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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失误及面临的挑战 [打印本页]

作者: 湖南老秘 时间: 2011-12-28 08:15
标题: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失误及面临的挑战
内容简介：报告人通过大量相识的历史资料，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靠什么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等问题，最后得出了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应对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挑战的结论。
　　国民党往台湾逃的时候，把大陆积累多年的财富能带的都带走了，留给共产党的就是一副烂摊子：铁路没有一条完整通车的，很多公路中断了，一些重要的企业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发展生产……当年有人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说，共产党打仗很厉害，能打100分；统战也很厉害，能打到80分；但是搞经济，可能就是0分。这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政党林立，曾经先后有过二三百个政党，到现在绝大多数早就烟消云散，甚至很多党在历史上没留下什么印记，而中国共产党虽然刚成立的时候人很少，只有50多个党员，却用短短的28年建立了新中国，特别是打败了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国民党，绝对是一个奇迹。中国共产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有长期正确的政策、长期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农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靠什么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坚定地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中国的政党，要想取得中国老百姓的支持，前提必须得爱国，而当年爱国就表现为坚定的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很长时间内的敌人。在抗日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绝对做得比国民党好得多，我们从以下几点对比可以看出。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共倡导下建立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声明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来，多次声明甚至承诺，如果国民党停止内战，共产党愿意放弃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愿意把自己局部的区域变成边区、特区，愿意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后来国共能够再度合作，直接原因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包括它的和平解决也跟共产党人的影响直接有关。经过谈判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国共再度实现了合作，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地形成。这肯定是共产党的功劳。而蒋介石在这之前明确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八年之久，坚持到最后胜利也跟共产党人的努力有关，甚至得益于共产党人的委屈求全。抗战之初，红军被改编成了八路军新四军，被国民党派到了敌后日本人占领的地区，意图很清楚，打了十年内战没能消灭你，那就让日本人消灭去吧。毛泽东等领导人一开始就看清了，但绝不能不去。党的领导人就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游击战。就是用这样的战法，八路军、新四军不光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迅速地站稳了脚跟，建立了大块的根据地，部队也迅速扩出来。到了抗战的中后期，蒋介石就开始担心抗战胜利之后，八路军、新四军与他争夺天下，所以在抗战的中后期，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甚至1941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情发生之后，延安群情激愤，很多人跟中央建议，集中精锐部队同国民党决一死战，但中央拒绝这个建议。因为大敌当前，如果共产党做出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内战就爆发了，当时还应该以抗日为重，所以中央决定军事上采取守势，准备应付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发动的更大的军事行动；而政治上采取攻势，向国统区人民、向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这一招奏效了，在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公开声明，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内战没有爆发，国共合作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肯定也是共产党人的功劳。
　　第三，共产党的部队消灭、牵制了大量日伪军。当年共产党的部队大仗打得不多，更多的是小仗、游击战，有十几万次之多。集小胜为大胜，战绩也是辉煌的，更重要的是拖住了日本人，在战略上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抗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蒋介石在重庆待得很安稳，那就是因为共产党的部队把日军主力拖住了，日军的地面部队最远只到了宜昌一带，没能沿着长江到重庆去。另外，对美国人援助作用很大。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得很艰苦，但最终打赢了，就是因为共产党的部队把大批日军主力拖在了中国战场。对苏联援助更大，苏联卫国战争之初，斯大林很担心日本人在远东地区向他们发起进攻，因为在西部战线他已经遭受了重创，如果两边夹击，苏联红军就承受不住了。日本人的进攻始终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70万日本关东军被我们东北抗日联军拖在中国东北。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之后，调集红军到东北帮助我们消灭了日本关东军。
　　第四，共产党的部队英勇抗战，绝不投降。这方面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多得是，比如说中00员东北抗联的将领杨靖宇将军，战到弹尽粮绝，最后壮烈牺牲。他牺牲之后，日本人解剖他的遗体，发现肠胃里头，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树皮草根。日本人肃然起敬，没想到一个人意志可以坚定到这种程度。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壮烈跳崖。还比如新四军“刘老庄连”，一个连的战士全部战死。共产党的部队里，这样的事情很多。而反过来，国民党的部队就差得多了。抗战初期，他们一度表现得不错，打了很多硬仗，牺牲了上百位将领。但是，后来国民党的部队大批投敌叛变。伪军哪来的？全是国民党的部队变的。现在想一想，可悲啊，抗战时期，在华北地区日军一个小队就能控制中国一个县。日本人的战斗力是强，但绝没有强到这种程度，就是靠大批的伪军、汉奸帮助他们奴役中国人，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过去的国民党军队，连汪精卫的汉奸政府也都是原来的国民党人组成。以上四点一比较，在老百姓看来，很清楚到底谁抗日表现好。
