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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有关政治建设的新论述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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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绍兴老秘
时间:
2011-12-7 12:27
标题:
有关政治建设的新论述新观点
应将共同富裕提上议事日程
宋福范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0期“卷首语”中指出：共同富裕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之一。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概括中，明确地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逐渐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腐败问题突出的情况。我们记忆犹新，邓小平1993年9月对我国发展思路进行了反思，对中国下一步发展给予了重要提醒。他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他特别强调了共同富裕问题，认为，“分配问题大得很”，收入差距问题不解决，“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站在时代高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重要思想看做是邓小平在中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后，对共同富裕在我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认识的重要深化。概括起来说，就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把解决共同富裕摆上发展的议事日程。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深刻印证了邓小平的预见。实践表明，能否解决好共同富裕问题，确实是一个与经济发展问题一样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如邓小平所指出：
从更深的层次讲，共同富裕与当下我国的发展思路的落实息息相关。就共同富裕与我国确立的科学发展主题的关系来看，科学发展，就是适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共同富裕涉及的就是分好“蛋糕”的问题，不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就共同富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的关系来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中，从依靠外需向依靠内需的转变，离开共同富裕的落实就是一句空话。就共同富裕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来看，实现共同富裕应成为判断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标准，离开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不仅方向就是错误的，而且也难以进行下去。就共同富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来看，保障改善民生实质就是落实共同富裕。解决了老百姓“有钱花”和“敢花钱”的问题，共同富裕才会有好的起点。（李摘）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巨大警示
持续三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目前已经蔓延至全美各地，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最近警告，由于高失业率，美国可能出现“街头骚乱”。
表面上是美国当前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促使民众走向街头示威**，而其背后有着众多深层次原因。一是美国长期以来的贫富悬殊并且呈现加剧之势。包括工会、社会团体、大学生和失业者在内的**者自称代表99％的社会民众，受到控制着美国财富40％的最富有的1％的人剥削。他们称要和1％的所谓精英阶层对话。二是虽然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但华尔街金融大佬们没有丝毫反省，照样捞着拿着离奇畸高薪酬，欺诈性操作、隐性收费和无人能懂的衍生性产品交易有增无减。一边是美国民众没有工作做，生活质量下降，另一边却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的金融大佬们逍遥法外并且照样花天酒地、奢侈享受。
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痼疾，美国也概莫能外。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一手造就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大佬们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贪婪本性变本加厉。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总统的小布什曾经痛下决心遏制华尔街的不轨行为，遏制莫名其妙的金融衍生品，重建世界金融秩序、强化全球金融监管。奥巴马上任后先后出台了旨在保护消费者的金融法案，但却困难重重，受到指责和刁难。实质上，美国已经演变成华尔街和普通消费者、富人和普通百姓的角力。背后当然是美国的政治争斗。
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发话了，他指出，美国民众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遭受重大损失，但至今金融行业仍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抗议运动表达了美国人民对金融系统的不满。奥巴马借机将矛头指向共和党人，指责国会共和党人过去一年一直阻挠该法案的实施，甚至希望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缺乏监管的时期，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甚至表示要废除该法案，而这些都不是美国人民所期待的。奥巴马态度温和、暗示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并把其当做反击共和党的一张牌，着实让人感到小小意外。
无论如何，“占领华尔街运动”都给世界各国以巨大警示，特别是在西亚北非国家政治动荡加剧之时。首先，必须遏制贫富悬殊扩大的趋势。这对于亚洲新兴市场体国家是非常现实的警示。特别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决不能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路子，否则，一定会出大乱子。其次，对于金融业的监管一定要跟上。管好货币投放、防止通胀；管好汇率，防止热钱入侵；管好金融秩序，防止过度投机炒作和高利贷蔓延。特别是管好金融高管们的薪酬。目前，除了外资金融企业外，在中国境内基本没有私营金融机构。如果金融高管们的薪酬长期无充足理由畸高，必将引发比美国更大的民众不满情绪，因为，美国金融企业都是私营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少给其他国家这两点巨大警示!
