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知识大讲堂”介绍了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成功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与宝贵经验。
“党史知识大讲堂”栏目邀请中央党校的十位专家学者与广大网友面对面，生动讲述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决策，深入解读党的基本理论和执政理念，共同品读峥嵘岁月，唱响时代主旋律。
党史知识大讲堂讲座目录：
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祝 彦】
2、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刘宝东】
3、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李庆刚】
4、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卢 毅】
5、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 【张旭东】
6、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罗平汉】
7、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谢春涛】
8、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曹 普】
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沈传亮】
10、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陈 述】.
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主讲人： 中央党校教授 祝彦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巨大的事变。今天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讲建党的有关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诞生于中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不成功，呼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民族危难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奋勇的斗争。流血的革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还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另外还有改良运动的推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但是无论是流血的革命还是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最后终归于失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的领导。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19年前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达到200万左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新文化运动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这场运动的掀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对封建专制思想、封建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开了闸门。
第四，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党的创立提供了外部条件。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各种腐朽的现象，使得原来许多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失望，从而开始思考，接受走别的道路的问题。最后选择了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该仿照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20世纪初，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国情和中国十分相似，俄国的工人、农民能够挣脱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成为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以上四个方面，为党的创立提供了四个条件，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四个大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讲一讲五四运动与党的建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与党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
第一，五四运动为党的创立直接准备了大批的干部队伍。可以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党创建之初的领导干部和主要成员。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李达、邓中夏等等这些人，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我们党创建的主要成员。
第二，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在杂志上、媒体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大家熟悉的比较有名的李大钊同志署名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就是在当时发表的，影响很大。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通过与中国是否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否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从而他的影响在知识界、理论界、思想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第三，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的相结合，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讲课，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向工农群众补习文化、宣讲知识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农群众中得到宣传，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运动的相结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五四运动同党的创立的关系。
