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强面向实践的理论自觉
自觉地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首先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新理解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理论，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解释功能、规范功能、批判功能和引导功能。
理论具有对实践的解释功能。理论的概念系统凝结着人类的认识史，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因而能够对实践的对象作出说明解释，并以概念的逻辑体系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首先就是自觉地构建具有时代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当代水平上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构建当代水平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并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理论具有对实践的规范功能。人不仅是现实的存在，而且是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的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也就是把主观的目的、愿望、理想和意志变成客观现实的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理论不仅规范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而且规范人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因此，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就要在理论层面反省和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努力实现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知”与“行”的统一。
理论具有对实践的批判功能。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对实践活动、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批判性反思。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理论首先是作为实践活动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目的性要求而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否定性，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人类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因此，对实践活动的正、负“双重效应”的评价，总是包含着评价实践活动的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的矛盾。因此，实践需要理论反思、批判实践活动并促进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理论以其自身的概念系统审视和反省人的思想和行为，并质疑和矫正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理论的批判功能的集中体现。
理论具有对实践的引导功能。理论的引导功能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它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规范。每个时代和每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互抵牾的价值冲突，并具体地表现为社会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的冲突。这种价值冲突，直接关系到人们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的方式与途径，并因而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这就必须发挥理论对现实的引导功能，以使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二、探索面向时代的理论课题
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时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我们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地域性的“中国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时代性问题和世界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以理论方式提出、探索和回答我们时代的重大的现实问题。
人类的实践活动历史地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历史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并因而构成了人类存在的相互区别的历史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历史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04页）正是以“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为“测量器”和“指示器”，通常把人类文明形态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而所谓的“后工业文明”又常常被表述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新能源时代”和“绿色文明时代”。从理论上研究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从而在时代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上深入地认识和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技术创新的内涵，是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的重大课题。
人与世界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这些关系。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3页）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发展”需要解决的最为严峻的迫切问题。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市场经济试图将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渗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如何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连接起来，实现一种正比关系，就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课题。而科学发展观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种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而且体现了争取人类解放和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根本目标。因此，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开阔的理论视野研究和阐述它，是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使命。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个时代的社会思潮，都是该时代人类关于自身生存状况及其意义的文化表达。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使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不断地得到确认和彰显，公民意识日益成为每个人的最基本的自我意识，幸福和尊严日益成为每个人的最重要的自觉追求。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也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耻言理想，蔑视道德，躲避崇高，拒斥传统，不要规则，这种消极的社会思潮深化了当代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就要对这种文化危机作出积极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人的文化家园、精神家园。
三、强化面向学者的学风建设
自觉地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不仅需要理论工作者增强面向实践、面向时代的理论自觉，而且需要理论工作者加强自身的学风建设。
学者是学术的人格化。一个国家的理论水平、学术水平，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水平，则取决于学者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形成的理论创造力。对此，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有两句名言：一是“姓钱不爱钱”，一是“离经不叛道”。前一句表达的是一种人生境界，后一句表达的是一种学问境界，合起来就是“为人为学、其道一也”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我们的学风建设所追求的境界。
“不爱钱”，就是淡泊名利，就是不追名逐利。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爱钱”而追名逐利，把名和利作为搞学问的动力和目的，就会丢弃真诚的研究、真切的思考和真实的思想，就会“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学术变成垃圾，把学者变成骗子。“不爱钱”，才能“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才能“美其道而慎其行”，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严肃的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当中去，以理论的方式提出、探索和回答重大的时代性课题。
“离经不叛道”，表达的是破除什么和坚守什么的学问境界。“离经”，就是不因循守旧，不照本宣科，不人云亦云，不搞教条主义，就是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从理论研究说，继续解放思想，就是继续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唯上唯书、脱离现实的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僵死枯燥、空洞说教的话语方式中解放出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推进理论创新。“不叛道”，就是不背离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不背离面向现实的学术旨趣，不背离勇于创新的批判精神，不背离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理论道路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离经”而“不叛道”，才会在理论研究中大有作为。
“姓钱不爱钱”和“离经不叛道”，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具有为人为学的大气、正气和勇气。大气，就是有高远的志向和追求，有高尚的品格和品位，有高明的见地和思想；正气，就是有“抑制不住的渴望”，有“直面事情本身”的态度，有“入木三分骂亦精”的胸怀；勇气，就是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念，有“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的追求，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博大的人文情怀、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最为重要的品质，也是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并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孙正聿 作者：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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