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的政协情愫，需回溯到五十八年前。从我初识政协、接触政协、参与政协，到退休多年后依然留恋政协，这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实在是经久难忘。在纪念政协成立60周年的时候，真的是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初识政协
说到初识政协，还真有点戏剧性。那是1951年夏季，我当时是辽西省山海关市的一名三年级小学生，被推选参加东北少年旅行团访问北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参与了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活动。其中有一项是访问著名文学家、艺术家，那天安排的是同一时间分两组访问作家赵树理和舞蹈家戴爱莲。按我个人意愿是访问赵树理，因为我对他非常崇拜，我不但反复阅读小说《小二黑结婚》，连据此改编的戏剧和电影也看过多次。不料团里有些热爱舞蹈且同我要好的小朋友，却鼓动我访问戴爱莲，并向我介绍说，“戴阿姨从小生长在国外，至今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与人交流全靠身边的翻译帮助），可她凭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在抗战期间，应宋庆龄邀请，毅然回国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以舞蹈这种特殊的形式为战斗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还讲述了一些戴阿姨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似乎不访问她，将是终身遗憾。可能也注定我与政协结缘，最后我还是参加了访问舞蹈家的队伍。就是在访问戴阿姨的院子里，当小朋友们围着戴阿姨索要签名，我欣赏院里景致时，看见悬挂在房门顶端的一个图案，图案上有红五星、齿轮麦穗，在“1949”数字下面有红旗、地球、中国版图，最下方还有一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字，我出于好奇，就向身边的大人询问，那图案代表什么。大人告诉我：“那是政协会徽。”我又追问：“政协是什么？”他们或许是考虑到一个小学生对于政治术语不一定能懂，所以很简单地跟我介绍说：“政协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咱们国家叫什么名字、国歌是哪首，国旗是什么样子，还有咱们国家的主席、副主席是谁都是在政协会议上选定的。”接着他们又告诉我，“在政协里有好多了不起的人物。戴先生（他们尊称戴阿姨为先生）就是全国政协委员。”至此，政协就在我的心中成了最神圣、伟大的一个组织名称。当旅行团在北京结束活动，辅导员让大家畅谈每个人的理想志向时，我一句“长大后我要当政协”的豪言壮语让带队的辅导员老师刘彩霞很惊讶。虽然今天看当时的表现过于天真幼稚，但是我的态度是认真肯定的。从那时起，政协在我心中真正落地生根。能够真正接触了解政协的这个愿望，终于在三十二年后实现了。
接触政协
说起我接触政协的过程，还真是有点跌宕起伏。1983年，有位老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到民革机关工作时我犹豫了。因为老领导介绍说：民革是个民主党派的简称，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让我踌躇起来，因为我父亲曾在原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各界都任过职，我为此吃过不少家庭出身的亏，而“革命委员会”因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所谓红色政权的称呼，群众对其印象不佳。老领导对我说：“民革是国民党左派，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民革是政协的重要组成单位，按界别排列，共产党排第一位，民革应列第二位……”这些话使我疑虑顿时消除且变得异常向往。到民革机关后，民革市委为了随时了解基层状况，建立了联络员制度，机关干部分别联系几个基层单位，我所联系的南关区支部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初到民革时，正值政协长春市第六届委员会，当时的民革界别有六位政协委员。民革南关区支部就占两位。一位是毕业于李宗仁创办的航空学校，多年在国民党空军任职的陆光球，当时担任南关区政协副主席；另一位则是原东北军军官，参与过西安事变，解放战争期间，在长春团管区任副司令和师管区编练组少将主任等职的陈烈新，当时他为市政协常委、南关区政协驻会副主席。他们两位的共同点就是在抗战时期都立过赫赫战功，在解放战争后期，在中共地下党策动下，在关键时刻，采取果断行动，为人民做出过应有贡献。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都是首当其冲。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厄运。在我心目中，两位区政协副主席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对陈老则更为佩服。我更为佩服的原因是通过深层次探访而取得的，这当中有一段不得不说的小插曲。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过拨乱反正开始进入落实各项政策的时期，在朝阳区支部有位成员，解放战争期间为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长春情报站的少校参谋，后经中共地下党的多方工作，发展其为我地下人员，为在敌营中发挥敌腹钢刀作用，巧妙伪装、虚与委蛇。那真是惊心动魄、艰苦卓绝，在落实政策中却遇上重重障碍，对于一个昔日专政对象，摇身一变成了离休老干部，有些人想不通。我当时在宣传处任职，为了能够达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效果，经研究，由我负责查阅一些相关档案资料，并由我执笔以其经历为原型，写了一部中篇故事在1984年9月至11月的《城市时报》（即现今《城市晚报》）连载，反响不错。继而报社的朋友约我在纪念长春解放40周年时再写一部类似故事供报纸连载。我就选定陈老作为故事原型。因陈老的老部下，曾任民革朝阳区支部主委的张树德老人向我讲过，“在围困长春时，张老在陈老手下任团长，有一天在师管区召开的一次中级以上军官会议上，面对城外重围，何去何从，有过一场非常激烈的争斗，在众多军统人员威逼下，司令举枪胁迫，陈老按照地下党指示，坚持己见，在难解难分时，他也掏出了随身驳壳枪（20响手枪）对峙，对方也是畏惧神枪手的厉害，终以陈老获胜结束。”在与陈老的频繁接触中，相互都不再见外的情况下，我从各个不同角度探讨起来，比如他的无畏坦荡、直言不讳。我毫不客气地问：“当前有些成员，因为历经坎坷，都有点心有余悸，说话都是试探着说半句留半句，您受的挫折更多更重，怎么还是不加收敛？”一向为人和善的陈老居然虎目圆睁，向我反问：“收敛什么？不让我提尖锐点的意见？”然后又向我问道：“你知道什么叫诤友嘛？”见我一时答不上，开始向我解释说：“诤友就是要直言不讳。可以这么说，真正为人民的共产党，它就需要诤友。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只看长官脸色眼神行事，那是溜须奉承的势利小人。这样的人对社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应该知道，共产党打江山不容易，要想社会不断进步，就得让执政党有一批敢于建言的诤友。”
