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衰退的狂潮中，中国经济无疑保持了一支独秀，但近9%的增速仍然无法掩盖高企的通胀（6%左右）以及增速减缓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紧缩性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通胀，但并未见实质性效果，同时银根紧缩也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日趋艰难，失业率上升；近期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导致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下降，尽管前段时间美国做空“中国概念”、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等呼声加之预期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导致7月份出现了热钱外流迹象，但预期人民币持续以较快速度升值的热钱，瞄准双重利润（银行利息和汇差）未来几个月又可能会返流冲击国内通胀水平上升；另外，针对美债危机、美国国内消费信心指数和楼市持续下跌、ISM制造业PMI（8月50.6；7月50.9）指数持续下滑的局面，束手无策的伯南克迟早都会推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而这又将增大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种种迹象表明，通胀压力将会贯穿本年度的始终。
那么，作为抑制通胀、稳定经济的对策，必须要厘清是由于外部大环境整体衰退造成的国内经济不振？还是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速减缓？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把握病脉和病根的情况下，对症下药，才会减小病痛带来的折磨并彻底治愈。
目前，国内经济与2008年金融海啸时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当下，尽管汇丰中国公布的出口新订单指数连续四个月下滑，但内需的预期反弹仍然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而在2008年前的中国，驱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几乎只有一架马力十足，即多年来高速增长的出口型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和巨额外汇。但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一溃千里，各出口型经济体大受影响，甚至一蹶不振。于是中国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不仅提振了国内经济，且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效果。紧接着，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加息等一系列货币紧缩政策，尽管某种程度上抑制了通胀，但也使得出口持续回落，失业率增加，减缓了经济增速。尽管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出现硬着陆的情况，但在世界大环境疲软的影响下，通过提升国民整体收入水平，减小贫富差距，以刺激内需增长，并保持适度的投资，才能进一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在内需增长方面，个人观点不认同“产能过剩、供给过剩”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在热钱和社会游资涌动的行业内，不是由于产能和供给过剩才造成价格急剧上涨，而是短期内大量资金涌入，产能和供给不足造成的，同时政府的调控措施又不能在短期内造成某一行业的产能急剧扩升。而那些盈利不足，真正产能过剩的行业（大众性周期性产品）又少资金问津，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表面上很多行业存在产能和供给过剩导致需求不足，实际上却是经济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背离。个人也不同意“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政府主义）以及完全的政府调控（大政府主义）”的说法，从历史经验来看，完全的市场经济和彻底的大政府主义虽然在短期经济周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期经济周期来看，最终导致经济面产生背离，甚至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因此，个人以为在任何一个经济周期内，通过一揽子货币和财政政策，保持三架马车的平衡性，而非在发现当某些经济面出现背离时短期内采用猛药，收之东隅，失之桑榆，才能实现铁三角式的稳健性、持续性经济增长。
当前，中央政府所采取的紧缩政策和近期持续较快的人民币升值策略，虽能抑制通胀回落，但如果短期内出口大幅下跌，跌幅超过3-5%，而内需反弹又达不到到预期的话，中国经济极有可能出现硬着陆的局面。同时，如上所述，伯南克在没有其他刺激经济复苏的底牌，迟早会推出QE3的情况下，持续性较快的人民币升值也不可能很好地对抗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导致输入性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大，而在QE1（2009年3月—2010年第一季度）和QE2（2010年11月初—2011年6月底）效果不大的前提下，QE3也不太可能使得全球经济彻底走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因此，短期内通过紧缩和人民币升值对抗国内国外的通胀压力，长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个人以为,即便是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内同样可以低、中、高端同时并存，只是要做比例调整，中低端产业50%，高端产业50%)来提振内需，将是重中之重。同时，投资方面，不应只在基础建设领域大规模刺激经济，这只能体现短期效应，并非长效机制，平衡民间资本，着眼于教育、整体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刺激长期性内需增长才是上策。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保持平衡的一揽子货币和财政政策，而非单纯的加息、提准和快速人民币升值，对症下药，才能使中国经济在实现软着陆的情况下，走出困境，产生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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