变。而且新世纪初世界经济迅速增长时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段比较长的萧条时期。在这个里面，我们在比较中国GDP横向比较优势的时候，可以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1992年到2001年平均增长率，还有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实际，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率都是全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多、3倍多，最多的时候是全世界平均的近4倍，中国每年增长率最低也有美国的三倍多，最高的年份中国达到了同年美国增长率的24倍。而且也领先于其他热门的新兴市场。
　　在其他的热门新兴市场，大家都知道无非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这金砖五块，成色最足的是四国，南非是拉进来的。这金砖五国里面，除了中国以外，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就是印度，而且印度又是赶超中国的情结是最为强烈的，但是印度赶超中国的情结这么强烈，他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一年经济增长率能够赶上中国，或者从他独立以来到现在这么多年，他没有一个经济增长率能够赶上中国的。应该说印度建立近代工业比中国要早得多，中国还在太平军和清军厮杀的时候，印度民族资本家正在开始对印度民族工业、现代制造业奠基。等到印度1947年独立，我们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个时候印度的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最少有我们好几倍，多的达到我们的十倍以上。建国初的时候，毛主席会见尼赫鲁，他明确的说总理先生你也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比印度还要落后。那个时候为什么西藏藏独势力那么猖獗？为什么宁肯投靠印度也不愿意亲近中央？最大的原因是中国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印度差一大截。到了70年代还在文革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就全面超过了印度，到了80年代以来，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印度超得更多。到了2008、2009年的时候，我们GDP的规模已经是印度的4—5倍。但是最近这几年它一直想能够达到中国10%的经济增长率。去年上半年的时候，他们从总理到财政部长一度非常热烈的讨论印度的经济增长率2011年要争取破10。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11年是减速，他们要超过中国。实际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算了一下，也就是说2010年的时候印度经济增长率是最接近中国的一年，那一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比印度高1.2个百分点，但是印度想超越中国的梦想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是经济增长率稍微降低一点，在7.5%的增长率仍然可以保证我们比其他的大国经济增长快，而且比想要赶超我们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快得多。
　　特别是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目前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进入比较长的萧条时期，应该说90年代到新世纪出这二十年是世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年份，1993年到2002年世界经济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是3.3%，2003年到2010年是3.6%，4.9%、2.8%这样的，就是说新世纪头十年好几个年份，世界经济增长率超过了5%。但是经过这场次贷危机看，我们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是处于低速增长的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经济下行的阶段，很可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里面，整个世界经济增长达不到90年代和新世纪头十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面，在这种环境下面，也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在这个环境下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这样及时我们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仍然可以确保了经济增长率比其他国家快。就是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5%，但是预计美国的经济增长好一点的情况也只能达到2%，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差不多美国的三倍。这种情况下，我们增长率目标破八还是能够保证我们的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地位继续提升的。
　　同时也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我们下调了经济增长率的目标，但是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有可能超过8%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它是因为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制订年度经济增长率的目标，一贯的做法是留有余地。除了大跃进特殊几年以外，其他每年都是这样的。这个做法又是有根据的，这是吸取苏联专业化的经验和斯大林的建议，避免因为无法达到太高的目标挫伤国民士气信心。这是我们战后恢复经济快完了，那个时候准备投入全面的经济建设，搞五年计划，苏联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派出专家帮助我们怎么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制订完了，我们把草案送交苏联领导层方面看提意见。周总理、李富春、陈云、粟裕等人带团去莫斯科和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会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斯大林他把中国的方面送过去的“一五”计划的草案看得非常仔细，在会谈里面他提了很多非常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一条建议就是说，你们中国定的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太高了，很难达到。他意思就说你使出八分多的努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才可以，这样你达到目标的把握比较大，这样你加紧的话可以超过目标，这样对民心士气是鼓舞。这个说法和建议对我们领导层到现在，觉得非常有道理，从那以后基本上我们每年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话，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可能研究者、制订者他们自己都不太清楚是这样一个典故，但是这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