第三个内容，讲一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钊专门将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但仍然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的陈独秀护送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在护送的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商定要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大家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来自这样的历史背景。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么在考虑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特意跟李大钊写信商量，李大钊明确表示，我们党的组织就叫共产党。于是，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间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的杂志编辑部成立了，当时党的组织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发起人一共有8个。其中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大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全国党的各地组织的成立指导工作。他们通过写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导等等方式来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产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这样一个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样，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讲到，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那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学就成立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名称为共产党小组。到1920年底，北京的党组织召开会议，名称正式确定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刘伯垂组织召开会议，名字是共产党武汉支部，当时参加的成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产生，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党的组织活动十分隐蔽，直到1921年7月，党在长沙的成员也只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同志。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的，命名为广州共产党。先是由陈独秀，后是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在内，这样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共有六个城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且开展工作，成员也逐渐地增加起来。根据1921年的一份档案文献记载，当时党的组织全部加起来的党员分子有53个成员，张国焘回忆是59个人，称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350人，其中上海党员9人，北京党员15人，武汉党员8人，湖南党员约10人，广东党员约7人，山东党员8人，旅日党员8人。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比如有的地方叫共产党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产党支部。也有叫共产党小组的，还有直接就称共产党的，这是第三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
第四个内容，党的“一大”的召开。
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之后，这为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组织基础。同时，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迫切的要求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来领导。于是，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具备、主观要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应运而来。1921年6月份，共产国际派了代表马林，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情况后，他们主张应该尽快的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于是，当时在上海组织工作的李汉俊、李达就和在广州的陈独秀以及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在得到他们两位同意后，取得了大家的一致共识后，就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上海的发起组织向全国其他城市的共产党组织写信，联络通知他们派人来、派代表到上海来开会，每个地方派两名。那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统治，再加上交通条件的不方便，以及各地党组织在初创时期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手续等等情况，各地党组织推出代表的方式不一样。另外，到达上海来开会的时间也前前后后不一致，有的早来，有的晚到。但是，在1921年7月23日前，各地的代表基本陆续到达。各地的代表情况是，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代表李汉俊、李达；广州的代表陈公博、包惠僧；另外旅日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有周佛海，我们大家可以算一下，13个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7.98，也就是约28岁，这个年龄正是一个人风华正茂的干事业的年龄，因此，某种意义上，这个年龄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的一种方向。 大家会注意到，上面的上述代表中没有李大钊，也没有陈独秀，那么，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们都没有出席一大。什么原因？在1920年12月份，陈独秀在领导成立上海早期组织后就到广州去了，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在那里为筹办一所大学而奔波。李大钊当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教授，另外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主席。无论李大钊同志还是陈独秀，当时都脱不开身，由于这样一种客观原因，他们两位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各地代表陆续到达后，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就是现在的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内，各地代表13人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会上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介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之后，代表们讨论大会的任务和各项议程。7月24日，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团组织的建立情况，7月25日、26日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起草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其他的代表休会。