　　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泽东把农民问题看得很明白，中国革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军队也不过是农民穿了军装，谁能把农民这个最大多数的中国人争取过来，问题就基本解决了。那靠什么争取？肯定得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那就是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到了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地主、富农一同抗日，我们改变了原来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不同时期的政策都让农民由衷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利益，他们的子弟就得参加这个党领导的军队，不能参军的也踊跃支前，所以共产党的部队兵源源源不断，而国民党扩充兵源就只能靠抓壮丁。沂蒙老区曾经涌现过一位“沂蒙母亲”——王换于。她在抗战时期跟她家人一起为八路军的指挥员、烈士养孩子，最多同时养了20几个，大的不过七八岁，小的只有几个月。为了养红军的孩子，她自己的亲孙子、亲孙女先后就饿死了四个。这样的事今天说起来简直难以致信，但当年就真实发生了。设身处地从老太太角度想一想，因为八路军这些外乡人跑到那里打鬼子，解决老百姓的利益问题，八路军把命都送上了，留下的遗孤，能不给人家养好吗？如果养不好，良心上能过得去吗？在老太太看来就应该这么做。当年农民老百姓就是死心塌地支持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就有了取胜的力量之源。这一点蒋介石当年不是没看懂，但他做不到，因为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得向他们自己的阶级基础下手。1949年败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总结教训，才下决心在台湾进行土改。后来成功了，为什么在台湾能搞成？因为大陆去的国民党跟台湾的地主没有多少瓜葛，容易下手。
　　第三个方面，共产党实行高度的民主。当年，在根据地、解放区共产党实行了普选，一人一票。今天看来，当年的普选似乎不具备条件，那时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文盲，没法划选票。共产党就发明了投豆法，每个候选人背对着选民而坐，给老百姓发的选票就是黄豆粒，愿意投谁，就把豆子给谁。方式虽然原始，但没有人说它不民主的。而且当年共产党提出政权实行三三制，共产党人在政权里头只占1/3，另两个1/3一个是左派、一个是中间派。陕甘宁边区选出的党员超过了1/3，超出部分辞职，就保持1/3，这就跟国民党统治区，法西斯特务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个方面，共产党人高度廉洁。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一篇讲话当中，曾经自豪地讲，解放区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方面，国民党统治区全都有，而共产党这没有。国民党后来垮台跟他的腐败有直接关系。抗战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的威望一度很高，甚至可以说如日中天，但很快一落千丈。抗战胜利的时候，蒋介石派了一批接受大员到沦陷区去接收敌伪的资产，很快接收就变成了劫收。接收大员满脑子五子登科，根本不顾老百姓死活。连货币兑换政策都在严重地剥削人民。所以沦陷区老百姓传出了歌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到了1948年，蒋介石说过这样的气话：这么腐败的党早就该垮了。他当然不愿意国民党垮，他让他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反腐败、查老虎，结果一查，查到了孔祥熙的公子小姐。但宋美龄南京一个电话打过来，蒋经国也奈何不得，后来媒体就讽刺蒋经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到了解放战争的后期，蒋介石政权应该说已经被全国人民唾弃。毛泽东后来讲过，解放战争后来有两条站线：一条是战场上解放军跟国民党部队真刀真枪地干；再一条是国统区人民的反蒋爱国斗志。我举两个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的例子。朱自清先生是清华著名教授、爱国作家是在贫病交加当中去世的。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平价供应他们一些美国人援助的面粉，但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不吃。因为战后美国人为了对付苏联、扶持日本，对日本的一些战犯连审都没审就放出来了，中国人在感情上当然不能接受。朱自清先生在抗议信上签了名，他临去世前，交待家人，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人援助的面粉。他去世时，体重只生下了七十几斤，一个清华名教授落到了这番境地，更何况其他阶层的老百姓。再一个例子，1949年国民党逃台时，曾经大量地动员知识分子跟他们到台湾去，但最终多数人没去。194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选出了第一届院士，选了82个人。国民党垮台的时候，有两位已经去世了，9位留在了国外，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12个，剩下的全留在了大陆。这些人为什么不走？不是因为对共产党有多少好感，他们对共产党总体上不了解，甚至有人可能还受了国民党歪曲宣传的影响。他们留下来是因为对国民党太了解。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他们对这个党完全绝望了。当年有个知识分子就在自己的私人通信中就这样判断：共产党怎么样，不知道，要进一步了解。共产党也可能不好，但共产党再坏也不会坏过国民党。
　　以上四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国民党会垮台，而共产党为什么能取胜。今天我们通常所说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那绝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国民党往台湾逃的时候，把大陆积累多年的财富能带的都带走了，留给共产党的就是一副烂摊子：铁路没有一条完整通车的，很多公路中断了，一些重要的企业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发展生产……当年有人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说，共产党打仗很厉害，能打100分；统战也很厉害，能打到80分；但是搞经济，可能就是0分。这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像周恩来、陈云绝对是经济的行家里手，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共产党能够用正确的政策把各个方面阶层老百姓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大家一同收拾烂摊子，很快就收拾得井井有条。我觉得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做了努力。
　　一是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我们通常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打出来的，这当然没错，但从新政权建立过程来看，我们又得说执政地位是选出来的，老百姓授权符合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新政权的建立一般经过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军事管制委员会。解放一个地方，成立军管会，安定地方局势。第二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产生临时性政权。第三步条件进一步具备，选举产生正式的政权。老百姓认同了，使这个政权群众基础广泛深厚，特别是政权中党外人士极多。例如，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6个，党外人士3个；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4个，党外人士2个；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政务院的政务委员，政务院下属各部会的首长，党外人士基本占一半或者一半略少一点，这个政权真正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受到各方面群众的发自内心的拥护支持。