（邓摘自《国际财经时报》2011年10月12日 余丰慧／文）
硬发展没道理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明确提出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发展是硬道理”等战略思想，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给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也给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以极大的推动。因为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GDP甚至破天荒地位居世界第二……。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已成为当今中国的共识，无庸置疑！
“发展是硬道理”，造福的是中国人。早在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强调，要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好”字当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质量比速度重要、效益比速度重要、安全也比速度重要。确保了质量、效益和安全，速度才有价值。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深刻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我们必须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象地说，我们既要高楼大厦，也要蓝天白云。
“硬发展”没道理，祸害的是老百姓。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两类没道理的“硬发展”：第一类是不从实际出发，不顾资源、环境约束，不顾子孙后代利益，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的发展，是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折腾，是极其没道理、非常危险的；第二类是虽然符合长远利益，但损害群众眼前利益，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硬顶着群众呼声上马的发展，表面看做到了发展为了人民，实际却没做到发展依靠人民。这样的发展，也是没道理，至少是事倍功半的。
（汤摘自《发展》2011年第9期 张宇/文）
避免困局中经济“硬着陆”
目前，国际社会对财政整顿效果的呼唤愈发强烈，认为不能一味让财政成为“兵来将挡”的“将”和“水来土掩”的“土”，否则，不但财政不能持续，还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成为下一轮经济危机之源。
我国也应该“顺势而为”，在世界范围内“财政整顿”的洪流中，努力消除经济运行中业已存在的财政威胁。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发展势头尚好的时期，更不能忽视隐藏在基本面下的风险因素。只有把握时机消除“隐患”，才能保证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不会走向“硬着陆”。
一、把热钱储备起来
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滞胀”困局中，关键是控制外溢性资本流入。
在控制外溢性资本流入方面，可以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将大量涌入的外部资本储备起来，运用不同的管理办法和投资渠道，一部分用于投资，扩大财富，在危机后用来救市，另一部分则专门用于社会保障，缓解收入分配的压力，为老龄化危机作储备。
在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恰好可以充当这样一个“蓄水池”，应该趁现在大量热钱流入的机会，增强主权财富基金的力量。但要明确的是，应该改换我国主权财富基金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标，还原其本来的作用——稳定和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的作用，当前更可充分发挥冲消市场过剩流动性的作用。
二、控制国债安全性
在“通货膨胀—债务危机—财政整顿”困局中，关键是如何控制债务发行规模和国债投资的安全性。在这方面，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对中央和地方的债务状况做全面清查和评估，尤其是地方债务的规模和性质，测算我国的最优债务规模，确定风险预警线，并将执行情况与财政补贴和奖励挂钩，形成强力约束。
第二，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严格担保条件，确保债务人不发生债务违约。允许条件成熟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将隐性债务显性化，与此同时做好监管、社会执行、招标细则、绩效标准、惩罚规定等工作。否则，新老制度混杂，只会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第三，在保持一定债务水平的基础上，对私人部门债务进行有效管理，防止从私人债务风险到政府债务风险，再到主权债务风险的一系列转化。
第四，对他国国债投资要反复论证风险，并保持投资的流动性。在投资方向多元化的基础上，将外汇储备用于养老保障等长期债务。
第五，如果将国债投资予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则要建立国债投资项目的质量保证体系，完善国债投资项目管理的法律法规。
第六，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健全地方税制，确立地方主体税种，使地方拥有稳定的财源。进一步加强对“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的管理，防范地方债务风险转化到中央财政。
（汤摘自《社会科学报》2011.10.13 闫坤，于树一/文）
地方政府性债务产生的深层原因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形成原因复杂，分税制带来的财权事权不对称、不受约束的地方投资冲动、地方政府缺乏正规融资渠道等问题，都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
（一）现行财税体制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
1994年我国建立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直接结果是财权进一步向中央政府集中，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力相对减少。而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
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也没有充分发挥均等化功能，虽然中央政府近年来不断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力度，但是均衡性转移支付比例不高，大量采用的是专项转移支付，存在资金分配方法不科学、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大量挤占挪用等问题。有限的财政收入和巨大的支出需求相比矛盾突出，地方政府不得不靠举债度日。
（二）现行投融资体制导致的政府投资冲动
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融资体制虽然已经打破，但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政府投融资体制还未完全建立。地方政府投资范围仍然过宽，不仅大量涵盖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在赢利性和竞争性领域也没有完全退出，一些地方在保运转的“吃饭财政”下，仍然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领域投资。而且融资主体分散，管理薄弱，决策主体、偿还主体和责任主体并不统一，偿债意识也很淡薄。由于政府投融资体制的上述缺陷，形成了大量低效或无效投资，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超前建设，依靠投资项目本身收益根本无法还款，形成巨额地方政府性债务。
（三）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导致的考核弊端
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越位”与“缺位”问题并存，考核弊端突出。由于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的不科学、不健全，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直接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扩大。政府官员将个人政治前途放在首位，为了应付上级考核和显示工作业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有限的任期内捞取政治资本，超越地方现有财力和经济实力，大规模上马建设项目，盲目追求GDP高增长，不惜举债融资，使得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不断增大，同时千方百计隐瞒债务，债务风险不断加剧。
（四）现行预算管理体制导致的预算软约束
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举债，上级政府并不对下级政府举债承担责任。但是，地方政府知道一旦地方财政破产，上级政府决不可能不管，软约束的预算管理体制必然促使上级政府全力救助下级政府。同样，如果在赋予决策者以决策权力的同时，不明确与履行该职责相对称的责任义务，那么就会形成决策在预算上的软约束，导致决策者在决策时，难以控制扩张的冲动，举债规模过度增加，在无法归还债务时，把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的最终救助上。
（汤摘自《财政研究》2011年第9期 黄国侨，徐永胜/文）
中国汇率改革缺少的是什么？
关于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论调在西方一直占据一定市场，这对我国人民币的待遇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回想长达6年的中国汇率改革过程，值得思考的是，汇改是为了什么?改变了什么?配套对策是什么?
