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宏观数据,CPI和PPI数据分别为3.1%和7.1%,CPI增幅创下19个月新高。与此同时,央行发布数据显示,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6394亿元,同比少增275亿元,比4月减少1346亿元。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66.34万亿元,同比增长21%,比上月低0.5个百分点,M2增速连续6月回落。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仍然面临通胀压力,尽管货币政策正在紧缩。
就在5月份数据公布前的一段时间,有关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通缩或者二次探底的言论开始流行,较为中性的观点则强调两难,即一方面要防通胀,一方面又要防经济下滑。
这是因为在过去的2个月,中国经济面临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外部面临欧洲主权危机引起全球通缩的可能,而在内部,房地产调控与整顿地方融资平台让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投资,面临熄火危险。
而这种担忧传导到股市,受坏账增加疑虑以及新房交易量增幅下降影响,银行股与地产股阴跌不止,拖累大盘下泻600余点。因此,在整个五月,受伤的资本市场一直在寻找下跌的理由,这让所谓“通缩论”抬头,并期望政府放弃调控政策。
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通缩,而是通胀压力始终高悬。要知道,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下降来论证通缩是无厘头的行为,因为通货紧缩指的是市场上流通货币减少,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影响到物价下跌,形成通货紧缩。而中国住房的交易量下降,并非人们收入减少所致,而是调控造成的预期影响购买行为,尤其即使不是由调控导致下降,那也是因为资产价格膨胀的原因而非通缩。汽车销售量的逐月萎缩也非购买力下降,而是市场饱和度所起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流通货币在去年以来并未减少而是增多,尤其是民间剩余资本四处投机,成为一些农产品、中草药、收藏品等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而更直白的现象是,中国爆发全国性的加薪潮,这是因为通胀导致的生活成本增加,迫使工人提出更高的薪酬要求,这也是很多地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甚至一些地区开始征招年龄较大的工人。
作为通胀的产物,加薪潮表明,中国存在通胀压力而非通缩危险。所谓通缩,不过是资本市场投机者梦幻的拯救,尽管中国经济确实面临最纠结的局面,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经济会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因为政府的政策至今仍然较为宽松,除了抑制资产泡沫的局部政策之外。
目前,市场担忧的是政策退出与二次探底的关系,事实上,这些忧虑在中国并不存在。因为,世界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后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遭受危机的欧美国家去杠杆化后,民间经济并未复苏,而政府面临赤字危机,财政紧缩是必然选择,这可能会导致欧美经济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而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并未被华尔街的衍生品所感染,但是却实行了积极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因此,他们今天大部分面临通胀压力。
在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等国加息后,巴西央行9日上调利率75个基点至10.25%。这是该行自金融危机后连续第二次升息。新西兰央行10日也宣布,将官方现金利率从2.5%上调25个基点至2.75%。这是该行自2008年7月迄今的首次加息行动。为应对危机,中国向市场注入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流动性,尽管CPI数据温和,事实上,人们的感受已经深陷通胀,因此,中国根本不应该考虑二次探底的问题,而是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面临加息的选择。
为什么中国显得选择两难,畏首畏尾呢？这是因为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有关,即中国面临巨大的结构调整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自2006年以来就一直在稳定增长（就业）、经济转型与抑制通胀三角关系中维持均衡,而且始终将增长放在首位,并且不惜以发生所谓的“结构性通胀”为代价。尤其是在危机之中,以天量的信贷投放与财政投资完成保八任务,埋下通胀隐患。转型也需要一个稳定增长环境作为挪移的空间,而且如资源价格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都会提高中国的生产成本,增加成本性通胀压力。因此,防通胀实际上处在政策队伍之尾。
但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通胀压力、难见成效的转型以及依靠货币推动的增长经过几年的运转,现在三者之间的均衡很容易被打破。这意味着,一味维持增长的做法已经走到尽头,即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潜力不大,需要尽快转型,否则会积累更多的信贷压力、地方债务、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通胀也会爆发。因此,中国所担忧的并非二次探底,而是传统发展空间的削弱以及转型带来的阶段性混乱。
首先,转型需要淘汰落后产能、抑制低效的重复性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地产泡沫,这会削弱投资的拉动力,而外需若有不振,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动力不足。其次,调整收入分配改革,增加百姓收入才能扩大消费。而增加工人初次分配的收入,比如目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加薪潮,也会让一些竞争力较弱的企业面临倒闭风险。但是,在此阶段,新兴产业并没有成长壮大,民间投资也因行业壁垒和产能过剩而活力不足。转型让未来经济增长陷入困惑,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因此,才有担忧所谓的“通缩”、“二次探底”。
实际上,在增长、转型与通胀之间,现在中国最现实的抉择是令经济增长实现“软着陆”,即通过抑制通胀,降低货币推动增长的能力,防止经济泡沫化。也就是说,高增长不应该放在政策目标的首位了,而应该是降低增长目标,这样才有空间抑制通胀,并鼓励转型。否则,以货币继续推动高增长,必然引爆通胀,并抑制转型力量而鼓励投机性活动。