　　二是迅速恢复了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当年恢复经济，就是调动各个阶层的积极性。比如说，对农民，我们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给3亿多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7亿多亩土地，农民阶层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了。对工人，我们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广大工人真正成了主人翁。对民族工商业者、资本家，我们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刚解放的时候，这些人很惶恐，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下一步就该共他们的产了。所以天津刚解放，刘少奇去给他们开座谈会，安抚他们，说你们所谓的“剥削”在今天不光不是罪反而是功，有这样的“剥削”，政府有税收，老百姓有就业机会，这样的“剥削”越多越好。这些人的情绪安定下来了，而且在这之后，人民政府采取很多具体的措施帮助他们，比如提供订单，提供原料，提供流动资金，企业的产供销全都得到了保障。后来，很多人回忆那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就用这样的办法，到1952年底，就把经济恢复到了旧中国最高水平，也就是1936年的水平。国民党时期留下的通货膨胀问题很快也解决了，
　　三是在外交上荡涤了帝国主义污泥浊水。毛泽东还在西柏坡的时候就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其中有一条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怎么打扫呢？那就是旧的条约一概废除不承认，将我们失去的国家民族权益尽可能的收回。新中国成立前后，西方国家的一些所谓外交官，没有马上走，他们留下来等待、观望，包括美国的外交官。当年我们不把他们当外交官对待，因为外交官享有外交特权，但他们的政府与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我们只把他们当做普通侨民对待，要求他们遵守新政府的法律。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挑衅，结果被人民政府抓起来，这种事在旧中国是绝不可想象的。
　　我们对西方国家做得很彻底，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做得也很彻底。那时候，中苏之间有个遗留问题，那就是国民党时代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在条约当中，国民党政府把东北的一些权益给了苏联。例如，东北的铁路——中苏两国共有共用，旅顺口军港——苏联可以驻军，大连商港——苏联可以使用，国民党用这些换取了苏联政府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的承诺，所以当年苏联红军在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之后，撤走的时候，将东北的大城市都交给了国民党的部队，而没交给共产党。当年，中共中央就面对这些条约，这就是个考验：如果承认，那么爱国在老百姓眼里头似乎打了折扣；如果不承认，想改变又谈何容易呢。苏联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吗？况且那个时候我们正有求于苏联，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支持。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从1949年12月份开始，毛泽东就率团访苏，一直访问到1950年2月份。访一个新政府刚诞生，而最重要的领导人到国外访问了两个来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跟斯大林提出来要废除旧条约，订立新条约。斯大林一口回绝，说这是二次大战的产物，动了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苏联占着的北方四岛难道要还回去吗？毛泽东就被斯大林给晾到了一边，也没有关于他活动的新闻报道。过了一段时间，英国人传出了一个说法，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斯大林压力很大，派高层领导人问毛泽东想干什么，毛泽东说就是为了解决那些条约，如果不解决，他就不走，逼着斯大林不得不同意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废除了旧条约，重新订立新的条约。在新条约中，苏联承诺最迟不迟于1952年底，把东北的权益还给中国人，这一条在1954年兑现了，比预定时间晚两年。但晚这两年不是苏联人赖着不走，而是在我们看来，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在中国领土上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对美国人有威慑作用。1953年7月朝鲜停战，1954年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
　　这一段时间上，我们的外交努力及取得的成就就印证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四是在国防上我们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准备在发展海军、空军的基础上，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没想到我们的近邻朝鲜半岛发生内战，把我们给拖了进去。1950年6月，内战爆发，一开始北方打得很顺，北方的部队把南方的部队包围在釜山一带，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北方统一整个半岛应该是不困难的。但很快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成立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一登陆，来了个反包围，很快占领了平壤，又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金日成紧急求援，希望中国出兵援助，这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我们要出兵得同美国直接较量，打得过打不过，还有可能反而引火烧身，把仗引到国内来。但是不打，美国陈兵中朝边境，直接威胁东北工业基地的安全，而且还派兵进入台湾海峡，直接在台湾问题上干涉我们的内政，使台湾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后来毛泽东下了最后的决心，他说，打不赢全当做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政治局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一开始秘密出兵，几场仗就扭转战局，很快把战线重新推回到北纬38度线，此后打打谈谈、谈谈打打。1953年7月朝鲜停战，还是以北纬38度线划界。现在有人认为双方打了个平手，打之前三八线划界，打完了还是三八线划界。我觉得这对朝鲜、韩国可以这么说，但对中国就不是一回事，打之前战线在中朝边境，打完了才是三八线，我们打赢了，而且主要靠我们自己打赢的。那么这个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深远的，打出了军威、国威，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还打出了我们的和平安宁。当然这场战争我们也出了代价，志愿军伤亡36万多人，其中牺牲18万多人，在经济上我们也付出很多，主要是购买苏联的军火，后来苏联人逼债主要是这笔军火债。但即便是付出代价也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国防实力、装备水平大大提升。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不用讳言，我们犯过错误，甚至像文革那样严重的错误，但在犯错之后，老百姓依然支持这个党，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犯错的动机愿望是好的，是好心办的坏事，而不是诚心跟老百姓过不去。这个国家政权是毛泽东这代领导人缔造的，谁想把它搞垮呢？我们看一看建国后的几次主要失误，都是好心做坏事。