7月27日、28日、29日这三天连续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由前面三位同志起草的党的纲领和决议，大家发言进行讨论。那么，7月30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在会议召开期间，突然一个陌生的中年人闯进了会场，这个人环视了会场一周之后又匆匆离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凭感觉他认为刚才这个冒然进入会场的人可能是侦探、特务，于是他建议会议立即中止，代表分散转移。果然在代表们分散后，大概10分钟左右，巡捕房的特务就把会场包围，并且对会场进行了搜查，但是代表们转移及时，巡捕们虽然搜查折腾了一番，但一无所获。那么，在原定的地方会址不能开会了，怎么办？在大家讨论在新的会议地点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因为嘉兴离上海近，交通比较便利。于是，代表们就陆续转移到嘉兴。在浙江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当时，为了不引起怀疑，特意租了一艘比较豪华的游船。另外，还在游船上摆了一些比如麻将等等娱乐工具，表明大家是来南湖游玩的。于是，会议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结束了。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把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还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基于当时全党党员的数量不多，而且各地党组织也不够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只成立中央局，来负责领导党的工作。经大会代表讨论，最后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个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本情况，也就是党的一大。
第五，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与别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共产党，包括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诞生创立，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我们归纳一下，有这样几点：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进程比较快。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7月份，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酝酿、筹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应该说时间比较短。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也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第三，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纪律和组织原则。第四，我们党从一开始成立就力求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上四个特点或者说我们党创立方面的优点表现。
另外，我们也总结一下，我们党的创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时间短，没有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
第二，理论准备得不足。很多同志是先入党，再接受理论的教育；先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活动，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
第三，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足的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第六个内容，也就是最后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大的事变。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过去一切旧的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党的创立就使得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武装成立的。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正是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取得了胜利。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经过艰苦探索，经过曲折失败，中国革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上三点，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真正的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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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
过去这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我推测再过一二十年，当我们中央所说的战略机遇期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不管你一个月收入是五千、八千、一万、十万……，很有可能你三分之二的收益是跟我们全球的开发、宇宙的活动挂钩的。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中国在新时期已把全球发展作为中国成长的一个新基点。也可以说，在过去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人类经历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从世界上最封闭的经济体，变成了不断扩大开放、增长最快、向全球铺展最为迅猛的一个经济体。我认为这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人类几千年经济史中最重大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尤其是让我们公众个体感受到了中国这种发展的机遇，发展的好处。我这有一些事例：从出国人数规模来看，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人一共才出去了28万人次，平均每年9000多人次。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数字不断地翻番、翻倍、呈几何数的快速增长。仅2008年一年，出境就近5000万人次，我估计再过两、三年就会突破一亿大关。而且有趣的是，过去出国基本是公干，而现在99%的都是公民个体因私出国出境。比如留学生，现在中国留学生已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七分之一，而且这个比重还在扩大。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计，2008年1年就有18万多名注册的留学生。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向全球，中国的年轻人将利用全球的教育资源在全球各个地方实现自身的发展。
