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发生了是否选择社会主义的争论。参与者多是文化名人，有的甚至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不赞成选择社会主义的一方，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无知识，既不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中国最大的病症是贫穷，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来拯救，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反对张、梁一方的领军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落后，与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密切关系，与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压迫剥削有密切关系。要改变现状，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别无他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有必要，且改变贫穷落后状态，发展实业，出路也只有社会主义。
这场争论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何以选择社会主义，既是百年老话题，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因为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需要温故知新。
帝国主义的丑恶打破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中华民族是有着古老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曾“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内部腐朽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过，中华民族是个不畏强暴、热爱独立自由、敢于反抗外敌入侵、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100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时，奔走各地，寻找强国富民的真理，求索振兴中华之路。
最初的选择，就是学习西方，以资本主义为师。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呼吁，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侵略。接着，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明确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其后，洋务派掀起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热潮。经过轰轰烈烈的40年，它虽开启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先河，却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声中宣告破产。鉴于“师夷之长技”而“制洋器”不能拯救中国，后来的维新派开始积极译介和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这对于“西学东渐”、推进民族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但急匆匆的“变法”仅仅是皇帝的一道道诏书，“百日”后势单力薄的维新精英在与顽固派的对垒中仓皇败阵。
其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如果说维新派的严复最早发出“救亡”呼号，那么孙中山则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最初，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改良来拯救民族危机，但未得到理睬。由此，孙中山丢掉幻想，立志效法美法革命，进行武装暴动。终于，通过武昌首义掀起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辛亥革命无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巨大功绩，但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北洋军阀使国家更加分崩离析，国不成国。
因此，不是中国人不想学西方，而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宰割，打破了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列强之间火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将其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地暴露出来。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同样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贫富悬殊触目惊心，丑恶弊端比比皆是。这使得为之炫耀的西方政治制度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李大钊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钱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这种反思为中国先进分子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深入探寻救国救民真理，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变国家落后命运唯有选择马克思主义
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处于迷惘中的中国人带来新希望。俄国地大物博，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与中国有相近之处。十月革命不同于以往任何革命，它以劳工阶级为主体，工人和农民破天荒地成为社会的主人。它要建立的新社会，没有剥削，不劳动者不得食。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对社会主义的介绍还很斑杂，认识也五花八门，那么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心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国人很自然地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渴求。
李大钊是十月革命道路最早的拥护者和讴歌者。他称颂道：这次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劳工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第二天，《新青年》发表他所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当之无愧成为先进分子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人。
瞿秋白在讲到他的思想历程时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对它的讨论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
吴玉章说：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我感到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苦苦的求索终于找到光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的政治变革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适合改变落后国家命运的理论，是解放国家的有力思想武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她的成立，既是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结果，也是苦难中国历史呼唤的选择。
经过四次历史选择光明前景清晰显现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使命。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有过四次决定历史命运的选择。
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社会革命，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这是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选择。
第二次是新中国的成立。它确定中国将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决定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选择。
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它断然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征途。这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第四次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它使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体制机制，在实现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的三大转变之后，进一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选择。
经过这四次转变，神州大地发生惊世巨变，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光明前景清晰显现。历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不断与时俱进，广泛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选择社会主义都是必然的、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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