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坏孩子到好孩子
——写作专家隋福军同志的心理路程
隋福军
记得有人这样说过，通向生活的路，布满了玫瑰刺；通向深渊的路，布满了玫瑰花。意思是说，走向幸福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要经过奋斗的，只有不懈地去奋斗才能获得。
还有一句：就是人不可能是完人，人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我也不例外。有人说，不能说你好就什么都好，连肚脐眼儿都不该有；说你坏，连脸上的酒窝都可以说成是疤瘌。人是要一分为二的。总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是缺点占的多了，那他（她）就是坏的；相反，就是好的。我自己认为，我可能好的或不好的各占一半。孩提时，我是很坏的一个孩子，打架，摔跤，掐人家的麦穗，扒生产队里的花生，甚至把人家的鸭子赶到山上挤出蛋来烧着吃。可以说，“干尽”了坏事。但是，我如果真犯了事，我妈就对我不客气。有一次，我偷了邻居家的菜园里的草莓，被人家找上门来，我妈满街追着打我，把我吓得到处乱跑。逼得我跑到离家5里远的姥姥家里，一夜没回家，急的我妈直掉眼泪，还挨我爷爷一顿臭骂。从此以后，我妈就再也不敢打我了。生怕我再跑，找不到我。因为我父亲那时不在家，远在莱西一所小学教书，离家有二三百里路。一旦把我打跑了，或者说把我打的跑没有了，我妈就不好交代。其实，我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我怕母亲再打我，就躲藏在后院我爷爷家的厕所里。厕所跟我家近挨着，我妈在家说什么，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我爷爷发现了我，就把我领到我妈跟前，嘱咐我妈不要再打我，也嘱咐我一定要听大人的话。不要惹事生非，免得家人操心。
但我也有好的一面，我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小人书和小说，说起来不怕你笑话，为读书闹出了一些矛盾，差一点就叫我妈揍身上。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书包里总是装着“小人书”。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一看就是大半夜。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农村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家里穷的连油、盐钱都难以保障。我记得没有菜，我妈就用地瓜面，搀上一些盐，上锅一蒸，就是咸菜。兄弟姐妹就狼吞虎咽地就着吃起来。不过倒挺有味道的。
记得有一次，我趴在窗上等候我妈回来送吃的，饿得直哭。等我妈回来，端回来却是一碗稀汤呱水的饭。我嚷着要，可是我妈却捧着碗自己喝了起来，急得我哭了。我那知道妈妈是把上面的水喝了，把低下的汤面留给了我。妈妈喝完了，才用手指贴着碗边一刮，将唯一的一点汤面送到了我的嘴里。原来妈妈喝了一肚子清水！每当我想起这事，妈妈的形象和她那无限的母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所以，我怎么也忘不了母亲。是她给了我们无限的爱，给了我们幸福。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如果爸爸回来，我母亲做好了饭总是先让父亲和我们先吃，她等最后吃。经常是吃我们吃下的剩饭剩菜。如果碗上沾一点剩饭，她都会用舌头舔干净，从不浪费，无论走到哪里，见到一粒粮食她都会弯腰捡起来。甚至掉到地上沾满了灰尘的食物，她都会吹一吹灰尘送入口中。她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长大了，手指能够搂住独轮车的车盘时，就开始劳动。只要是家里的活我都主动去干。总是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报答母亲对我们的厚爱，帮助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不说这些。还说读书吧。那时，由于看书熬夜，煤油消耗的特别快，为此，我不知遭到母亲多少责备和训斥。有一次，我到公社的图书馆借了一本《王二小》的小画书，小伙伴争着抢着看，就在我们争抢的过程中，被我妈看到了，就问我，是谁买的？他们都说是我买的，我母亲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把书给夺过去摔了（我知道她是疼钱，殊不知那本《王二小》当时才一毛二分钱，一毛二分钱能买三斤盐，够我们家吃好些日子。），把我疼的急忙上前拾起，拍掉上面的尘土，质问妈妈：“为什么摔我的书？”我妈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摔我的书？这是有原因的。事也凑巧，当时，我们家的五块钱丢了，妈妈看到我买的书就怀疑是我偷的，硬是逼着我承认，我实在冤枉，因为我压根就没偷钱。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钱放在什么地方。我母亲威逼不成，就找邻居家的婶婶大娘跟我做工作，叫着我的小名软硬兼施，什么“你承认了不要紧了，只要把钱拿出来就行，我保证不向你妈妈说了。……”等等。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因为我压根就没偷，所以我无法承认。气的妈妈只说“好啊！你这个小穷种的，等你爹回来，能扒了你的皮，还叫你嘴硬。”反正尽说些吓唬我的话。我知道，这是把我妈气的。至到如今，母亲在我面前提起这事就后悔。