对陈老的“诤友说”因为是在闲聊状态下进行的，我没有记录，事后也未追记，可我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事过多年，对我来说依然记忆犹新，甚至终生难忘。
如果说陈老的直言不讳是由他个人的性格特点决定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在政协全会时被安排在大会宣传组同各新闻媒体朋友一起采访不同界别政协委员时，看到他们直率、坦诚、无私、无畏地发表真知灼见，而政协相关部门又是那样诚恳热情地接纳各种不同的诤言并及时转送各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和解决，我深受感动。
参与政协
可以这么说，自从我接触一些政协委员，并参与一些具体工作后真是深受感触，逐渐萌生出一种奢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加入到政协的队伍中，该有多好。曾经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有一天实现了。1992年，民革长春市委换届，我担任了民革长春市委秘书长一职，按工作需要，我成为政协长春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这样我就身兼政协委员和文史委员两个职务，我在着手编辑《长春文史资料》（民革特辑）的时候，进一步感悟到政协工作的与众不同。当时我是与民革长春市委副主委、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时也是市政协文史委委员的孙维张和时任民革长春市委宣传处处长的徐秀强，分别担任主编、副主编主持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实际工作中，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期特辑共有12篇由民革党员以亲历亲见亲闻而撰写的文稿，内容涉及日伪、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关抗战，国内战争期间军警特等方面的人物与事件，就我本人学识与水平，很难把握稿件的准确性，也有重重顾忌，只有时时向孙主委请教。孙教授以他的博学和胆识，将我想到的一些疑点一一澄清，并明确告诉我：“文史资料的原则就是不拘观点，要真实，只要不是虚构情节、歪曲历史或篡改历史本来面目，就可以刊发。”并给我吃定心丸说：“只要不离文史资料原则要求，出了问题我担待。”这一席话，不但让我当时深受鼓舞，在多年后，甚至我退休多年，还从中受益。当我发现一些文史资料线索或一些文稿时，虽然有的人物与事件因其独特性，或许引发争议，但它却是不宜抛失、不可多得的，哪怕只是稍有可取之处，我就会本着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加以推荐。正是这位有胆有识，曾经给我打气壮胆的老教授，也有给我大泼冷水的时候。
记得是我们任政协委员都将届满的时候，我在多次参加视察和调研获得一些第一手资料后，准备一份发言稿，内容是针对“打假”问题。我在电话中对他念了一遍，他立刻问我：“你是不是带着一些情绪写的？”我承认我确实是心怀愤懑而写的，因为全文第一句开头就写到“市场商品的假冒伪劣，已引起全社会深恶痛绝。”在谈到“打假需要同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时，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从打假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看，确实存在着‘猫鼠同堂、狼狈为奸’，联手坑害百姓的现象。”孙教授立刻指出：“只写‘猫鼠同堂’即可，不必再加‘狼狈为奸’，这样既免去语句重复，又可以减弱一点尖刻程度，咱们议政，提些批评建议面对的往往是政府相关部门，更该持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偏激，因为我们的言谈举止，常常要代表政协的形象，更要格外注意。”为此，我删掉文中“狼狈为奸”一词交到大会。这件事对我日后参与一些活动时要注意把握分寸产生不小影响。比如我担任政协委员期间，经政协社会法制委推荐，先后受聘担任市政法委、法院的监督员，甚至在我退休后仍受聘担任市政府有关委办局的行风监督员。我一直都牢记要注意保持政协形象，坚持与人为善，在参与明察暗访时，更慎重小心。记得为处理明察暗访中一个当时看确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由于采取了与人为善的态度，把握好分寸而得以妥善解决，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真的是在不忘政协形象的谆谆告诫下所取得的结果。
留恋政协
说心里话，当我临近退休年龄，所担任的政协委员也将届满时，真有一种依依难舍之情怀。因为我从接触政协到参与政协活动，这个集体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关心，相互扶持，给人一种团结和睦大家庭的感觉。在活动中又能相互启发智能、增长才干，又像是生活在一座学校当中。也许是因为政协几经搬迁，离我家越来越近，政协与我的关系和情感非但没有疏远而淡薄，相反，倒是越发亲近而深厚。以我所一直钟爱的文史工作为例，我退休时，当时主持文史委笔政，以后又担任政协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职务的原建新同志，与我始终未中断联系。不但常常邀我参与一些相关活动，并将一项很重要的书稿编辑出版任务，特别责成由我牵头去完成，此后与政协各相关部门我都保持着密切联系，至今未断。
（作者：民革长春市委员会原秘书长，长春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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