　　在讲降低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虽然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目标值，但是我们要避免非理性的反GDP主义思潮。这几年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我们是非常支持的，片面讲GDP增长，为此不顾一切，确实带来的很严重的后果。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反对片面的追求也带来一个负面的作用，就是说一些爱走极端的人，这些人往往是占据着一定话语权利的人，他们往往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再强调降低经济增长率。我们仍然是要理直气壮追求经济增长，而且保持足够的经济增长能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启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种必要的时候是什么？如果与我们竞争的国家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增长，以至于与我们的实力对比发生倾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降低的话，就是“自废武功”。所以我们要保持足够的动员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启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是说不能走极端，要保证平衡，这是一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改善民生。
　　我们讲这样一个方面，第一个平等分配收入格局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个为何要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第三个问题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遏制利益集团孳生壮大的治本之道。第四点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不等于是仇富。第五点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可持续的途径。
　　首先讲改善平等的分配格局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它本身与希腊的分光吃尽的社会福利不同。希腊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毁灭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是合理的平等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它是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管是在微观层次还是在宏观层次都是如此。
　　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境来看，因为收入分配可以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这样的话如果你一个单位、一个企业里面，你只有老板一个人积极性，其他人都糊弄你，这个企业肯定做不好的。如果说是能够把企业上上下下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样一个企业他才是一个充满活力、发展强劲的微观经济主体。
　　在宏观层次，从消费和需求的环节来看，他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和可持续发展作用更为显著，一方面是在总量方面如此，另一方面在结构方面如此，因为是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它的有些需求集中在国内产业部门，而不是国外产业部门，从而想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的拉动国内产业的发展。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怎样增进需求呢？首先是扩大有效需求的总量，因为高收入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也就是说，高收入者它的新增的收入当中，他只会拿出较小的部分用于消费，但是中低消费群体新增的收入中，他会拿出一个较大的部分来用于消费。因为一个后发的国家如果能够实现相对平均的分配格局，它的购买力
　　将集中在国内产品，这样的话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就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是迅速爆炸式的增长，这样一来，起了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很快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另外一点使得国内的企业比外企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为什么国内企业比外企有优势呢？我们看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相比，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优势是什么？资金更雄厚，技术水平更高。内资企业的优势是什么？其中一个优势是决策环节少，更了解本土市场。这样以来，如果国内的消费品市场增长速度比较慢的话，内资企业技术和资金实力跟不上跨国公司的企业，它这种决策环节少的发挥不出来，但是如果国内消费需求膨胀的非常快，那么你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应变快的优势你就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了。在这个角度上看，我个人看法，我认为国内家电业的著名企业家们，他们个人才智非常突出，但是如果没有当时平均主义的遗产的话，他们即使崭露头角也很有可能以买办的身份，而不太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崭露头角。反过来就是说，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我们经济持续增长是比较大的损害。
　　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改善收入分配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做了充分描述：1980年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导向改革已经造成大多数国家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而且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他们社会福利各个方面都会有一系列的恶化征兆。
　　首先从健康领域看，从90年代以来健康领域的进步开始减缓。在上个世纪70到90年间，世界平均寿命提高了六年，但是在接下来的20年里面，平均寿命仅仅提高了4年。为什么提高这么少？有的国家在20年里面平均寿命增长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系列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里面平均寿命出现了倒退，以至于大大的拖了后腿。有九个国家居民预期寿命甚至低于其1970年的水平，除了6个非洲国家外，另外3个是前苏联国家，其中俄罗斯联邦男性预期寿命在1989— 9994年间锐减7年之多。