旅游，现在我们同将近14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国家间的旅游协定，中国人是全球旅游业最好的一个来源。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到2020年，可能有超过1亿的中国大陆游客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记得我1987年第一次出国到东欧，我去了八个国家，感到特别郁闷，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因私出国非常罕见，出去以后，人家都会误以为是日本人。但是现在，去年我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个日本著名的专栏作家告诉我，说他现在全世界到了100多个国家，所到每个地方，都有人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短短20年时间，这个“风水轮”就转过来了。这说明，中国人眼界正在越来越宽，中国越来越多地利用了全球市场，这个爬山的巨人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风景线。
第三个是出国务工。90年代初期中国务工人员开始到全球各地打工。1990年是5万人，现在我们一年有近百万人出国务工。可以说，全球各个角落，只要是有人到的地方，都有中国的辛勤的劳工。俄罗斯一直有个没解决好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人老吃不上丰富多样的新鲜蔬菜。但今天你要问俄罗斯居民，70%以上的人都能像中国人一样吃上新鲜的瓜果蔬菜。哪来的呢？ 70%的全俄境内的青菜是由中国的劳工在他们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利用大棚、地热给他们种出来的。再比如说到中美洲，很多连本地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都有中国的钻井队、采油队。而且最神奇的是，一些被当地废弃不用、不值什么钱的井，被中国的钻井队、地质勘探队以很低的价格盘过来，很短时间内就能打出比当初最高产量还要高的石油来。可以说，中国这些劳工走出去后，不仅给他们自己创造了财富，也给我们国家争了荣誉，扩大了影响。
再说说军队，前两年我们的海军到了索马里，到了东非海域，中国的军队第一次走出了近海，冲到了远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军队到索马里、到东非，实际上不只是为了阻击海盗以保护我们那条繁忙的东非运输线，同时也是一个练兵，是我们的装备、我们的远投力量的体现，是我们新时期的国际法意识、语言能力、全球观念得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锻造。所以，军队的发展，也可以说和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上升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20年间，我们军队已经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兵源最多的国家，一万四千多人，比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都要多。我们知道，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瑞典，都有长期的维和传统，但是即便这些国家的军队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维和警察、军人，都是全国上下挑的，他们士气高昂，国际意识在迅速增长。这反映出一个大国的气象，一个新兴大国走向世界舞台为人类做更大贡献的一种气势。
但是，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越不要陶醉于一种盛世的情结，好象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觉得恰恰要看问题，看我们潜在的麻烦。那样我们才能走得远，站得稳，才能把机遇实实在在变成真正的好处，变成中国迈向大国的真正台阶。所以，我今天重点讲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新的发展危机；第二个挑战是新的安全威胁，或者是软肋；第三个挑战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国际压力。
中国面对新的发展危机
简单地说，发展危机就是我们过去发展所取得的那些源泉正在枯竭，新时期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必须沿袭改革开放这一总的精神，进行大胆地革新、创新，并且淘汰掉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那些事物。现在，中国从地区性的大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财、物、生产线到达了五大洲、四大洋，近200个国家。但在海外的它们却变得越来越脆弱，国家对他们的保障越来越不够。我们的海上通道和人身财产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
所谓海上通道安全，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全球最繁忙的、通过海上运输线实现发展的一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的铁矿石、石油、木材、天然气，不管是陆上的管线还是海上的运输线，可以说最繁忙。如果这些线或通道中断或者受阻不畅，可以想象，国内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过山车效应”。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显示出这种由于外部的不确定性，海上通道的不保障，或者是由于各种其他外部的因素造成国内经济的某种波折。我们讲的最形象的一句话，美国经济一感冒，中国经济就打喷嚏。
以石油为例，1993年中国就开始从一个石油的输出国变成一个石油的进口国，那是一个分水岭。2008年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们在消费的所有石油中间，过半需要进口，100桶有51桶，需要从外国辛辛苦苦地把它采出来，运过来。而且在我看来，现在我们的主要石油进口地区和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未来存在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比如面临恐怖主义的危险，出现其国内的政治动荡，还有一些宗教、民族冲突等。它本来不是对着中国人来的，但由于种种骚乱，原先的合同就无法执行，原先的投资可能就无法回收。中国曾经和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有过很多买卖，但当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几十亿美元的合同，新政权全都不认了，作废了。这对我们一些投资者个人来说，就是非常大的损失。
铁矿石问题更严重。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出口生产国，我们的钢铁产量，特别是基本的品种，简单的钢材，我们占到全球出钢生产的40%以上，可以说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捆起来都没中国多。但是，我们现在由于钢铁生产产量能力太大了，现在三分之二的铁矿石需要从澳大利亚、巴西、非洲进口。而且很多国外的铁矿石生产厂家看准了中国的胃口，就抬价。不是3%、5%，而是30%、50%甚至一年80%的抬价。这个苦果经常还不得不咽下去，否则国内生产就得停滞，工人就得歇业，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因为外部依赖在不断上升，钢铁产业的脆弱性也在不断加大。
我们海外遇险事件越来越多，现在我们一天有关部门接到的海外遇险事件，特别是人员生命遇到的各种威胁比过去一年都多。一年5000万人出国，其中绝大多数是因私出国，是留学生、打工仔、旅游者、普通的商人，他们在海外缺乏有效的人身安全保障。中国渔船遭绑架，货轮被击沉，鞋城一夜之间被当地人焚烧而化为灰烬，如果只是损失一点钱还罢了，很多时候是带来了中国人生命的伤害。所以这是一个难题，或者说是一个特别的困境，你走出去的越多，遇到的问题、风险，包括人身的危险就越大。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经济体的进口依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带来了中国发展的脆弱性。所以，科学发展观，我的解读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只靠挖地下资源，要越来越多地依靠科技创造发明，靠新材料，比如依靠电磁板而不是要靠挖地下的煤，我们要依靠风能、潮汐能、核能。可持续发展，说到底，就是如何改变我们传统的过度依赖外部能源的状态，更多通过新的发明创造，新的科技水平，新的能源实现中国的发展。我们要真正专注于在那些科技含量比较多的高端，对地球自然资源依赖比较小的方面如何实现发展，这也是我们中央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根本所在。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发展实际上面对一种新的危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将来问题会层出不穷。