　　第一次是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战争严重扩大化。这是在整风过程中发生的。为什么要整风？因为党内有不正之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国内出了一些问题，有工人罢工，有学生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毛泽东等些领导人一调研发现是干部的问题，党内有不正之风，整下去才能密切干群关系。这一次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共产党人提意见。从五月上旬到六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好的，毛泽东也给予过肯定。但也确有极少数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接受的意见，他们表达了一种思潮：欢迎整风，如果真整风，就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叫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中央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意见，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做出反击是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我们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反击，严重扩大化。文革之后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左右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人被冤枉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包括前不久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反右派还是这样定性：反击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这样的结论明摆着就是要坚守基本制度的底线。在基本政治制度这个问题上，谁想改变，共产党都不会答应。所以这个失误有由来，而且不是从根上都错了。
　　第二个更加严重的失误是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的发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领导人太急了。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这代领导人都很急。当然急是有原因的，他们都经历过落后挨打的那段屈辱历史，建国之后又遭受西方国家包围封锁，5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又开始出问题。不可能不急啊，外债压力非常大。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不要说飞机，就连汽车、拖拉机、坦克全都不能造，只能造桌椅板凳，还能造茶碗茶壶，还冷却把麦子磨成面。如果要不迅速改变这个状况，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的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方法正确也不是不可以快一些，问题又在于第二点——没经验。我们对现代化工业没经验。当年我们过分看中钢产量的增长，指望在很短时间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一开始目标是15年，很快变成12年，接着又变成了10年，最后变成了2年就要超过英国。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先确定很高的钢产量指标，其他方面都得服从保障。最后，钢产量是上去了，但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破坏，再加上不少农村地区遭灾，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一度我国在经济上非常困难。这个错误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案例。当年，很多人真诚地参与了这个错误。后来邓小平讲过，“‘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错误是大家一起犯的。
　　第三个严重失误是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就更复杂一些。这些年有人用权利斗争说来解释文革的发生原因，说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之间政权夺利的结果。因为毛泽东也不掩饰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但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是表面的现象，但如果仅仅用这个解释文革有几个重要问题是解释不清楚的。比如，毛泽东发动文革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或者还有彭真，为什么还打倒那么一大批老干部？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为什么文革还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在文革后期又讲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要再来一次？全都讲不通。另外，我们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是非常欣赏刘少奇、邓小平的，把这两位当接班人对待。他对这两位领导人不满是从1962年开始，不满原因主要是所谓“三自一包”。
　　“包”指的是包产到户，安徽这个时候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了解情况的领导人纷纷支持，刘少奇就提出应该在全国推开；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讲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讲这个问题；陈云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他讲的时候毛泽东只是听，不表态，第二天传出话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误。还有一个领导人更积极，那就是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他除了给中央写报告建议推广之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五个单位做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势，而不是单干。毛泽东后来对邓子恢最不满意，指名道姓地说他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毛泽东对所谓“单干风”批得最厉害。他说，党内现在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这就成了阶级斗争了。
