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方法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掌握这种方法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领导干部掌握辩证思维方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环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掌握辩证思维的实质，确立党的领导干部“照辩证法办事”的思维习惯
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７日，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概念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科学工具。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事物的矛盾本性去思考问题、发现真理。黑格尔指出:“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关于这一点,列宁也讲得很清楚，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首先, 辩证思维认为任何具体事物都是包含有差别与对立的两方面的统一体。黑格尔断言：天地间“无论什么可以说得上存在的东西，必定是具体的东西，因而包含有差别和对立于自己本身内的东西。”因此,对任何事物都要从两方面去看, 有正面也有反面,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次, 所谓“矛盾着的部分”,就是处在对立统一关系中的部分。矛盾的两个方面,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处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所以,我们观察各种具体问题,处理矛盾的正面和反面、主要和次要、普遍和特殊等关系时,都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它的每一个方面。黑格尔指出:“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本质上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并且只是存在于他们的相互联系中。北极的磁石没有南极便不存在，反之亦然。”列宁也指出:“辩证的东西=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在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它的每一个方面，这是辩证思维的实质,也是辩证法之所以成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的奥妙所在。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辩证思维方法是总结人类认识史（古代自发的辩证思维方法，近代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所得到的一种高级的思维方法。会思维是人类的本能，会辩证思维，则需要后天的培养。掌握辩证思维方法，是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理论素养。黑格尔说:“思辨的东西，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对于尚未经训练的,不自觉的思维能力说来,也是最困难的方面。”
如何训练和提高领导干部的辩证思维能力呢？首先，要认真学习哲学，加强理论修养，真正掌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恩格斯说：“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陈云同志在总结自己领导工作经验时也说：“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其次，要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自觉养成“照辩证法办事”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的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件事，即出主意和用干部。出主意即决策就是思维活动。由于领导活动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导向性，对一个组织、一个地区的发展和变化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领导干部的思维习惯在领导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掌握“‘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确立党的领导干部全面性看问题的思维准则
由于“文革”中严酷的“路线斗争”的影响,一些人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独断论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即总是喜欢用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和分析问题，其结果往往是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譬如，评价事物时，非好即坏，非坏即好，一是则百是，一非则百非。是非好坏之间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其实，事物总是复杂的，极端的状态只是理论上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现实的情形。对于现实事物来说，真与假、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美与丑等等，并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既非此即彼，又亦此亦彼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因此，事物更多的情况是在两极之间存在着多样的可能性。
物如此，人亦如此。再伟大的人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再渺小的人也会有他的可取之处。俗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世界上从来就不曾存在十全十美的人。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艺术作品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往往把好人和坏人截然二分，让观众一目了然。结果却造成了人物性格的贫乏和单调。这种“脸谱化”和程式化的艺术表现，大倒欣赏者的胃口。其实，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复杂的，人也总是复杂的。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精辟指出:“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譬如说,世界不是有限的,则必是无限的,两者之中,只有一种说法是真的。殊不知,具体的玄思的真理,恰好不是这样,恰好没有这种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 “并没有一个无限物，原先是无限，尔后又必须变成有限，超越到有限性；它乃是本身既有限，又无限。”
与严格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相反,恩格斯指出:“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相互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由于独断论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我国曾经大肆泛滥，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几乎沉淀为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为种种片面性：一是“一刀切”的工作方法，即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时，不看具体条件如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搞一个标准，一个模式，这是在处理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片面性。二是在工作中搞非此即彼、顾此失彼，即在分析和解决矛盾时，只注意矛盾的此方，而忽视了与它对立统一的彼方。碰了壁之后，转而又强调原先被忽视的彼方，把此方忘记了，造成非此即彼、顾此失彼，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片面性错误。因此，使领导干部掌握“‘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确立全面性看问题的思维准则，非常必要。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独断论者看来,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只看到了两种制度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面,而看不到两种制度之间相容共生的一面,而追求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纯粹的公有制、纯粹的按劳分配、纯粹的共产主义道德。