中国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
第三个挑战是来自于国际层面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中国作为一个登山巨人，现正处在一种树未大先招风的状态。奥运成功以及近几年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双效应”：一方面，取得的成绩让国人振奋；另一方面，也使很多外部势力对中国的看法变了味，质疑之声、怀疑之声甚至恶意的企图越来越多。实际上，国内外对中国的定位都存在困惑。中国到底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到底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还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到底应该属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中国到底应该把自己定位为集团（比如20国集团）甚至是“中美”这样一个范畴来决策？还是把自己跟一般的亚非拉国家放在一起来决定中国对能源、安全、环保、教育等各方面的资源投入？这些问题陡然一说很容易，仔细想想还不容易。
最让我觉得是值得警惕或者忧虑的一点事实是，针对中国今天在世界定位上发生的变化，我们老百姓、政治家、外交家以及我们的媒体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多半想象，中国从一个病夫变成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弄潮儿是让全世界欢迎鼓舞的，我们在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用很少一部分耕地带动了全球发展，这不是大家都一起受益的事情吗？这不错。但我要说出一点，不光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少数所谓西方有偏见的媒体，连我们的盟友，过去的兄弟，第三世界的很多穷国家，越来越多地用异样的眼光看中国。而且，他们眼里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上凶猛异常的巨龙，或者是怪兽。这种定位说实话，是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是一般国人善良的心目中完全没有去联系到的。中国成为巨龙，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了不起，发展快，另一方面却觉得这个龙可畏不可亲。我觉得这个要好好琢磨，大家不要简单地赞成我，或者是批判我。他们把中国龙的腾飞，想象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些西方大国、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势崛起的时候造成了周围一片振荡、血腥，想象为一个工人闯进瓷器店，造成了一片狼藉。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未来如何说服世界，如何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意愿，用我们的战略，让世界感到中国崛起是福不是祸，或者主要是机遇，而不是麻烦。我想说一点，我认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有些地方可以改善，但是现在还没做到。比如说中国提供的外援实在是太少，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跟我们的综合国力、公共愿望相去甚远。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一个有东方文明传统的国家，还要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我们提供维和部队就是一个公共产品。实际上很多国际上的公共协议，中国协定制度，也都属于公共产品，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是少而又少的。我曾经听我们前中国驻联合国的高级外交官讲，在主要的国际系统、国际组织中，中国人担任领导的很少，参与率是很低的，尤其拍板、决策，这个权力是很小的。一直到前面为止，在联合国18个大的系统中间，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担任主官的情况。当然也不是中国没有一点国际努力，我们开奥运会、世博会，可以说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为国际做出了贡献。
但是，中国在真正最敏感、最重大的那些高政治领域、安全领域作为不够。看一下国际组织、国际贡献金字塔，我们多半是处在中下的层次，文化、体育、学术、教育稍微多一点。真正在安理会、难民署、原子能机构等最重大的国际组织中，我们的决策权、影响力就相应下降。所以这个金字塔证明我们的国际贡献度跟我们想象的有重大差距。
两院院士王选是中国很了不起的大科学家，被称为是中科院最出名的“大佬”。他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总体上在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期的科技创造能力还处在造壳而不是造心的阶段。那个心多半是仿造，甚至仿造能力还不如一些象新加坡这样的中小国家。我们虽然有一些高端，象“两弹一星”、“神州系列”，但是高端太少，比重太小。
我们在国际贡献、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的金字塔上处在中下端，我们在科技创新能力领域同样也不处在中高端，多半还是中低端。由此，我们在国际上面对一个日益增长的压力，就是中国自身能不能够继续发展，继续强身健体，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人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受欺压历史，现在好容易翻过身来，扬眉吐气了，这个时候是否要歇歇脚？我觉得一定要避免，还是要踏踏实实地苦干，还是要看清楚自己有多少差距。韬光养晦，不要急于“叫板”，也不要急于宣扬自己。
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姚明给我们的启示。我认为姚明对所有中国人都是未来的一个启示，一个榜样。姚明有两个特点：第一，姚明是一个新型的强者，他在NBA、在中国篮球界都是强者，是一个来自东方的新型巨人。和其他体育明星相比，篮球场背后的打架、斗殴、毒品，姚明都没有。他在NBA乃至于全球篮坛，掀起了一股特别了不起的变革之风，他是一个让亚洲人骄傲的巨星。第二，姚明不仅是一个新型强者，更是一个智者。他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定位。而姚明，外语好得很，应对各种记者招待会的能力都很强；他懂得不要吃鱼翅，要保护世界上各种弱小的生物；他尊重各种生命的价值，他做的广告质量非常高，而且带有进步的味道，把人类的尊严和物种的尊严联系在一起；他可以没有任何收益地为一个儿童剧改编的动画片配音，目的就是为了儿童，为了进步的形象而做出他的努力。姚明身上也许有他的缺点，但是姚明折射出了一个有风范的中国国民形象，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智者、一个新型的强者。
所以，在面对新的国际压力、新的安全挑战、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时，我们一定要有勇气，有像姚明这样的智慧。中国正在这个世界上崛起，外部的世界需要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发声，而且要发出一种正确的引导性的声音。中国需要在新高地上迈开稳健、扎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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