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的集中反映。新时期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半月谈杂志社策划“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系列稿件，汇集各地社会管理实践，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我们欣见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正在加深，社会建设的文化与制度环境进一步改善。
地处河北省沧州市核心地带的运河区，3年来完成了33个城中村和旧片区的拆迁改造，累计搬迁1.2万多户，拆迁总量599万平方米，没有一例拒签、冲突和上访，反而受到群众好评。在因拆迁矛盾频发的当下，这里的拆迁为什么没有遇到“钉子户”呢？（《半月谈》2011年第3期）
搬迁补偿多少钱 群众最有发言权
运河区作为沧州市的主城区，承担着市区60%以上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任务，但39个城中村分布其中，给百姓生活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制约。在广泛征求民意基础上，自2008年开始，按照省市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的统一部署，运河区全面展开城中村和旧片区拆迁改造工作。
“拆迁是一个做大‘蛋糕’和利益调整的过程，补偿标准是核心。”运河区区长闫继红说，“开发企业没有利润不做，但群众利益更要保障。只有找准‘利益平衡点’，才能实现共赢。”运河区严把源头关，在精挑细选开发企业上下工夫，政府按照招投标程序，依法严格筛选开发企业，所选企业必须“信誉好、有资质、有实力、有品牌、社会知名度高”，河北建投、建工、建设等大型国有企业均在竞标中胜出。
“拆的是一家一户的房子，补偿多少钱，群众最有发言权。”服务大季屯项目负责人、区委副书记戴树胜说。在制定补偿政策时，政府做“媒人”，以当地市场价格为参照，让群众代表与开发企业面对面，充分发表各自意见，陈述理由。初定方案后进行公示，征求群众意见，再根据反馈意见修改方案，进行公示。一中前街项目由于地形复杂、人员成分复杂、各种情况复杂，补偿方案经过20多次修改，最终制定出5个不同类型的补偿办法，满足了不同类型拆迁户的要求。大季屯项目收到群众意见建议930多条，诉求合理的纳入方案中；不合理的，由区干部、村民代表等组成工作队，不厌其详地上门答复、解释。
拆迁评估是最繁琐，也最容易出现“人情拆迁”的一环。运河区对评估公司的选择严之又严，并对专业评估人员进行严格培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一把尺子量到底”。评估测算结果全部公示，让左邻右舍都知道。对抱怨自己的评估低或别人高的，拆迁户提出复评申请后，再重新入户评估，并进行全程录像。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运河区在坚持公平、公正、依法的基础上，把拆迁每一项决策、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全部放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在城市建设中当家做主，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确保了已实施的33个拆迁项目全部顺利完成。
农村换届选举历来是我国基层民主自治的重点和难点工作。2010年海口市龙华区依托三资（资金、资产、资源）托管新模式，使全区农村换届选举工作在海南省率先顺利完成，实现了零障碍、零上访、零闹事的目标，受到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好评。
让农村贿选无处藏身
“贿选”曾是令海南基层干部闻之色变的“换届破坏者”。过去，换届期间的乡村大小酒家，顾客盈门、摩肩接踵。在当地一个乡镇，曾经还发生过用农用车满载村民赴宴，后不慎翻车造成伤亡的悲剧。
海口市龙华区区委书记宁虹雯介绍，2010年龙华区从一开始就将堵住贿选漏洞视为本次换届重点工作之一，对贿选拉票保持高压态势。为此，龙华区全面推行农村集体三资委托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遏制村级财务混乱和集体资产变相流失等现象，让企图贿选者清醒地认识到即便当选也无私利可图。
换届前，龙华区依法对全区农村特别是“老大难”村的经费收支状况、债权债务等进行审计，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龙华区还组建换届信访受理和违纪违法查处组，全程进行监督，每镇派出一个工作小组。龙华区纪委书记吴优说，换届过程中，区纪委动态掌握信息，发现问题立即查处。此次换届选举中，共查处并通报了4起典型拉票贿选事件，起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
“除了从源头遏制贿选，三资托管还极大地缓和了基层干群矛盾。”龙华区山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海秋告诉半月谈记者，“以前，村‘两委’做了什么事，花了多少钱，村民都不清楚，以为村干部肯定在贪污，导致干群关系很紧张，彼此不信任。三资委托镇里代管之后，村里收支有了监督，账目条理清楚，既不用怕村民查账，也不怕上级来审计。基层干部工作起来更顺手了。”
维稳前提是管好经济账
为做好基层维稳工作，龙华区在每个镇建立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村集体一切收入及时足额收缴，归入中心统管资金账户。村委会、村民小组的支出，经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报镇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审核后才可执行。
“通过实行三资托管，龙华区涉及农村三资的信访件占比从65%下降到了20%。”吴优说，由于三资托管工作执行情况非常好，该区54个村委会、338个村民小组的基层村委会换届选举全部在群众的赞扬声中完成。270多名让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基层干部充实到农村管理工作中。
宁虹雯介绍，三资是农村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农民最关心的核心利益问题。全面推行农村三资托管新模式的目的，是在实现农村资产资源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主管理落到实处，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
半月谈记者从龙华区纪委了解到，村干部腐败往往是由于三资脱离有效监管。前几年在龙华区，发生过多起村官贪污案件，无一不与三资相关。因基层三资管理失控引发的案件不仅在龙华区，在海口市、海南省甚至在全国都比较普遍，极大地影响基层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落实三资托管的三大条件
宁虹雯说，通过推行三资托管新措施，将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农村，是对新时期、新阶段政府工作理念、农村资源管理配置、农村管理方式的大调整，是有效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式。
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前提。龙华区副区长王建斌说，推行三资托管前，区委区政府派出大批工作人员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座谈，调查研究，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在工作进度缓慢、遇到困难的地方进一步明确主抓单位、主要责任人，并指派工作组解决具体问题。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基础。村民是三资真正的主人，如果村民不支持，不办理委托手续，三资托管就无法实施。政府通过向村民讲明、讲透政策的益处，让村民真正理解三资托管是为了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
规范运行、依法操作是保证。吴优说，三资托管是一项新的改革，如果不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制度，工作就会无章可循，脱离预定目标。为此，龙华区规范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制定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议事程序和议事规则，确保了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2期，记者 王英诚 傅勇涛）