就在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那场“政治风暴”来临，打碎了我的读书梦。但读书的乐趣、强烈的欲望，促使我厚着脸皮到处跟亲戚、朋友、同学借书看。也就是在学校停课，老师挨批斗、学生造反的那个年月，我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有幸读到《红岩》、《高玉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敌后武工队》、《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枫象树》等几十本好书。当时，学校比较乱，校图书馆没人管，谁看好了的书就可以随便拿走，也无人过问。我叔叔也是个读书迷，就趁机往家拿了一些，不说多，连同小人书和小说，来来回回地拿回来的就有几十本。每周星期六，叔叔回来我就去找他，他总能给我带回一些好看的书。当时我家简直就成了村里的图书馆，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愿意到我们家里看书，或是借书。尤其是下雨阴天的时候，我们家招的人更多，一时间，我们家的藏书猛增。在我们那个村子里，由于我们家有两个是老师（我爹和我大姑），还有两个在读高中的二姑和叔叔，所以我们家的藏书非常可观。可是，好景不长。当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立四新”浪声中，红卫兵把我们家的书当成了重点攻击对象，疯狂般地进行“整治”，焚烧销毁。他们像疯子一样，冲进我们家里，不问青红皂白，见书就拿，就撕、就烧，把个家抄了底朝天。他们在家烧书时，弄得乌烟瘴气，遭到我爷爷的责骂。他们感到理亏，不敢以对，就逼着我爷爷把书用篓子挑到街上去烧，把许多好书挥之一炬，我看着那些被大火烧着的书，心里疼的忮忮的。如其说是烧的是书，倒不如说是烧得我们的心。我感到非常可惜，非常气愤，就从火中抢了几本跑了。他们见我是个孩子，就没有追。我抢的几本书，一本是高级中学的《语文》，因为那上面有《牛郎织女》和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摘选。另一本是《烈火金钢》，那里面有“猪头小队长”等我喜欢的人物。直到如今，只要想起这些，都历历在目。真可气，真可恨。正是这个年月，我潜心读书，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我现在能写点东西，应该归功于那个时候我对书的执著和追求。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报名参了军。离家时，一起入伍的都是带着好吃的，我则不然，我的包里除了日常用品外，其余都是我喜欢的书籍，在紧张的艰苦的训练施工间隙，抽空就读起来。无论在风雪迷漫的内蒙古大草原野营，在寒冷的甘肃山丹靶场，还是在山海关海上训练基地，或是到海南岛出差，我都把书读到那里。我带着书一有空就读起来，读书总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心理非常愉快。
我有一个习惯，业余时间人家喜欢逛商店购物，我则喜欢逛书市购书。在书市和书店里，只要有我喜欢的书不论多贵都舍得买。我平时不抽烟，省下的钱基本上是买了书了。我在部队当卫生员的时候买的是医学书，提干当秘书时候，买的是秘书和新闻写作方面的书，我当连队政治指导员时，买的是政治理论方面和心理学方面的书及各种中外名著。我当了领导时买的书就更多了。我的藏书有上千册，上到古代史演义，下到近代、现代史。政治、经济、文学、历史、新闻、小说、戏剧、诗歌、摄影、绘画、书法、写作、辞书、证券股票，无所不涉及，真是什么样的书都有。至今在我的藏书里还保存着《苏联是社会主义吗》、《权力学》、《红与黑》、《1999不战而胜》等世界名著，国内名著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歧路灯》、《鲁迅》、《聊斋志异》、《康熙字典》等，还有许多有关名人传记方面的书，如《卡尔·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西行漫记》、《伟大的道路》、《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侍卫官杂记》、《曹雪芹》等。
几分辛勤耕耘，就有几分收获。在部队工作期间，我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列主义的书，还读了许多文学方面的书和有关新闻方面的书，政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先后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和理论文章，有些文章还被有关丛书编辑出版。读书使我增长了知识与才干，给理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我由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为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在读书与求知的过程中，我人生价值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褒奖。1978年始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科技日报》、《北京科技报》、《组织人事报》、《空军报》、《前卫报》、《包头日报》、《内蒙古日报》、《中国老年报》、《山东经济日报》、《华东信息报》、《烟台日报》、《烟台晚报》和《山东文学》、《胶东文学》、《秘书工作》、《当代秘书》、《现代文秘》、《秘书理论与实践》、《秘书之友》、《应用写作》、《现代企业》、《办公室业务》、《中国工会财会》、《机关党建》、《烟台社会科学》、《晨钟》等全国二十余家报刊杂志发表新闻、小说、诗歌、散文、通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调查报告、写作研究论文和摄影作品500余篇。1987年编写了《前车之鉴与正气之歌》一书，1991年编著出版了《党支部工作必备》一书。2003年8月出版了《写作技巧与实践》一书。其业绩被收录《中国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国专家人名辞典》、《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和《中华名人大典》一书，2002年12月获得中国当代秘书贡献奖。2005年10月经第五届全国秘书科学论坛组委会推荐，中国秘书科学联盟研究决定，授予“中国当代秘书学家”。
1997年转业后任烟台市经贸委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2001年6月任烟台市经贸委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社会兼职，烟台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会员。2004年2月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聘为特约研究员。2004年11月担任中国秘书科学联盟理事会理事。
（作者单位：烟台市经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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