　　“三自”：一是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的好，有的地方为了克服困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增加自留地的面积。二是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炼钢铁那样强调政治帐、经济帐似乎可算可不算。三是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
　　这所谓“三自一包”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主张，但在毛泽东眼里就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自然这些人就成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就得打倒他们、夺他们的权，文革就这么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有分歧，但绝不是什么权利之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当然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所谓“三自一包”不是什么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的判断发生了问题。那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跟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毛泽东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可以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方面是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我给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今天我们把这些当成了苏联模式的特征，而当年毛泽东是把它当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拿着这几条来衡量所谓“三自一包”，肯定是修正主义，来衡量赫鲁晓夫、铁托那更是修正主义，把反修防修标准搞错了。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他特别强调三点：一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他甚至带头降自己的工资。毛泽东曾经的工资是500多块钱，后来降到了400多块钱。二是政治上完全平等。干部得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下连当兵。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没有工资，也没军衔，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建国后评定工资标准、定军衔，有些人闹待遇，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后来取消了军衔制。三是精神上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毛泽东都非常关注，担心搞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得革命，就是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两个基本方面合起来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就想通过文革来实现他理想当中的新社会。
　　而他推行的三个方面理想必然有阻力。毛泽东对干部先是教育，教育半天认为老干部变修了，干脆打倒，弄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后来他发现王洪文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王洪文失望了。他对农民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间，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是想着多养几只鸡，多下点鸡蛋，集市上卖掉买点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了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生产主义，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限制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他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不光没实现反而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了。毛泽东到晚年意识到了这点，陷入了极大的苦闷失落之中。
　　1975年他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对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效果，但没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自己是文革打倒的对象，所谓桃花源中人。邓小平拒绝的背后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别说七分、五分了，就是一分他都不愿意。后来邓小平说的很明白，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是有个性的，但因为个性，他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而毛泽东就更加失落了。他也知道，包括江青在内，文革中起来的这些造反派不得人心，他几次批评江青，告诫她要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搞好团结，但不见效。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叫做《难忘的战斗》。当看到剧中自发欢迎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他放声大哭，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理想中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有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的理想跟现实巨大的反差使他伤感，但已经无力回天了。
　　我赞同《决议》的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这些问题当然要解决。但要靠加强对权利的监督，而毛泽东当年看中的是大批的打倒换人，而新换上来的一批人时间久了，如果监督跟不上，照样会腐败。这个教训是惨痛的，但他的愿望是好的。这几个大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二个方面是犯错期间也有重要成绩。这段路走得很曲折、很艰难，但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奠定了什么基础？一个是制度之基，根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这个时期建的；再一个是奠定了物质技术之基，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这个基础起码可以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体系，因为中国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军事工业。在毛泽东有生之年这样的体系建起来了，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比较合理。二是“两弹一星”的突破。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爆炸成功了。