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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泽东的“补课式读书” 秦德君 [打印本页]

作者: 河南老秘 时间: 2011-8-8 09:53
标题: 毛泽东的“补课式读书” 秦德君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堪为读书最多的人之一，且能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而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毛泽东读书涉猎极广，各种书都读，而在各个时期，毛泽东喜欢读的书类别也不太一样。比如延安时期，他最喜欢读的书要数列宁著作。原因可能是：那时所译的列宁著作要比马恩的多，而且列宁著作革命性强，很多内容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指导性。还有一点可能是，列宁的语言比较生动犀利。毛曾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如果要说毛泽东读书特点的话，有一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那就是他经常搞“补课式”读书。比如解放后，他曾在中央刮起过好几波“读书旋风”，把读书搞成集体行动，让大家跟着一起补课读书。1958年11月，毛泽东倡导在中央和全党干部中“开展一次读书活动”。他自己身体力行，在两个多月里，读完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大部分是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的，很多时候是在火车上读的。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信中说：“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他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遵照毛的建议，当时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多次学习和讨论。
    毛泽东曾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站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对身边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人的知识面要宽些”。他曾同他的卫士周福旺说：“一个人的知识面一定要宽一些，这样看问题就不会停留在一个层面，能够从多角度、多侧面观察问题。”1958年，应毛之约，张治中陪同他视察大江南北。一天在火车上，张治中偶见毛在读一本冶金技术的书，很是诧异，“您也研究科技的书？”张治中问。毛又回答了那句话：“是啊，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而那次外出，他随身带的书有标点本《史记》、大字本“二十四史”、《老子》、《荀子》、《韩非子》、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充《论衡》、张载《张氏全书》、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那时毛泽东倡导“补课式”读书，是在发现“大跃进”问题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的读书活动。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明显地感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商品”、“货币”、“计划”和“矛盾”这些东西，都得弄明白，“需要有明确的界说和观点”。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拟定了18个问题，提供会上讨论，第一个就是高级干部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可见当时他对通过读书，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视。
    毛本人在1959年，曾3次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许多批注。毛泽东在整个读书过程中的谈话，经整理，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国内政策等问题，还有一些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毛倡导下，刘少奇利用到海南岛疗养的机会，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刘少奇从北京请了两名经济学家王学文、暮桥加入他的学习小组。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读书小组里，有中央部门和一些省的负责人，也包括几名理论家。
    在中央领导层开展读书活动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书也搞“书记挂帅”，厉害吧？
    1959年底，在读书活动开始时，毛泽东曾讲过一段很“理论创新”的话：“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毛还说：“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倡导领导干部多读书，特别是这种“补课式”读书，有明确的针对性，就是通过强化“知识理性”，来解决中国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当然，读书固然能在思想方法和知识上给人诸多教益启迪，但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立竿见影的事儿。读书的功效是积累的、缓慢的、渐进的。很难通过一二次补课式读书活动，就能很有效地解决众多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文集》第 8卷中有记载，毛泽东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这表明，他当时对党内读书的实际情况是不太满意的。但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读书风气，还是要比今天浓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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