由此出发,产生了种种奇谈怪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将贫穷与社会主义划等号,将富裕同资本主义划等号,认为生产力发展了,会产生资本家,造成资本主义复辟,即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火车则是“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其实，这种严格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生,源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概括地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区别,二是联系,区别和联系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当然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社会主义又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直接批判地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能不带有“亦此亦彼”的中介性质,不可能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从经济成份来看,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经济外,还有个体经济、集体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等多种形式；从分配分式上看,除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主体分配形式之外,还有按资分配、按股分配以及风险收入等多种形式； 从社会阶层来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除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外，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看，也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人人皆应为舜尧”的圣人式单一要求,注重从基础抓起、分层要求、逐步提高等等；从统一祖国的方式上看,以“一国两制”作为统一祖国的过渡形式,其中介性质更是不言而喻,它实际上是由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所决定的唯一可能的选择。
三、掌握“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确立党的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思维原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面临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新定位的问题。现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很危险的心态：“只讲关系，不讲原则”；“只顾自己，不顾多数”；“只讲实惠，不讲奉献”，把人生的价值取向选择在“捞实惠”的不健康方位上，由此导致了一些人创业意识泯灭，官德人格丧失。江泽民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由于对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经验不够了解，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在思想作风和组织纪律上还需要进一步锻炼；有的干部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不注意大局，不注意政治，甚至分不清基本的原则是非界限；有的干部作风漂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有的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堕落成腐败分子、犯罪分子。” 因此，使党的领导干部确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确立坚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的思想基础。掌握“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确立执政为民的思维原则，意义重大。
客观存在包括事实与价值,事实与价值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一个事物,首先要认识其事实,包括其性质、结构、层次、属性、过程、关系等等,同时还要认识其价值,即认识其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对客观事物,只认识其事实,不认识其价值,是不全面的。而要认识其价值,首先必须认识其事实。不认识事实,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其价值。在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的关系上，过去人们往往只注重对事实的认识,如片面强调“实事求是”，忽视对价值的认识,因而在认识上产生一些片面性。辩证思维方法既重视事实、又注重价值,把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结合起来了。
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指的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状态,指客体的存在、属性符合主体的需要、适合主体的尺度。价值作为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一方面,离开主体的需要是无所谓价值的,无人的世界是没有价值的世界,价值的性质和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主体的状况,主要由主体的需要、利益等内在尺度所决定,客体的属性只有符合主体的需要,才能对主体有意义；另一方面,离开客体的属性,主体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也不会有价值。价值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的交错点,这个交错点意味着客体的属性满足了主体的需要,从而生成一种新质,这就是价值。
所谓价值分析方法,就是指从意义和效用的角度对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确定的方法。既然价值分析就是指价值主体从自身需要出发对客体意义的判定,是有利、有害还是无关等等，那么，要进行科学的价值分析,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价值分析必须以科学的事实分析为基础,二是价值分析必须科学地界定价值主体并依据科学的标准进行。
首先，邓小平理论科学地界定了价值主体,那就是人民群众,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顶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领导干部牢固地确立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牢固地确立执政为民的思维原则，意义重大。这不仅因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大限度地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是为小集团,更不是为个人,党的利益与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历来是以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历来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奋斗的,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不仅是工作方法的问题，也是思想方法和世界观的问题，是对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态度的问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三个代表’要求衡量和检查我们的思想和工作。”
其次，邓小平理论还科学地界定了价值分析的根本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结合的典范。“三个有利于”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基础，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目的，领导干部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自觉的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也就是自觉地坚持了“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也就是自觉地坚持了执政为民的思维原则。
领导干部掌握辩证思维方法，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进入２１世纪，江泽民同志又振聋发聩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不仅取决于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毫无疑问，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党的各级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必将越来越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必将越来越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必将越走越宽广！
作者简介: 刘国洲，男，哲学硕士，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副教授。
| 欢迎光临 老秘网_材夜思范文 (http://caiyes.cn/) | Powered by Discuz! X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