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10年的物价涨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破3”、“破4”、“破5”，大家心里有点慌，中国是不是迎来了物价全面上升的时期？
姚景源：虽然去年全年CPI可能不会超过3.5%，但确确实实，我们的价格是一个上升周期。对于这样一个通胀率，究竟应该怎样观察和分析？
先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不同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物价水平是不一致的。因为发展阶段一致，我们可以在“金砖四国”范围内进行比较。2010年前11个月，中国CPI同比上涨3.2%，俄罗斯上涨7.6%，印度上升了9.6%，巴西增幅达到5.25%。在“金砖四国”中，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10%，是最高的，而3.2%的物价水平又是最低的。
再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多年，CPI年平均涨幅大约是5.6%，现在的物价水平没有超过这30年的平均值。
记者：您经历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才算全面的通货膨胀？
姚景源：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是1994年的24.1%和1988年的18.8%，这两次是恶性通货膨胀，或者说是全面通胀，所有东西都在涨价。很多人还会记得当年商店里抢购的情况，连转不动的电扇都有人要买。售货员说，“对不起，这是坏的，不转了”。顾客说，“没关系，我买回去修”。
有人说现在市场上是“无一不涨”，这是不对的。你看工业领域，价格就是基本稳定的，有很多和大家关系十分密切的商品价格甚至是大幅下降的。比如汽车，上世纪90年代，一辆桑塔纳20万元，现在就几万元；42吋平板彩电10年前10万元，现在才5000元。所以工业领域价格还是稳定的，不是全面通胀。
本轮物价上涨中食品价格占大头，因此百姓感觉明显
记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有一点温和的通胀并不可怕，但在老百姓的眼里可能不是这样，为什么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感觉和反应更强烈？
姚景源：这就涉及本轮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点。
这一轮物价上涨是食品价格占大头。2010年11月的CPI涨幅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占了74%。汽车、电视虽然在降价，但是汽车、电视没有人天天买，食品要天天吃，蔬菜要顿顿消费。因此，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冲击低收入群体。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也就是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城市在36.5%左右，农村是41.0%左右，比发达国家高20多个百分点。生活水平越低的人，恩格尔系数越高，受食品价格上涨冲击的程度也就越大。所以这次国务院出台的16条，不仅有保障供给，整顿流通，维护市场秩序，还有很重要的一条，给低收入人群发放补贴。
记者：最近网上有一个帖子，是杭州的一个网友和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网友把两地的21种食品和汽油价格进行了比较，结论是杭州有12种商品比波士顿贵，您怎么看这件事？
姚景源：像青菜这样的商品，中美两国的保鲜、流通等很多成本都不一样，不好比。国际比较一般用购买力评价法，都是用标准规格一样的商品进行，比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等。
要比较一个国家的价格，还要看供给与需求。大家都知道美国科技是世界第一，其实美国农业也是世界第一，不光是产量，它的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是世界第一。美国农产品价格占有一定优势是正常的，是人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我们农业基础太薄弱，远远落后于美国。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学的意义，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今后还是要加强“三农”工作的力度。
就拿农产品流通体系来说，全世界绿豆、大蒜都不会成为投资品，但我们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农产品的流通体系太薄弱了。大家都讲香港有些东西比大陆便宜，但香港的农产品都是大陆去的，为什么也会比我们便宜？这主要就是流通环节的问题，人家有一个完善的流通体系，环节少。
党中央讲了这么多年“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但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这次物价上涨真的让很多人认识到了，农业是重要基础，农业稳，天下稳，粮价稳，百价稳。
如果粮食歉收、经济过热、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过量“三碰头”，则全面通胀可能出现
记者：2011年我们的物价上涨压力大吗？请您分析一下压力来自何方？
姚景源：今年物价上涨压力是比较大的。从国际环境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会大于2010年。这不仅是由于美国流动性过多，也要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尽管发达国家增速缓慢，新兴市场增速很快，需求也会很大。所以，国际大宗基础性商品价格上涨恐怕会大于2010年。这意味着，输入性通货膨胀对于我们的冲击会比较大。
从国内来看，我一直认为，如果有三件事碰头，通货膨胀就躲不过去。第一是粮食歉收，第二是经济过热，第三是货币和信贷过量发行和投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的规律是5年一个周期，就是两丰、两平、一歉。现在连续7年丰收，打破了60年的规律，这是因为“政策好、人努力、
天帮忙”。政策好，人努力，2011年都不
会变，就是天帮忙有不确定因素。现在我们农业基础还是薄弱，真的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就会遭受比较大的损失，1994年和1988年的通货膨胀都首先表现为粮食减产。
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防止经济过热。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有一些省计划在“十二五”期间要翻一番，翻一番意味着这些省每年增长速度要超过15％。如果大家都这样大干快上，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偏热，物价显然稳不住。所以，今年还是要处理好这三个关系，就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
还有流动性问题。去年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提高利率，做了很多工作，但回收流动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不能简单地批评货币政策 “发了那么多票子”。如果退回到2008年，我们15%的企业被迫关门，20%的企业被迫减产，上千万人失业。那种状况下，如果不是果断地出台４万亿投资刺激经济的计划，如果不是果断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不可能在世界经济中率先走出危机。我觉得，流动性过剩是我们为了战胜那场危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也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不能指望今年通货膨胀率能迅速下来。
今年控制物价上涨有利条件不少；还要力争收入增长“两同步”
记者：今年控制物价上涨，有没有有利条件？
姚景源：有利条件有两条。一个是粮食连续7年丰收，国家库存充裕，即使歉收，随时可以把储备投放出去。重要农产品，比如粮食、肉、糖、棉花、食用油都有实物储备，蔬菜没有储备。所以，我建议建立一个农产品价格调节基金，对没有实物储备的，比如蔬菜等，用它来给种植户、给流通企业贴息。一旦突发天气变化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还可以拿它给低收入群体补贴。还有一个是工业品总体供给情况良好，供给能力充裕，而且有不少行业和产品还是供给大于求。这两点是控制物价总水平的物质基础。
另外，今年除了继续落实国务院出台的16条措施外，有关部门还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加供给、保障供给，支农惠农的力度会更大一些，这对今年稳定物价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是不是我们的经济逐步全球化，物价就一定会逐步与国际接轨？怎样让老百姓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应对通胀的能力？
姚景源：经济全球化，会使商品和人才向价格较高的地方流动，最后大家价格大体都是一个水平。随着参与全球化、国际化，我们在一些领域过去长时间的低价格状态会发生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相信，大家的收入也会在全球化影响下，有比较好的增加。
我觉得，如果说中国经济保证10%的增长，3%—5%的通胀率是正常的。因为，经济增长意味着需求加大，需求加大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拉高物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只要经济在增长，物价肯定在上行。当然，我们应该尽可能做到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还有，就是让经济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
如果做到了两个同步，而且经济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就是健康的、良性的，在这种状况下物价出现一定的上行趋势，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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