近年来，城市化起步较早的东部沿海地区加速拆除城乡壁垒，针对城乡统筹中暴露出来的“被上楼”等问题，进行了诸多创新型探索，使农民真正变市民，让农民真切享受城市文明。
地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城市化的关键，是人的城市化，大量的农业人口要转化为城市人口。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面临“地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等问题，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将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开展“撤村建区”。
浙江杭州市确立了“经营农村”理念，以村庄整治、农居优化、土地整理为切入点，促进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在下属五个县（市）探索“三个置换”法：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以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
另外，在市区8个城区推行以宅基地换住房、以承包地换社保同步操作的“二合一”模式，五县市则是“二选一”或“二合一”。大批农民搬离农村宅基地，住进城里公寓，得到物业管理服务，政府发给房产“三证”，享受到社保、医保服务。
江干区６７岁的农民谢大伯告诉半月谈记者：“家里共4口人，现在城里拥有一套３００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全家只住１００平米，将２００平米出租。不种地也不养猪，一年光房租就能收入好几万元哩。”据了解，该区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每户可以分到两到三套房子。63岁的丁桥村民傅大根说，政府为拆迁户办了社会保险，现在每月可领到一笔“退休工资”，看病也有保险。每年还可以获得村里“留用地”开发经营收益的分红。
桐庐县横村镇双溪村柴阿木家是低保户，他本人肢体残疾，妻子有精神智障。原住房屋顶及墙体多处破损，遇到台风或恶劣天气，需要搬到村委会去住。后来在政府的救助下，用宅基地整理补偿的钱，在横村镇上购买了一套70平米的公寓。他到镇上一家企业打工，另外，还出租了一间房，家里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建不建，怎样建，农民说了算”
一些地方在“撤村建区”过程中，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被称为“被上楼”现象。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上访、甚至农民自杀以示不满等恶性事件，引发强烈的干群矛盾冲突。如何避免此类现象，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做了很多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理念：“建不建，怎样建，农民说了算。”
杭州市在征地拆迁中“先建后拆”，先造新房，从征地拆迁到安置房建设的每个环节都交给农民“决策”。如何规划，用什么材料，选谁来施工，都由农民自己决定。农民先看到新家园，觉得好，再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农民觉得不好再改进，直到农民被完全吸引为止。
自己的新村自己建，激发了农民群众极大的热情。集士港镇祝家桥村建成了1万平方米的农民新居，没占用一分耕地，镇村未出一分钱，政府也未参与拆迁，全部由村民自己完成。“招标、施工队都是由村民自己选的”，村民张阿娥说：“为定方案，我们都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会。”
宁波市鄞州区确立了“尊重民意，维护民利，依靠民资，强化民管”的“四民原则”。旧村拆不拆，新村建不建，怎样建设，都由农民说了算。将村庄划分为几个街区，每个街区的几十户人家自己拆、自己建，资金、利益分配等问题完全由农民自己决定，只要有一户不同意拆迁，整个街区就都不建。
该区在8年时间里，共投入资金超过104亿元，推进“旧村改造新村建设”，新村建设规模达到1000多万平方米，为农村居民提供了8万多套新房源，入住农民达11万多人，实现了“零强拆、零上访、零事故”。鄞州区同时规定：对农居小区建筑层高在5层以上的，给予每平方米100元～140元的补助。目前该区多层公寓式住宅占总量的77％，共节约土地2200多亩，节地率达到42.3％。
土地收益应越来越多地让农民分享
农民变市民，农村变社区，城市扩容需要土地。不少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化解当下不断加剧的土地矛盾，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具体程序上要真正凸显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主体作用；实际效果上，要真正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杭州市在“三个置换”试点中通过置换取得的建设用地，土地出让收益除国家和省留成部分外，全额返还所在乡镇，用于农民身份转换的社会保障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
有专家指出，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让农民共享并逐步扩大“土地剪刀差”带来的利益，共建共享城市化的好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
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导贾生华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城市发展中实行“土地剪刀差”，农村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集体并不能买卖，只能由政府买，而且由政府定价。政府征用、征购土地之后，再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了巨额“剪刀差”，投入到城市建设等方面，使城市分享了农村土地的商业价值。在城市化、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土地价值日益凸显，农民的利益却没能得到保障，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引发政府和农民尖锐冲突的根源所在，应该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予以解决。
同时，贾生华建议我国在制度设计方面，可以探索开展继联产承包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之后的再一次土地制度革新，制定“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例”、土地承包法、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例，共同构成我国土地市场的完整法律体系。
也有专家认为，土地增值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巨额投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做地”的成果，其价值说成完全是农民的，要全部留给农民，不够客观，政府获得的“土地剪刀差”，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用在农村的基础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保障上了。在政府的主导下，农村变成社区，政府配套建设学校、医院等，才使得这一地块越来越“城市化”，日益增值。
杭州正在开展的城乡统筹工作中，不少地方给村集体有10%的留用地，规定不能用于住宅开发，专门用于发展“楼宇经济”，所获收益由村集体给村民分红；有的乡镇给每户征地拆迁农民赠送商铺产权等。使失地农民有稳定、长久的财产性收入。很多基层干部普遍认为，在政府主导规划下，土地收益应越来越多地让农民分享。（《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2期，记者 方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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