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直依赖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呈典型的二轮驱动特征，在“十一五”新一轮经济增长上升期中，将面临新的挑战。据预测，今后外需增长动力将减弱，投资增长己近极限，国内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一、三明市当前消费需求的现状及问题
1. 消费率持续走低。 “九五”以来，在投资和出口的强劲拉动下，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有效地促进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2005年全市最终消费总额达178亿元，比上年增长4.24 %。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最终消费率却持续走低。2002—2004年全市消费率分别为48.5%、47.6%和46.55，比全国平均水平58%、55.4%和53.6%，分别低9.5、7.8和7.05 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但2005年三明市最终消费率仅达45.5%，居民消费率仅为38 %，分别比1990年下降了8.7和3.42个百分点，为历史以来最低点，属典型的高储蓄、低消费。居民消费率的明显偏低，是消费率总体偏低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同时也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2. 居民整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从消费层次来看，社会居民消费支出仍以基本生活资料为主。2005年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0.6%，比2000年的43.2%下降了2.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40.9%低0.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为46.3%，比2000年的48.2%下降了1.9个百分点，但比全省平均水平46.1%高0.2个百分点。而1992年美国全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只有12%，法国只有18.6%。以电器普及率为例，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全市每百户城镇居民空调、电冰箱和微波炉拥有率分别为92%、98%和53%，而大部分农村人口还处于温饱向小康的过渡时期，有和尚未脱贫，消费水平就更低，农村居民空调、电冰箱和微波炉拥有率仅分别为4%、29%和6%，而日本同类电器1995年全国普及率分别达到88.49%、98.4%、98.4%。可见，即使消费水平较高的城镇层面，也与发达国家消费存在悬殊差距。这些数据比较表明，作为现代化消费大类商品的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在三明市的家庭普及率还很低，市场远没有接近饱和状态。
3. 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水平很低。2005年全市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仅占消费支出的25.6 %，而西方国家劳务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通常在50%甚至更高。
二、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现阶段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
1.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2005年全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397元，“十五”期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209元，年均增长5.8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仅比城镇居民低，而且近几年来持续在低水平徘徊。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必然限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2. 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拉大，收入与消费倾向成逆向变化。在居民收入增长趋缓的同时，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趋势，从而使全社会平均消费需求倾向减弱，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不仅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较大，而且城镇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拉大。从城乡来看，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倍；从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来看，高收入户的年人均收入是低收入户的6.17倍，农村居民高收入户的年人均收入是低收入户的3.26倍。由于收入分配不均，使不同阶层实现购买力程度不同，突出表现为收入高的群体实现程度低，收入低的群体实现程度高。这样直接导致一方面低收入阶层有旺盛的消费需求但购买力不足，消费潜力难以释放；另一方面拥有强盛购买力的高收入群体，其消费需求基本实现，购买力大量以储蓄和金融资产的形式沉淀下来，这一反差也是形成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3. 居民收支预期变化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一是收入预期不确定。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企业改革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压力，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难度加大，与就业直接相关的收入不乐观。同时，社会各阶层收入结构中，工资等持久性收入比重减少，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及补贴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较2000年下降1.85个百分点，其他临时性收入比重增加，这种情况也不能形成可靠的收入预期。二是支出预期不确定，居民对自己承担的改革成本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程度预期不明，同时住房商品化、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也增加了人们的支出预期，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非消费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明显提高，比2000年提高了2.78个百分点，表明居民支出预期不确定程度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4.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重了居民消费心里不良预期。近年来，我国对旧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教育费用支出增长过快过高、医疗价格快速上涨、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运作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等问题，给居民的消费心里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改革提示人们公费福利支出将大幅度减少，个人支出将大幅度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支出预期，迫使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倾向下降，于是形成了紧缩消费效应。
5. 消费品供给结构滞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随着居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处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的过程中，正从“吃、穿、用”向“住、行”升级，而消费品供给结构却未能与消费结构相匹配，存在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及不同消费层次的消费不能有效衔接，出现了“储币待购”的行为。
6. 消费政策和环境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政策和环境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与错综复杂的消费市场不相适应，社会信用监管制度不完善，消费信用环境差，尤其是消费市场中制假售假、伪劣假冒现象屡禁不止，同时新兴主导消费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
三、促进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是我国经济工作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从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大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为此，应着力抓好消费这一主线，把握消费引擎推动经济持发展。
1.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没有收入的支撑，不可能有消费的增长。首先，必须从增加居民收入着手来促进消费需求。三明市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75.4 %，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应着力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缩小高低收入户之间的差距。要以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按照市场需求安排农产品生产。要以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升作为农民增收的支撑点，以科技为动力，全面提升农民素质，从整体上提高农户增收水平。其次，应建立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稳定机制，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有大批人员的工资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应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提高这一群体的收入。
2. 稳定收支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扩大就业，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的有效途径。目前三明市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偏低，不仅远不及高收入大国平均68.5 %水平，与中下等收入大国平均47.3 %水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为此，应加快行业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就业潜力较大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和包括社区服务在内的居民服务等服务业。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拓宽就业渠道，特别应鼓励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增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对劳动力的需求能力，切实增加居民的收入。
3.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应加快建立和完善医疗、失业、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尤其应加快建立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消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改善消费心理预期。
4. 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张和结构的升级。据计算，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因此应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张和结构的升级。在农村应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拓展劳动力转移空间。发展小城镇要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有机结合，大力培育小城镇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吸纳农业人口，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有效载体作用，着实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5. 改善消费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目前我国消费信用与生产信用不对称，既影响了消费结构升级，也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发展信用消费，使购买高价值商品有提前实现的可能，能够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购上不足，购下有余”的消费断层问题，使有稳定收入，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居民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提前实现消费愿望。为此，应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优化社会信用环境，积极发展消费信贷，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促使居民消费从自我积累型向信用支持型转变。
6. 加大设施基础建设，扩大市场需求。我市目前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使得农村市场始终处在一种分割状态，无法发挥正常的规模效应，抑制了农村市场的结构升级。应加大对消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快城乡公共交通、水利、住宅、供水、供电、供热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拓宽城乡市场、扩大居民消费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简介：林琴良，三明市统计局统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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