这绝对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可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三是培养了一批人才。四是在外交上取得成绩。最突出的就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得到改善。从朝鲜战争开始，中美两国激烈对抗，一直对抗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时，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那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就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期，导演了一个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一个大球。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中国建交的情况下来访问，这对美国总统而言，绝对是极其罕见，这件事震惊世界，其他西方大国纷纷同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得到改变了。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否则开放就无从谈起。另外，这个时期，我们党和人民还表现出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民族精神，这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像焦裕禄、雷锋、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等。这一代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强盛，做出了自己最大努力，甚至有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对他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们不给予积极的肯定，一方面违背历史的真实，另外一方面对他们也不公道，所以对成就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三个方面是我们总结了犯错的教训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一批共产党人不回避错误、正视错误，深入地总结犯错的经验教训。1981年的《决议》就是总结的产物。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过两次，这个特殊经历使他对文革教训中的思考比任何人都多、都深。他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特别爱谈历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常能找到他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上是这段犯错误的历史，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谈历史的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经过深入的总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地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子，这就说明文革的错误没有白犯，代价也没有白付。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综合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老百姓还支持这个党，中国老百姓是宽厚的、宽容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宽容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党不可能永远不犯错，关键在于犯了错误怎么办？是掩饰错误，还是正视错误，是总结教训以后做得更好，还是以后照样犯错误，甚至犯的更严重。中国共产党做得这一切，我想老百姓就能够理解、能够谅解，老百姓就能够支持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改革开放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能在短短三十多年领导中国实现如此的剧变，取得人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奇迹。这背后肯定有原因，最重要的靠以下三条。
　　第一,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就可以说成是思想解放史，我们每一个重大改革决策的出台都是以思想解放做先导，改革又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我们解放思想解放出了什么结果？那就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跟若干年以前大不相同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有发展的巨大成就。我们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思想障碍，今天想来都是不可思议的。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单有公有制，而今天公有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单一计划经济，而今天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就必须单一按劳分配，而今天除了按劳分配还有按生产要素分配；过去单一农业集体经营就得人民公社、大锅饭，而今天早就实行了联产承包。这些在过去肯定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思想解放确实对我们起了极大的作用。
　　反过来我们看垮台的原苏东政党就是这方面出了问题。2006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在保加利亚期间，原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社会党的主席利洛夫谈到他们所理解的“苏东教训”时，指出第一条就是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表面上看苏东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很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僵化地坚持、教条地支持，坚持的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说得那套东西。当年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但在后来就和现实对不上号了。比如说，当年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工人阶级不仅有相对平等化还有绝对平等化，工人阶级也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利。说得对不对？肯定对，当年就这样的。但二次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了，覆盖面很广，保障水平很高，社会矛盾明显缓解。工人阶级也有了民主选举的权利。马克思描述了他设想中的社会主义，而且设想社会主义革命要发生在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全部发生到落后国家，特别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哪个国家也没有马克思设想的基础那么好。所以，如果二次大战之后共产党人不根据新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发展，还是拿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去宣传，在受众们看来是对不上号了。一个理论连现实都解释不了，从何说起指导实践。如果说有作用，那就是副作用，说到最后连理论工作者自己都不信，所以在今天的东欧地区马克思主义惨得很。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有生机活力。