只有先引导经济实现软着陆,才能让经济处于一个可期的稳定环境中,有利于市场做出判断并进行恰当的投资。否则,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走钢丝的局面,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刺激增长,同时又要防止通胀与金融安全,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将不确定的风险推给了所有的市场主体,引起恐慌,并刺激更多的短期经济活动,更加破坏市场的稳定。因此,中国经济在区域投资计划与振兴新兴产业的双重保护下,应该逐步降低增长速度,并加快转型的步伐,让市场有一个明确的未来和希望。(21世纪经济报道)
低廉劳动力撑起的 “世界工厂”，或许正经历一场嬗变。
昨日（6月8日）上午，在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显示屏上，一只名为“美律”的个股一度躺在跌停板上。这是一家手机零组件厂商，跌停是受深圳厂区员工要求加薪的影响。
富士康一周两度加薪，推倒了加薪的“多米诺骨牌”，其他一些企业被迫跟进。《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珠三角一些企业在加薪的同时，已在思考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把工厂迁到内陆城市甚至海外。
“加薪潮”蔓延
据悉，6月6日上午，美律深圳厂区部分员工抗议排班，导致约10%生产线暂停。8日下午，美律公告称，停工问题在协调后已恢复正常。
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免提听筒制造商，美律深圳厂区约有6000名员工，底薪约为950元，上一年度调薪幅度为10%。该公司苏州厂也有三四千名员工，底薪约为850元。
谈到加薪，美律财务副总裁曾锦堂昨日表示，不能随便跟随富士康，因为美律在深圳龙华也是龙头企业，一旦加薪，其他很多企业将会抱怨，公司的年度加薪幅度有待深圳市政府在7月1日宣布。
曾锦堂同时表示，目前公司已在规划如何应对珠三角地区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情况，包括降低15%的年度材料成本，通过自动化降低劳工成本比例等，甚至从中长期考虑将生产线分散至内陆城市。
在珠三角，美律只是众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的企业之一。同样在大陆设厂的台企冠捷科技（00903，HK）主席兼行政总裁宣建生近日表示，在今年已加薪15%的基础上，考虑再调高15%~20%。服装生产销售商旭日企业 （00393，HK）董事长杨钊也表示，今年还将为员工加薪。
“富士康都调了，其他企业有不跟进的道理吗？”台湾地区电机电子公会副总干事罗怀家表示。
迁离珠三角？
不愿加薪的企业，也忙着寻找出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它们正打算将工厂从珠三角搬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替惠普代工笔记本电脑的英业达（2356，TW）正准备加速将工厂移往内陆，其在重庆的工厂预计11月进入量产阶段。另一家代工巨头——位于东莞的台达电子，在湖南郴州新建的工厂项目已经签约。
富士康主席陈伟良8日也表示，集团过去18个月一直在向内陆城市转移，同时，也会向海外比如印度转移，因为那里离客户更近，人力成本更低。
此前，香港工业总会对珠三角港商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
不过，香港工业总会理事郭振华认为，迁厂主要适合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部分实力不足的企业可能因无力搬厂而出现关停的可能。
新华网广州5月31日电（记者赖少芬 王攀 陈先锋）记者31日晚间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了解到，该企业已有部分工序恢复生产状态。有员工告知记者，其所在车间班长已经通知明天（6月1日）上班，员工未表示反对。但也有部分员工向记者表示，由于企业未能满足其要求，他们将坚持不复工。
来自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劳动部门的消息显示，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同意将正式员工的月最低工薪从1544元上调至1910元，上调366元。据南海区方面介绍，这一标准与广东省发布的机械行业平均工资指导线相同。此前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是将月工资上调800元。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有关部门31日对外表示，经各级工会、劳动保障等部门的积极协调，因劳资纠纷停产的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当天恢复生产，大部分员工回到岗位复工。
本田零部件公司自5月17日开始罢工以来，广东省、佛山市和南海区三级党委、政府官员积极促成劳资双方的协商，特别是与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层多次磋商，促成解决方案。
尽管如此，但31日复工过程仍有小波折。记者在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厂现场看到，31日下午还发生小规模冲突。部分拒绝复工的工人和数十名出现在厂区内、挂有“工会工作证”字样证件的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南海区有关人士介绍说，当天南海区狮山镇总工会从各单位、各企业的工会组织中选派了100多名工会干部到本田公司协助该厂工会开展工作。当天下午，有大约40名拒绝复工的员工试图阻止其他工人复工并因此与工会人员发生推搡，但没有人员受伤。
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有关人员31日晚间向记者表示，当天上午，企业向员工公布了最新的加薪方案，部分员工表示接受，一些生产工序已经进入恢复生产状态，但整条生产线尚未恢复正常生产，预计未来短期内不会有产品下线。
从本月17日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陆续停工并持续至今。罢工事件导致本田在华三家企业的4家工厂因为缺少汽车变速箱和发动机零件而全面停工。
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目前有1600多名员工。据员工们反映，企业自2007年以来一直采取“低工资”策略，其支付的工资仅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且长期没有改善和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时机成熟
１月２３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宣布：该省将从２月１日起上调民众最低工资标准，各类地区最低工资涨幅均超１２％。随即，全国多个省市纷纷表示要在今年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金融危机影响下首轮“加薪潮”成为近几日大街小巷热议话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近日，新华社记者分别采访了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负责人金鑫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汝熹。他们认为，当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时机已经成熟，此举将对调结构、扩内需、保民生产生积极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尚未消退，许多企业刚刚从困境中抽离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否操之过急？“不，时机已经成熟，并且符合中央‘促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民生’的总体方针。”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处长金鑫说。