中国当年的汇改改了一个价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0％；同时改了一个汇率制度的框架，即将单一盯住美元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机制。然而，汇改时过6年，至今无论政府、市场或企业乃至投资者尚无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感觉和实际内容执行力，既没有权重配置，更没有政策指引，投资者一直直面单一盯住美元汇率，这是我们汇改的重大败笔。
中国的汇率改革缺少的是什么呢?人民币预期高涨的这种预期心理和舆论炒作，刺激并扭曲着我们的发展规律和市场配置，市场基础条件不足甚至跨越式的发展，使得我们的汇率改革缺少根基、缺少效率、缺少专业、缺少经验，尤其是缺少战略。
再论证利率，至今利率市场化遥遥无期，汇率市场化是一纸空文，制度诉求和目标始终没能实现。
中国的金融改革过于注重形式的国际接轨，严重忽略精神、文化、专业、技术和品质的对接，进而形似神不似的面子工程使我们的经济利益和金融利润受损，并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和长远的发展。如今，汇率已经是一个关键因素和核心原因，直接连接价格、制度、规矩、规范和经验多角度的冲击。
结合当今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性，我国汇率制度的健全十分紧迫，我国汇率单边升值的预期消除十分紧迫，我国汇率把握的专业素质和基础技术提高十分紧迫。全球经济焦点集中于金融，国际金融焦点集中于汇率。我国目前的汇率观念是有些文化偏颇、经济极端以及金融简单的表现和论点，也是西方透彻于我们的追求和偏好的针对战略和策略。西方对我国实施的捧杀战略是我们自己反思和警醒的关键所在。为此，建议从三个层面抓紧汇率改革的配套对策：
第一个，短期对策的紧迫性在于打消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我们应该用有效手段形成全民的抵制和批判人民币升值论，扭转人民币升值只讲好处不讲坏处的偏颇，形成人民币汇率自主主见，尤其是经济基础的实际需要，推进我国汇率改革的良性规律把握和有效制度建设环境。
第二个，短期政策的迫切性在于加快健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内容：我国决策监管机构应尽快设计和规划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模式和权重，使人民币价格参数有参照指标可把握。我们应该用市场配置减少单一盯住美元因素，多元化组合将有利于我们的效率和避险。
第三个，短期措施的务实性在于加强人民币汇率专业化和技术性的教育和普及：我国应重视铺垫和开辟市场多元化理念、技术和舆论。尤其还应加强教育和普及金融技术和知识，媒体和政府应该强调和强化金融专业的服务，使我们物质生活提高之后的文化和知识生活得到提高，用金融促进和刺激国民素质，反过来对于金融专业行业的推动也将更具有实际意义。
（汤摘自《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2日 谭雅玲/文）
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吃不开”
中国的企业虽然不少，但多是“四不像”的企业，既不是现代企业，也不是传统企业。虽然现代企业制度已经体现在中国的一系列公司法、公司章程里了，但真正落实到企业行为和个人自觉还是有相当距离的。企业行为很少有一个规范，很难具有必要的稳定性、持久性、规范性和专业性，其兴亡的随机性、投机性、冒险性很强。
那么，如何衡量中国企业的现代化指数。为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笔者特意设计了一套测试现代企业制度的三分法，即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被概括为诚信、法制和专业三部分：
一是诚信：体现在陈述、邀约上是否精准、客观、具有说服力；在受邀时、答复时是否表现得果断、高效，与企业宗旨一致；在产品和服务信誉方面是否体现品质、素养，品牌的意识如何；在社会信誉方面是否体现一定的公平、公正、公开，具有一种高度的自觉和责任；在各种复杂的环境里，是否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相应的行动能力。
二是法制：在邀约前是否体现客观性、准确性、完整性；所签合约是否体现责权利的对称，以及为保证合同有效性，是否采取了强有力的约束条件和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具有信息传递机制、检查机制、刹车机制以及必要的担保机制、风险防范机制；企业行为、企业员工领导行为、法制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协调性，既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效果，又能相互融合，相互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法制化水平，企业管理的法制化，市场开拓的法制化水平，以及二者的配合度。
三是专业：内部分工与协作的规范问题，企业内部的等级问题，员工间的协作问题，企业和员工在行业的信誉度、专业水准，个人行为与企业行为之间分寸拿捏的职业化、专业化问题。
以上每部分5点各6分，凭直觉打高、中、低，凡打“中”及以上都可得6分。以上测评分自评、他评。他评总分为90分，自评分为10分；两权重相加。满分100分。以上数据的简单算术平均数即为该企业的现代化指数。最后得分为50分以下的属于传统型企业，50分-70分内属于转型企业，70分以上基本为现代企业。
