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文的工具性
公文是一种工具，而不必是一篇文章。
《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第一章第二条：“党的机关的公文，是党的机关实施领导，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格式的文书，是传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和交流情况的工具。”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一章第二条：“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和规范体式的公务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
李渔（清）认为文人的笔和武人的枪，都是能杀人的器具。又说过：“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
工具作用是公文的最基本的作用。
二、公文的真实性
公文有真实性吗？这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是讲不通的。
古代用以声讨和征伐的军事公文，“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文心雕龙。檄移》）。破贼文书通常是“以一当十”（《资治通鉴》卷六六）。
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书》：“……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结果呢？
外交文书更是一种充满虚伪语言的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的工具，如历史上的各种互不侵犯条约。
政治公文、经济公文呢？
三、广告的虚假性
通知性的广告内容一例：“大光明影城今晚七时上演《八面威风》，由著名大作家吴次仁编剧，影帝胡璀和香港第一美人费妹主演。惊险恐怖，美艳绝伦。门票50元，凭票可抽中1万元大奖。”
医药广告、招聘广告、征婚广告等等。
其实，虚假的文章太多太多。说假话本来就是嘴巴和文章的功能之一。例如《隆中对》的“汉室可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事可兴矣。”刘备说了一个字：“善！”这都重在利害，而不在真假，也无所谓可行与否。这属于善意的假话。
四、公文的模糊性
1?郾是由于语言的模糊性：（韩山师院学报2001第一期李天心的文章讲到“科学”、“艺术”、“创造”等都是边缘不清楚的模糊词。“改革”、“微观”以及“秘书”、“信息”等等都带有模糊性）
2?郾是由于事实的模糊性：（如某些统计数字，土地、灾情、就业人数、甚至人口数字）
3?郾是由于决策的模糊性。
越高层的公文越需要模糊性，越模糊其应用范围越广阔。写公文要研究模糊思维、模糊语言。
五、公文的重要性
公文很重要，但它又只是一纸公文，一种工具而已。
说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讲的是“圣人之言”，不是今天泛滥成灾的公文。就是圣人之言，也得与时俱进，否则既不能促进国富民强，当然也不至于亡党亡国。
六、公文的中介性
中介的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中介性或间接性是与直接性对立的概念，意味着事物依存于他物而存在，没有他物就没有此物的存在。不包含中介性的东西根本不存在。
将“中介”一词上升到哲学范畴的层次，指的是事物或者现象之间的中间关系、状态、过程和环节。
我们说公文通常都起一种协调作用，协调的实质就是中介问题。督促检查的实质也是起一种中介的作用。信息更是中介。
对于公文写作研究来说：一是要找到领导（公文的决策者）与对象（公文的接受者）之间的共同利益的结合点，（有时还有多个接受者，比如振兴东北，东北就包括了许多不同利益关系的地域与方面）公文就能成功；二是要应用揭示诸如精确与模糊、主观与客观、法与理与情、决策人与接受者、动机与效果、旧公文与新公文等等的关系的方法研究问题，这就需要秘书具有中介思维。非此即彼，“一刀切”，阿谀上天，诋毁入地，都不可能是好公文。找不到利益的结合点，就不能“令出如山”，自然“令行禁不止”。
公文学与秘书学、领导学、行政管理学、档案学、法学等，都是互为中介的。所以研究公文学要研究中介学说，研究其他学科。
七、公文的可行性
从中介学说可知，公文的可行性，不仅属于写作问题，是“功夫在文外”。在于找到各方面的利益结合点。
李斯《谏逐客书》的两段：“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骑，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焉，而陛下悦之，何也？”
末段结论：“逐客以资敌国，损国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奏折，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岳飞《南京上高宗书略》：“陛下已登大宝，黎元有归，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虏人之谋。而助王御营之师日集，兵势渐盛。彼方谓我素弱，正宜乘其怠而击之。而黄潜善、任伯彦之辈，不能乘陛下之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州巡幸之诏，乘二圣蒙尘未久，虏穴未固之际，亲率六军，迤逦北渡。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足气，中原之地，指日可复”。还有位胡诠上书，痛骂皇帝像“犬戎藩臣”那样，“尽污夷狄，”“竭民膏血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主张杀掉当朝丞相秦桧等人。并自称：“小臣狂妄，冒渎天威，甘候斧钺”。
韩愈《论佛骨表》：“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岁，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年，年百一十八。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粱、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
苏东坡评曰：“作诗诋佛讥君王”。韩愈后来有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对比以上四例，可行与不可行是很明白的。一些重要的大公文，也不在于文章写得漂亮和道理讲得透彻与否，而在于找没找到双方共同的利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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