在他看来，江苏此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是省委省政府对党中央精神的具体贯彻和落实。”金鑫说，党的十七大和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而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用强制力保障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对“保民生”精神的体现。
同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对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明显成效、经济企稳回升的直接反映。“经济面向好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奠定了物质基础。”金鑫介绍，该省去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４０６１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第二。人均ＧＤＰ按当年汇率折算达６４７５美元。“没有财力和企业经济状况的良好支撑，加薪只能是纸上谈兵。”
此外，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对目前企业劳动力状况的积极回应。金鑫表示江苏作为沿海发达地区，也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重要输入地，然而与周边上海、浙江等地区相比，目前的工资水平仍然偏低。
当前，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尤其是在不少经济开发区的出口加工型企业里，“招人难”现象更加凸显。“此举也是希望通过切实提高职工收入缓解当前的‘用工荒’问题。”金鑫说。
“加薪”实现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赢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但深层次的影响则是倒逼企业向技术含量更多、产品附加值更高的领域转型，从而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汝熹分析认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调结构是一大利好。
金鑫表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核心是寻求保民生与促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讲，同样意味着共赢。
“对个人来讲，可以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金鑫介绍，以江苏一类地区为例，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小时最低加班工资、日最低加班工资和法定节假日最低加班工资将分别提高到９６０元、８.３元、８８.３元和１３２.４元。“对于低收入者来说，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可观的。”
高汝熹也表示，只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一部分企业存留利润向职工让渡，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扩大群众消费能力，从而推动我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增长型转变。
“同时，此举对一些企业将产生反作用力”金鑫表示，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目前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仍然占有一定比例，这些企业要想扭转因成本上升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就必须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只有这样，产品才能获得深层竞争力，从而使企业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组合拳”保障最低工资新标顺利实施
针对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会受到部分基层企业抵制这一问题，金鑫表示该省已推出多项措施，力保新标顺利实施。
“为加强执行力，我们构建了网络化监察系统，只要发现职工举报有企业未按标准执行，一经查实，一律严处。”金鑫介绍，在确保职工工资及时到位上，目前采取三大互动机制。
一是工资分配确定机制。由企业和职工具体协商工资水平，让劳动者在工资收入中享有充分的话语权。“我们已连续５年发起‘工资邀约行动’，真正实现‘我的工资我做主’。”
二是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江苏省内１３个市全面建立起工资指导系统，定期发布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企业用工成本等。
三是支付保障机制。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查处力度，目前全省没有发现较大的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
“不过，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时，应掌握合理的比例和节奏，避免因过度上调对刚刚恢复的企业活力造成打击。”高汝熹提醒，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应循序渐进。
从江苏此次上调标准来看，１２％的幅度并不算低。“我们在提高工资标准的同时，也在积极助力企业减负稳岗。”金鑫表示，针对企业的帮扶政策将为最低工资新标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据了解，江苏省今年继续实施“五缓四减三补两协商一简化”政策，并加大督察力度，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针对省内台企密集的特点，该省在继续实施３０多项支持台企健康平稳发展和加快转型升级政策的同时，今年还将结合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继续加大对台企的帮扶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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