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推进工业化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浙江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性变动时期，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服务业化的初期，推进工业化仍是"十一五"乃至"十二五"期间浙江经济发展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在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这一大背景已经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今天，我们就必须提出，同步推进工业化和服务业化，并以服务业化来加快工业化，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浙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资源环境的基础上，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深度市场化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现代服务业领域蕴藏着可观的潜在能量，问题是这些潜在能量至今仍被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国有垄断体制所束缚、所压制，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仍被当作"官办事业"而不是作为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要深度拓展现代服务业，必须按照深度市场化的要求，着力啃三个"硬骨头"：第一个"硬骨头"是"垄断性"：把服务业从垄断性行业和领域中解放出来。第二个"硬骨头"是"事业性"：把服务业从官办社会事业领域中剥离出来。社会事业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研等。虽然在统计上被纳入第三产业范畴，但并没有完全按照服务业的理念和模式来动作，不少单位是作为官办事业单位来运作的。这里有一个理念转变与模式创新的问题。要按公共性、准公共性、营利性进行分类改革。具体来说，要将社会事业领域中"营利性"的部分划出来，推进这些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至于公益性部分，政府应该提供上述各领域的"公共服务包"，但提供不等于直接举办，也可以采取"政府采购"的方法从服务业市场上获得，提供给消费者。第三个"硬骨头"是"意识形态性"：把不带强烈意识形态的服务业谨慎剥离出来。
第三，推进城市化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服务业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尤其在我国的现阶段，惟有在城市化方式下生存与发展的居民和厂商，才有可能较多地购买服务。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化没有带来相适应的城市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又没有与农民自由迁徙、土地自由交易等城市化的基本条件相联系，因此，出现了虚假的城市化、贫穷的城市化现象。在中国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深入发展，要求所有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今天，这种非市场导向的土地制度正在制度性地阻碍着对繁荣的分享，使城市化走上歧路，使内需难以提升。城市化是产业空间转换的主要形式，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依托。浙江推进城市化的制度创新，不仅对于城市化本身，而且对于服务业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浙江树人大学副校长兼现代服务业学院院长 本刊编委 郑吉昌
稿件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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