　　今天，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本源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要坚持最重要的东西：一是世界观方法论；二是根本的价值观，我们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完全平等，这当然不能放弃，放弃了就不是共产党了；三是根本的政治立场，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如果放弃了这一点，那非垮台不可。这些东西是我们坚持的，而且以后也会坚持。但马克思主义当年很多具体的论述，因为国情、现在的时代特征等原因，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我们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而十七大讲得很明白，最新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用的，绝没有过时。
　　第二，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邓小平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是从改革的深刻程度、影响的巨大程度的角度来讲的，它是革命性的变革。
　　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改革的影子。第一个例子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改革之前，中国很多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1978年，全国有2亿5千多万农民处于贫困，占当时10亿人口的1/4，贫困的含义就是温饱问题没解决。那是因为人民公社的体制，大家出工不出力。但从70年代末开始，我们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地承包给每家每户去种，就这一条根本地改变了农村面貌。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农机、农药、化肥短时间内可以说没有任何改变，但农民的积极性空前调动起来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城镇居民也得到了丰富的农副产品供应。当年，全国人民都得到了这场改革的好处。
　　第二个例子是市场经济。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我们长期搞计划经济，在理论上，计划经济很美妙，有计划、按比例，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在现实中，计划经济也有优越性，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种优越性只有在经济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容易做到，比如说建国初。一旦经济规模变大了之后，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指望一个国家计委把全国经济计划得完全合理，谁有这个本事呢？大跃进突出问题在于高指标是计划出来的，跟市场一点关系没有。而且更长的时间内、更大的范围内，计划经济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弊端，那就是缺乏活力，政府给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规格、型号规定得死死的，原料由政府提供，流动资金也由政府提供，产品收走，企业一点自主权没有，那就不会有积极性，干得怎么样就是那几十块钱，奖金一分钱没有。还有，理论上说如果国家下达了计划真是合比例的，企业如果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那是什么行为？在我看来，那是破坏了原有的比例关系，恐怕不应该受表彰，要受到惩罚才对。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过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是商品严重短缺，什么都要靠票、靠证。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由市场配置资源，不同利益主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使出浑身解数，活力、压力、动力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第三，开放带来了大量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我们合在一块儿说，改革在前，开放在后，但我觉得从实际进程来看，应该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开放促改革，反过来改革也促开放。
　　为什么1978年能开始改革开放？除了刚才说的邓小平等领导人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外，一个直接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人出访后意识到我们落伍了。1978年，不少领导人出访，出访的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受到震撼。文革中，我们过得很苦，但曾经还自我感觉不错，一出去发现不是那么回事。1978年5月谷牧副总理出访西欧五国后，向政治局汇报他看到的西方国家的发达状况，在1978年6月的那次会议上，领导层就向发达国家学习形成了初步的共识。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五六个国家，其中日本、新加波对他影响最大。邓小平后来说过，长期封闭半封闭使人愚昧无知，我们要改革要开放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死路一条。
　　这种认识是刻骨铭心的。这样的认识就在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变成了整个领导层的共识，并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一是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真正要搞建设再不能折腾了；二是改革开放要改革僵化体制，要学发达国家先进的东西；三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文革一定不能再搞了。就这几项决策，我们足可以说三中全会是伟大的转折。三十多年前，谁能想得到那次全会会对国家对我们每个个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剧变就从那时候开始。之后，我们开放领域越来越宽，开放程度越来越深。通过开放，我们引进了外国的资金，学到了外国的技术，占据了份额很大的国际市场，也买来了大量的资源、能源，还学到了市场经济、公务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更不用说股票、基金等等。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应对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挑战
　　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是很多的，正在全力应对的挑战起码可以说出四个。
　　第一个是科学发展的挑战。经过多年的超高速发展，我们意识到发展遇到了困难、阻力、压力和瓶颈，一个是资源、能源的压力，一个是环境的压力，所以中央提出来科学发展观。这几年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体现得很全面、很充分，但现在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还是很多，这说明转变发展方式实在不是那么容易，也可以说这是个革命性的变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应对这样的挑战，还是一个长期任务，绝对不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路还远得很啊。