我们发现，当前更多中国企业不是朝现代企业制度更靠近，而是远离了，尤其是从2009年以来，偏离程度是明显的。尽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现代企业意识整体上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最大的却不是民营企业、个体户，最快的依次是三资企业、国有企业，上升最好的是集体企业。
重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企业练好内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克服当前金融危机的紧逼形势，都是有针对性的、有效果的。现在应该是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宣传，提升企业素质和水平的难得时机。
（汤摘自《环球时报》2011.10.15 郭生祥/文）
当前中国海外经济安全形势剖析
一、国家主导的竞争日益激烈，世界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按照常理讲，企业相互之间应该是竞争关系，政府应该是为经济合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的，但是今天的现象恰恰相反。企业在努力谋求一种合作，认为全球化是有利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却在加剧，部分国家甚至认为全球化是导致被动的动因。这种错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从经济的角度讲，经济全球化可以优化配置资源，但是从这些国家利益的角度讲，他们在算计得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夹杂着大国竞争的一些意识的话，有可能导致很多出台的政策都会偏离正确的科学方法。
二、经济利益是当前大国竞争的首要考虑
经济安全长期以来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大国博弈明显上升，而其中更多的竞争则体现在经济领域，其背后实质是经济安全的隐忧。欧美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都把经济安全、经济利益当作核心利益来对待，甚至不惜甘冒战争的风险来应对。
世界经济竞争形势的变化，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加强保护我们国家的经济利益。当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冲击或损害时，应该大胆提出我们的主张和反驳意见，思考哪些重要的经济利益应作为核心利益来处理?
三、当前我国的贸易和产业安全
当前的产业布局现状是：外资企业基本占据了产业链中高端，国有企业、大企业主要占据着机电设备和大型设备制造行业，民营企业基本占据了轻纺和日用品的生产领域。这一产业布局现状从经济安全角度分析存在一定隐患，因为关键的核心技术没在我们手里，技术的创新能力较弱。这是十分被动的。另外，尽管我国的贸易规模很大，市场占有率很高，但是其中的价值创造部分还是比较低的。
四、采取有效措施办好自己的事是当务之急
第一，要坚决贯彻“十二五”规划，转变发展方式动作要快，而且要实。
第二，要把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放在突出位置。我们现在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无论如何还是要加快速度，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整个工业化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问题。同时也可抓住国际市场不景气之机，扩大先进设备进口，给企业提供先进设备进口的便利或者是减税优惠，谁提前折旧设备给谁贴息贷款。
第三，要大力拓展海外的发展空间。各种方式的海外投资要齐头并进，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要对海外投资、收购和兼并提供适当的支持。海外的物流和营销网点至关重要，中国如能产生一批跨国公司，在海外有它的布点，那才是中国影响力的真正体现。国家应支持企业加强海外投资培训，提供信息服务，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谁有条件谁上，让谁先上。
最后一点在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关键是国际化的人才问题。中国缺少具有战略眼光的国际化人才，缺少国际交往中能够胜任的人才。能在国际场合形成强有力的话语权，不是看你发言的机会，而是看你发言的水平，能把你的理念讲透、讲得大家能信服，这才叫话语权。这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加快培养形成一批适合国际竞争环境且具有战略眼光的国际型人才。
（汤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10期 霍建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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