　　社会福利下降的情况，不仅仅是前苏联国家，就是中国这个优等生在社会福利方面也出现了下降的问题。比如197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全球第一，但是在改善教育、健康方面中国在13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79。跟我们经济增长率的排名相比，差距太远。而且健康和教育支出有所下降，1990年—2006年发展中国家健康和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平均提高了16%和19%，但是1990年—2005年，104个发展中国家健康或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份额下降的国家竟然多达75个。像印度号称大方光芒的21世纪初，这十年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1997—1998年度是174公斤，到2003—2004年度降低到151公斤，这是二战以来印度最低的水平。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我们要花更大的精力和投入要改善民生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同时从政治问题上面看的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遏制利益集团孳生壮大的治本之道。为什么呢？从较长时间跨度上展望未来，现在突出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助于利益集团孳生和成长壮大，防止其尾大不掉，乃至于绑架国家政权，实质沦为为小集团势力看家护院的家丁。还有一些发达国家利益集团的攻击，奥巴马在2010年9月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罗斯福在新政时期遭受的攻击，说如果你失败的话，你就是美利坚最后一个总统了。所以新政的成功，应该说大资产阶级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说这些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和领袖的攻击和绑架，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我们国家的执政情况，一些利益集团的发展，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不检点，他也让我们社会凝聚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比如说2010年末，钱云会车祸事件，能够闹得这么大，不是体现了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受到了多大的损失吗？而且有一些人、一些群体他搞得太过分了，应该我说让一般人先富起来是正确的，当但是由于相应措施未能及时同步，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正是在这个进程当中，奢靡和铺张似乎日益成为值得大张旗鼓炫耀的事物，以至于妨碍奢靡、铺张生活方式者被某些人理直气壮的抨击为罪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们长治久安，为了我们可持续的发展，需要解决利益集团的问题，而且要兵不血刃的消解利益集团的挑战。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汉武帝《推恩令》的经验教训：与掌握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利益集团直接对抗，往往要付出社会动荡的重大代价；通过种种方式分化原本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削弱其政治经济力量根基，便可以消除挑战于无形。
　　假如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某些当前掌握着巨大经济资源的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运用这些资源招揽群众，对抗国家政权。如果大力推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原来有可能为利益集团所用的群众绝大多数便会依托这项中央政策要求取得更合理的收入和财富份额。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不等于仇富。如果你是冷静客观的高收入者，不要把收入分配平等公正要求和对“问题富豪”的整肃一言以蔽之“仇富”。因为这样能够避免他们沦为社会怨愤的焦点，能够防止这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如果一些冷静客观的高收入者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时候，可能有更深的理解，这样对自己也有一些好处。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可持续途径：一是防止走向希腊式分光吃净福利颠覆，首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而不是过度追求福利。二、财税制度改革：避免搞成有限减轻高收入者税负。三、贵州“活愚公”之争：遏制流氓无产者思维方式蔓延。
　　多视角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多视角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五个问题：一、房地产资产市场泡沫及其经济社会后果。二、解决出路。四、避免房价问题上的极端思想误区。五、思考目前房地产市场中短期政策的推出之道和遗留问题的解决。
　　首先看房地产资产市场泡沫及其经济社会后果，应该说这几年房地产资产市场它的泡沫已经相当严重，而且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一是加大了企业经营的成本，第二个是使得居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第三个是造成了区域转移支付，第四是财源不可持续和未来的潜在财政压力。第五个走向死结：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劳而获从社会财富中取得了过大份额，以至于早就新的社会不平和腐化堕落，这样的风险和矛盾正在显著上升。在不少地方，拆迁补偿已有过高之嫌，以至于形成了从商品房购房者、企业、城市新移民向拆迁户的过度财富转移，在不少地方，主要矛盾已经变成部分被征地、被拆迁放索要补偿要求过高，如有些拆迁户为了自己几十平方米的破旧危房、甚至是违章建筑索要数千万元、上亿元补偿。不是依靠辛勤劳动、而是依靠拆迁得来的巨额横向也使得不少拆迁户迅速养成挥霍的生活方式，甚至走向彻头彻尾的腐化堕落。在90年代珠三角工业快速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地本地的居民当中，就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大量拆迁、整地坐收渔翁之利的居民，结果正是这样的居民他们的子弟，堕落的比例特别高，当时吸毒就是首先从这样的居民子弟中出现的。
　　我们解决出路在哪里？四个方面：一是限购，这是目前必须延续的权宜之计。二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加大供给。三、实施物业税以遏制投资性需求，并为政府开辟可持续财源。四、长期解决办法：改善区域发展失衡。
　　避免房价问题上的极端思想误区，两个方面：一、适度高位的人口密度和房地产价格有助于购买力和创新集中于可贸易品部门。二、由于人口密度高于美欧发达国家，只要我国能够保证房地产价格不失控，我国制造业和贸易部门将因此而获得额外的优势。因为房地产属于非贸易品，一国国民假如将过多的收入和精力用于消费非贸易品，无形之中将削弱其可贸易部门得到的购买力和研究开发动力；而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密度较大、不可能在住房面积消费方面达到美欧水平，我国居民必然要对可贸易品给予更多的购买力和精力投入，从而推动可贸易品部门的发展。
　　为什么东亚国家它的手机花样翻新比欧美国家更多呢？是和人口密度与消费水平差距是很大的因素。我做过一些计算统计，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粗略计算分析了中国和16个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构成，发现在2002—2008年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构成中，狭义可贸易品消费所占比重始终高于55%，广义可贸易品消费占比一直高于62%，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中狭义可贸易品消费占比也一直在55%以上，小雷居民差别不大。
　　相比之下10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支出中狭义可贸易品占有比多数在40%以内，最高不到44%，按照宽放定义的广义可贸易品支出占比也在50% 左右，最高不到58%；新兴工业化国家居民消费中狭义可贸易品占比在36%—49%之间，都没有达到中国消费支出可贸易品的比重。
　　今天讲的大概就是这些，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探讨、切磋。谢谢大家！作者：梅新育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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