　　第二个是社会和谐的挑战，当前，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在我看来，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空前多元化。现在新阶层不断产生。同一个阶层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都差不多，共同语言比较多，与别的阶层有时候就谈不到一起去，那就容易产生矛盾。今天的各种矛盾都可以从这儿找着根源，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具体的利益有着太多的不一致。例如，在征地拆迁时，农民希望补偿多一点，但开发商谁愿意多给呢，你多了我就少了。在农产品价格上，有人算过一笔账，我国一年能产一万多亿斤粮食，如果一斤粮食的收购价涨一毛钱，这对农民绝不是个小数，但农产品涨价对城镇低收入居民意味着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涨价很快，领导层的压力极大。这些例子都说明矛盾几乎都是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引发的。所以温家宝用做蛋糕、分蛋糕打比方，他认为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今天很多矛盾其实就是在分蛋糕过程中分出来的，我们的蛋糕已经做得不小了。各阶层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30多年前好多了，但大家得到的不一样多啊。所以，如果说科学发展观解决的主要是发展问题，而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的主要是分配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对于执政党而言，绝对又是非常重要的。蛋糕做得再大，如果分得不好，照样会出大问题。
　　第三个是和平发展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人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不厌其烦地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这就是因为国际社会有人对中国的发展心态失衡，他们造出了中国威胁论。军事上的威胁论说，中国军费不透明，增长又太快。经济上的威胁论说，中国吸引那么多外资，进口那么多的资源能源，占据了那么大份额国际市场，排放了那么多的污染，有人就拿着碳排放、拿着人民币汇率来对付我们。最近几年，有人制造中国人价值观的威胁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威胁到了西方人的价值观。有些西方专家看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学西方的民主没学出好结果。泰国红衫军闹完了，黄衫军闹，没完没了；菲律宾发生劫持香港人质事件。这两个国家在亚洲国家里是学美国民主学得比较早、也学得比较像的，但就学出了这样的结果。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而非洲国家就学得更差了，大多数内耗不断，甚至动荡不已，所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该学中国。这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了。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们做出一些对我们不友好的事情，包括奥运火炬传递在某些国家的遭遇。不管嘴里说得是什么，但骨子里头不难看得出，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以，这些年我们努力地跟人讲三个方面的道理：一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发展，跟当年日本、德国不一样，他们要掠夺，我们哪用得着，公平贸易就够了。中国产品价廉物美，你愿意买；中国投资环境好，有钱赚，你愿意来，谁能强迫你啊？二是中国自身问题很多很难，我们没有能力威胁别人。我国经济总量不小，但人均很可怜，任何一方面问题只要考虑到人口因素就难得不得了，我们有能耐威胁谁？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和谐，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郑和下西洋，国力那么强盛，也没占别人一寸土地；反过来，哥伦布、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导致的是殖民战争、对土著居民的杀戮、黑奴贸易。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讲了有两个说服力的例子。一个是欧洲白人往其他大陆移民移了六千多万人，往澳洲、非洲、美洲包括亚洲。只要出国就容易发现，白人的生存环境比中国人强多了，中国人将来再有钱，这一方面永远比不了人家。再一个是英国人曾经占据了相当于自己本土面积220多倍别人的土地，当年号称“日不落帝国”。到底是谁威胁谁？现在认同和平发展道理的国际社会成员开始多起来，但真正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空间，真正营造一个和谐世界，绝不那么容易。
　　第四个是执政党建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拥有近八千万党员，管好这个党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总体上管得好，这个党有战斗力，有凝聚力，有生机活力。如果党不行了，中国绝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但我们又得承认党有不少毛病，比如说，有些基层党组织、有的党员先进性体现的不够。比如说，有的干部特别是有些基层干部，执政能力不强，甚至不断地干一些蠢事。还比如，党内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很严重。尽管腐败分子数量不多，但负面影响很大。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时间久了，绝对会出大问题。所以，怎么样把执政党建设好，那也是一个长时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能力应对这四个挑战？我认为有能力。我的信心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我对过去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在90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那些当年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一件一件地干成了。二是来自于我对党的大政方针的了解。挑战虽然很困难，但应对每一个挑战，我们都有了应对之策。现在就是具体化的问题，就是贯彻落实的问题，就是体制变成体制机制的问题。三是来自于我对党的领导人到各级领导骨干能力素质的了解。干部素质越来越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有比较好的专业素质，眼界开阔、不僵化、不保守，而且绝大多数人是有责任感的。四是来自于我对党心民意的了解。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素质大大提高了，大家都希望党好，希望国家好，这种情况对我们的领导人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迫使领导集体竭尽全力把党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所以，我们有理由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同时，我们还得多几分忧患意识、多几分责任感。作者：谢春涛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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